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人余地自杀而谈起
《诗人》
在这个年龄,诗来找他,像一个送葬的人。
面对敞开的坟墓,他醒悟,诗意像一道黑暗。
诗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写着遗嘱。
这是余地8月27日,在《内心:幽暗的花园》顿悟的死亡,但他同时挣扎着向刚满月的双胞胎《儿子》发誓:做“匹温顺的马,驮着儿子,爬向渐渐明亮的天空。最后,他们一起穿过最深的黑暗。”
但是10月4日半夜,他却操起了菜刀;和赶来劝阻的癌症妻子争执一番,把她哄骗去卫生间洗浴后,在黎明前闪亮了自刎之刃——为这厚重的文人/诗人的自杀碑,又刻上了一个血腥的名字……
这又在诗文者及其爱好者中间,激起了层层涟漪……
大家纷纷疑问:诗人余地风华正茂恰值而立之年,妻子虽癌症可也化疗救治中,喜添双胞胎儿子尚小可爱又渴爱,自己的写作收入还是比较丰厚啊——既未穷途潦倒何来穷途末路呢?!
悲哀之际不乏探究反思的人们:有人说这是人生特别是文人/诗人的较多不幸,应该尊重逝者的选择;有人说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不公平,应该避免不良的后果及其影响;有人说这是缺乏道德和理智,应该谴责逃避责任的懦怯。
这些看法见仁见智、各有道理,但我仍觉得有未切实际要点、甚至空泛老调之憾。
雪藏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难道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公平?
除了尊重,还有没有可能减免一些这较多的不幸?
责任心、道德感、理智性等,真能适合这许多人的迫切需要吗?
比如,我们的矿难在外人看就是“民族性自杀”,以前宣传保密时期飙升至每年死亡万人,在国人重视安全生产和外国人抵制血煤等压力/努力下,也在向好“生产翻番、矿难减半”的趋势。
又如,有关部门针对某些特殊职业,陆续采取了“取缔‘红眼’航班或车班”的相应保护性对策,使这些行业的伤亡事故得以下降。
因此,人类为了探究或获取物质的精神的财富中,并不仅是表明“这是地狱之门!懦怯者慎入”,还是会设法努力降低风险甚至伤亡的——这才是科学发展观的主旨。就好比,现在追究骚祖屈原国难当头却“牢骚满腹悲歌投江”,和诗仙李白“酗酒艳诗溺水捞月”,这些“自绝于祖国人民家庭”的浪荡懦怯行为,既与事无补也于后无益。
我从此事发现两个现象:
一是许多人认为诗歌是写给别人看的,实际上忽略了诗人自己的抒发或欲望的体现;
二是许多人认为诗人是可以去理论的,实际上忽略了诗人自己的欲望或生死的挣扎。
作家/诗人有其特殊的一面,那就是欲望的激荡!别说是理性思维或感性思维,透过“拳头加枕头”等“下半身写作”,也全部淹没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原欲当中——这点莎翁看得很清楚!
通俗说就是,以杀人及自杀的本能为出发点,去从事心理精神类的工作或事业的人,罹患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的几率极大。这也说明作家、特别是诗人,横死及自杀的比较多些。顾城就是典型例子——杀妻后自杀;张纯如则是感染于南京大屠杀愤而吞枪。
俗语“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对于那些在人性心灵的海洋中的弄潮儿,遇到惊涛骇浪而无论怎样不幸沉没——都算做是以身殉职的赤子——他们把身心奉献给了永远不能成熟和满足的人类欲望,就象是振聩发聋的雷电瞬间即逝——灵寒敏暖的霜露悄然而亡……
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目前这个社会,还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得已的初级阶段;发达国家社会医药费用的支出,用于心理/精神的医保方面,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当然,还有长期形成了党政工青群等“组织上”,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愚昧痼疾!这种社会/行政性的恶劣传统,已是我们试图弥补上述差距的巨大障碍。
马加爵及其同学们和顾城及其余地们,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如果通过准确及时完善的医疗保健救治,这些悲剧是很有可能得到解决或避免的。如此,在这个问题上追究理性甚至觉悟,就显得有些无知甚至残忍了?
美国的欣克利枪击重伤里根总统等人,法院判决其精神病患发作、不承担后果责任、强制入院治疗;总统也支持了法律特别是医学的规则,看着肇事者病愈娶妻去巴黎度蜜月……
我们作为诗文的从事者或爱好者,面对如此不幸的社会环境,如果坚持人文传统和科学发展观,就更应当吸取教训去推动上述医学医保的事业发展,特别是对于那些容易发生或感染这类疾患的人们。
今天,丧钟为你我而鸣——让我们互助摸索黑暗;
明天,太阳还会升起——让我们共同迎接黎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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