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曾这样描述中国的现状：是“一穷二白”。当时人们习惯性思维大都理解为:文化和科学落后、基础差、底子薄。

读黄仁宇先生的一些著作，对这个说法又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黄先生在论述《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中说道：“毛泽东曾说过中国是‘一穷二白’，我起先没有想到这二因素有互相关联之处。至于说到贫穷，我倒有切身的经验。”

首先，造成所谓“穷”的客观原因是中国是历史上连年内战、外国列强掠夺的国家且贫病多难。

那么，“穷”也和“白”相关联。“白”则是缺少现代“人文因素”。“既穷则白，既白则穷，一方面衣食未周，一方面又缺乏组织能力。”

美国一历史学家曾说过，“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最富裕，最肥腴，耕耘完美，操作勤劳，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之一。现在看来，它在长久期间之内，就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说：“中国劳工工资之低，不容易维持一家生计。”

说到“民穷”，黄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指出：“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在于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以往的历史教材，把中国历史上“民穷”的原因，直接归罪于赋税。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当时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

那么为什么各种文献之中又有“汗牛充栋”的呼吁，总是说税重民贫？“其答案则是一般税率虽低，这税率是不分大小，向全民抽取的。即一个贫农有五亩田，也和一个富农有五百亩田依同税率纳税。富裕的地主可以重价购入卖方的产业，而只接受其税率之一部。”“中国１５世纪以来人口大量增加，生活程度有退无进，不能说与这串相连发生的奇迹，没有关系。”

其次，历代的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是造成“一穷二白”的根本原因。

专制通常指的是政治权力的个人或集团的垄断以及意识形态的管制。这是从狭义上理解，从广义上看，专制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的个人或集团的垄断，极端的专制可以是社会无所不包的权力的个人或集团的绝对垄断。

黄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说：“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黄先生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与中国明清体制有一种基本不同之点则是政府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的伸缩。它利用中央银行及证券市场的影响，可以左右商业的趋向。

“所谓官僚政治，有下列各种特点：（１）官僚政治自认为自然法规已被它笼致无余。（２）与带有宗教色彩的中国君主制度不可分离。（３）这种制度，常借力于思想上假设的成分。（４）这制度以上级理想为原则，不以下级实情为准据。（５）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官僚政治有其独占性，其称“天无二日”，也就是理想上之至美至善不容第二者抗衡。

历史上常说的，上智下愚，人微言轻、官贵民轻也是这个道理。

官僚政治的诸多弊端孳生腐败的土壤，造成政府低能。贪污是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之一，到了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明朝——尤其是明中叶以后，更是如此。尽管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立法甚严，甚至有贪污六十两银就“剥皮实革”的规定，但明代贪污搜刮之风事实上却甚于历代。作为封建官僚政治中最腐败势力的代表者宦官，则表现得比一般官员更为突出。其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皇帝要求臣下的，主要是绝对忠君，而不是如何贪廉。这里有很鲜明的例子：嘉靖时，太监杜泰提督光禄寺，“贪甚，所干没内帑银以巨万计”，被光禄寺少卿马从谦告发，杜泰遂亦奏马从谦诽谤不忠。结果，“上竟以从谦诽谤，发极边卫充军；泰革任，以能发谤臣罪，免罪。从谦遂死杖下。”［129］由此可见，宦官是作为皇帝的心腹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在君王眼里，他们是最忠诚者。在皇权的庇护下，他们贪污勒索的肆无忌惮，也就无足称奇了。

让我们用黄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所以今日中国的改革，不是所谓提倡资本主义，而是统筹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融合。除非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不能避免一穷二白的命运。所以须改革的也不仅是经济体制，也不是所谓封建制度，而须革除传统的官僚政治，包括金字塔倒砌的作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