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专业知识分子多如牛毛，由于现代分类学的分类越来越细，知识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专，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女人性高[chao]快感的“专家学者”，唯独公共知识分子却越来越稀少，大有在地球上绝迹的趋势。

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一定数量公共知识分子的，他勇敢地冲击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麻木思想，启发人们的思路，对让人愤懑的常规发起挑战。

哪些人是公共知识分子呢？《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的作者美国波斯纳告诉我们说，那些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一个物理学家尽管他在物理方面可能卓有建树，但他因为不参与社会问题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即使一个人没有多高的学历，但是他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这种知识分子外国较多，法国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表现堪称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作代价，为一个不认识的小人物伸张正义，践履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为后世垂下良范。他那篇伟大的檄文《我控诉！》震撼了法国知识界，左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

20世纪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罗素、杜威、韦伯、加缪等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直面社会问题的勇气，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大爱激发他们的良知，再加上知识分子的本色：不平则鸣！他们必须发声。

在中国，远古不说，清末就有鲜血警世的谭嗣同，民国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建国初也还有“温言细语”的邓拓、“疾言厉色”的梁漱溟……可是，现在呢？我们的知识分子逐渐走进了学院的象牙塔，蛰居在幽静的书斋里，把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都埋藏在头脑里，这正暴露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内心的自私。

波斯纳把公共知识分子日益衰退的原因归之于知识的过于专业化和职业化，学科之间难于沟通，任何个人仅是本专业的权威，而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各学科都熟悉的通才，这样才能洞悉社会存在的弊病，提出锐利的见地。

波斯纳这部书是针对美国社会现实写的，但对中国社会并不完全适用。这主要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举个例吧：

关于政治文明的观点，我们的传媒不时会冒出些左调，慢道是美国，就拿我们的香港来说，闹非典那阵，香港有议员认为特首处置不力，提出倒董动议，提交立法会表决未获通过。这是民主政治很正常的依法问责，经我们媒体一过滤，便提炼出“香港特区政府挫败倒董阴谋”的主题。

类似于上述我国的“政治民主”，还有那个敢冒“阴谋”的帽子为民请命！

中国是非常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因为只有我们的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多起来，社会的弊病才能够得到迅速治疗，我们的社会才更加健康。（2007·10·14·）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