现在回过头来审视一下“阶级斗争”年代创作的文艺作品，总是过分强调人的阶级性而抹杀人的共性。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可以将一些阶级神圣化，而将另一些阶级妖魔化。最典型的莫过于《白毛女》这个戏了。

家大业大的大地主黄世仁看中一个穷丫头，还用得着象个性饥渴色狼那样不顾脸面在祠堂强j*喜儿吗？他只要命令管家穆仁智出面就一切搞掂了。古往今来，那些大富大贵的显官重臣、地主豪绅有哪个想玩个把女人是自己急吼吼亲自动手，不都是手下的帮闲或诱骗或威逼或抢夺遂其心愿。富而霸气的西门庆看中市井婆娘潘金莲，还要借助王婆来拉皮条。凭着他在地方上的地位和势力，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也要顾全豪绅公子的尊严，决不会做出痞子、无赖的下三滥手段强行霸占潘金莲。如今的达官豪富，他们养情妇，包二奶的行为方式，和古时豪强霸人妻女的做法无甚差异。富人圈里也会保持富人的所谓形象，那怕俗到极点，滥到极点，也要讲派头，装风雅，这是富人的共性，黄世仁岂能例外。

再说穷到骨头的杨白劳，既不是受过革命锻炼的共[chan*]党员，也没有受过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是一个地地道道旧社会农村最底层的佃农。农村的贫困农民想改换门庭比登天还难，很多穷人通过嫁女儿来改善生活状况也是社会常情。现如今受过高等教育也想靠嫁人来改变命运的女人有增无减，何况一个胸无点墨、见闻不广的杨白劳和喜儿，能无视金钱的诱惑而拒绝东家黄世仁的求婚吗？一般有点姿色的女孩被富人看上还感到有些自豪哩。这也是人的共性，杨白劳和喜儿焉能跳出共性圈外。

《白毛女》剧中主要人物黄世仁、喜儿、杨白劳等都被作者抹杀了人的共性，突出阶级性。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本应财大气粗威严有加又派头十足的黄世仁，被描写成猥瑣、无赖、地痞、恶棍的形象，把剥削阶级人物妖魔化。而杨白劳和喜儿这些贫雇农好象是先天就不爱金钱，先天就蔑视富贵，所以虽穷到骨头的杨家父女也必需拒绝黄世仁的求婚，以死抗争，才显出贫雇农的骨气和伟大，把无产阶级人物神圣化。

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不惜捏造阶级敌人的恶行。四川成都安仁镇大地主刘文彩，就被勾画成一副恶霸嘴脸，说他喝人奶长大，私设水牢，还虚构一个农妇“冷秀英”在水牢泡了几天，载入小学语文课本上。

刘文彩兴建电站、创办文彩中学等为地方做出的贡献且不说，他的弟弟刘文辉当四川省政府主[xi]时，曾下令各县：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20世纪30年代，刘文辉的政令得到坚决贯彻执行，四川各县的学校都象模象样，而县衙门的房子低矮破旧，门墙倾斜。

刘氏家族尽管是地主、军阀，买卖鸦片，盘剥百姓，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但他们那种对教育的重视，仍感人至深。

阶级斗争曾把某些人神圣化，某些人妖魔化，现在应该是还原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200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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