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时光的长河流到了二十世纪的年末岁尾。

站在这世纪的门槛上,眺望未来,回首以往,人民对我的情,给我的爱,给我的信任和尊敬,使我心潮激荡,热血奔涌,也感受到人生的壮美与幸福。

我想起了97年我拍摄的12部电视节目和为十几个单位写过的演讲稿和朗诵诗。他们不仅在省、地参赛中都获了奖,而且每一个作品的完成,都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故事。

97年8月,教育局要拍摄一部反映“义务教育工程”的电视片,向省教委汇报,为了保障有水平、上档次,财务科长后来当上了教育局副局长的李龙昌对我说,他们最初决定在全县三千名教师队伍里,抽10名精兵强将,组成一个强大的写作班子,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但在看了我为地税局、邮电局、城关医院、泗交镇和电线厂等拍摄的几部专题后,立即改变主意。还和局长一起来到我家找我。说要我高度重视20天完成。我说:“我要做得工作很多,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专干你们这一项工作。”结果我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脚本的写作。一周就拍摄完成,那位老局长还说,不愧从他的手里,把我送到了县委。

同年10月,我为技术监督局写的演讲稿,不仅在地区获了二等奖。他们的副局长张金星还告诉我说:“演讲结束后,就有三、四个县的同志,争着要这个稿子。”我问:“你说这么好,那为啥不获一等奖?”他解释说,获一等奖的人,只是因为用《计量监督法》解决了几个大问题。

98年元旦,县上举办文艺汇演,农业局代表农委,准备出演一个改革开放给农业带来巨大变化的配乐诗朗诵。诗由谁写?局委会一班人还经过研究讨论,最后决定让我帮这个忙。尽管我反复强调,我没有写过这类体裁的东西,但他们还是不依不饶。

朗诵诗完成交给他们后,没几天,他们告诉我说,县委一位副书记在验收节目时,看了一下本子说:节目我就不看了,凭这个本子,你们就稳拿头等奖。因作品上注得是我的一个笔名,那位书记还一个劲地打听,这到底是谁写的?

节目采排的那天晚上,他们把我和县上的有关人士请去观看、指导。在听了两位朗诵者的试演后,著名导演、文化馆长说:“作者的诗写得这么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而你们却象学生念书一样,我要是作者,非打你们一顿不可。”

当场的人都笑了。

接着他说,你们听着,我给大家朗诵几段:

“新中国诞生前夕,面对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一个美国人曾发出感叹: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共[chan*]党的最大难题!

正国为如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我们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xi],实行一系列兴农措举。

从互助组、合作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

几十年苦苦挣扎,几十年赶超奋进。

结果,除了汗水流尽,土地呻吟,国人还在为饥饿哭泣流泪。

为此,毛泽东主[xi]大惑不解。

党的第一线领导集体彻夜难眠。

是土地变得吝啬?

这是政策束缚了农民的首创精神?

这时,安徽凤阳一个叫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写下血书,按着手印,偷偷实行了分田到户,不仅一下子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还向国家上交几百万斤!

这消息象一声春雷,跨越千山万水,飞向中南海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伟人邓小平兴奋不已,他迈着小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连连说,‘这就是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此,神洲大地,十二亿国人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向小康迈进!”

他的朗诵把大家都听得激动起来,其中一个说,姚部长的作品,经樊导这么一念,把我的心都燃烧起来了。

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他。

98年底,纪检委副书记张铁栓给我说,想让我给他们的梁雨润书记写一篇通讯,并送来了好几份资料,说是赶在《河东文学》纪检特刊上用,还问我5天内是否能拿出来。

第二天傍晚,当我把《夏县来了个‘包青天’》打印好送给他时,他怎么也不相信我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

送给梁雨润书记看后,他非要陪我吃一顿饭不可,还说,他在运城工作时,就知道夏县有我这样一个笔杆子。

如今,他又调回运城做了市纪委副书记,但就这一次的打交,给我们之间留下了一种深深的情谊。

又是一年年底,组织部要以材料、板面和电视汇报片,三种形式向上级汇报工作,其中,电视专题由谁来写?事后,他们的组织科长李永林对我说,在讨论时,他们的部长提了几个人选,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让我写。

第二天,组织部还让我列席了他们的部务会。那位分管干部的副部长对我说:“把你请来,就是让你给咱好好策划策划。”我笑了笑说:“你们部里的工作,我咋能知道,只是随便听听。”

当部长王军问我到底该如何汇报时,我问了句:“听汇报的人是各县上领导,还是组织部门的领导?”他说县上领导也参加。我这才说:“这就要站在全县的角度来汇报,不然,光写你们部门的工作,至少县长、书记是不会感兴趣的。”

他同意后,马上命令几位科长,立即到各单位寻找有关资料,要求他们尽快送至我手。

三天后的下午,他们的组织科长和办公室主任,带着一大摞材料,开车来到气象局我住的地方,见我爬在缝纫机台板上正写着什么,就说,全县的资料都找来了,还说费了很大的劲,跑了十几个单位。我让他们稍等一下,说马上就写完了。当我画上最后一个句号,让他们看时,他们先看了下题目,就能瞪大了眼睛,惊奇地说,你连一个材料还没看,怎么就写完了?

我说,我本身就在县委工作,很多事我都亲自参与,又经常收看夏县电视台的新闻,应该说对全县工作还是了解的。我之所以不等你们把材料送来,就开始动笔,是因为你们部里这样信任我,我真怕把时间耽误了,无法向你们部里领导交待。

最终,这部《留给历史的微笑》电视专题,不仅到地区参加了各县组织部门的汇报比赛,还听说,后来县上到北京招商引资时,也拿它对外界人士进行播放。

写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自我抬高的感觉,好象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能行。你就是孙悟空?离开你,师傅到西天的经都取不成啦?也几次试图把这几件事都抹掉,可又怕别人说:“你怎么变得虚伪起来?你给人家做了事,人家真心实意地夸奖了你,你却在你的人生回忆里连写都不写进去。”反复思索后,还是把它保留了下来。

如果硬有人说,我这就是在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我也没有办法。那就让他们去说吧,反正嘴长在人家的脸上。想说什么,都是做人的一种权力,任何人也无权干涉。

其实,我也有被人看不起的时候。过分伤感的事我就不说了,免得会叫人说,我还在记恨他们。

这里,我想特别述说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99年元旦,在运输公司的经理办公室,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和我相对而坐,闲着没事,我问他是哪个单位,他看也不看我说:“××局”。我又问他到单位有多长时间?他还是想理不想理地说:“时间不长,只有18年。”看样子,他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但我不死心,继续问:“你在我们宣传部有认识人吗?”他还是满不乎地说:“我们从不和宣传部打交道,除了常委部长和他的司机,我谁也不认识,也没有必要认识他们。”

我在想:这么年轻的人,怎么就这么骄傲。还没有来得及说,我的一个同学进来了,叫了一下我的名字,没想到,那个年轻人,一下子象弹簧一样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我的跟前说:“你就是那个(他说着我的名字),你的名字早在我们单位如雷惯耳,可惜我没有见过你,今天在这里与你有缘相逢,我真是太高兴了。”

他态度突然180度的大转弯,叫我也感到惊奇和不知所措。

象这样的经历,我在96年就遇到过,不过,没有这样令人费解。那是全县干部到县医院体检时,每到一个科室,当我递上自己的花名表时,几乎每一位女医生都说:“你就是姚天高?我们早知道你的名字,可就是没见过你这个人。”站在一旁的县委副书记陈首魁笑着说:“这是咱们县上的一宝,你们可要把他检查好。”

我开了个玩笑说:“要是叫你们认识了,我就早成了病人啦。”

更使我不可思议和终生难忘的是,继96年行署副秘书长牛守正,邀我为一位副专员写篇人物通讯后,今年5月27日下午,运城农校的原校长陈天源,又专程从运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农校明天(2001年5月28日)要升为运城农学院,让我代首届驻美大使柴泽民和原省人大主任王庭栋,分别写一封贺信,还说:“这么急的事,只有你能完成。”

这两位外地领导的特别邀请,一霎时,连我都不相信我是谁了。过去,他们都是我的领导,一个是宣传部长,一个是县委书记。但调回地区已经这么多年了,在那藏龙卧虎的地方,怎么还这样想起我?

喜出望外之后,我陷入了一片茫然。

那篇人物通讯和两封贺信完成后,牛守正秘书长曾对我说,那位副专员在看了那篇通讯后,对我的敬业精神和文笔还给了很高的评价。

只是因为,后来虽然发表在《每日电讯》、《山西科技报》、《山西经济报》几家报纸,但都没有全文发表,只发表了千字左右,倒让我觉得脸上没有光彩,至今也没有与那位调到省里的副专员,有过任何联系。

而替柴泽民和王庭栋写得那两封贺信,在两个月后,有幸与陈天源老书记通话时,他说,那天,在挂牌剪彩的大会上一念,一下子把整个大会的气氛都搅热了。还说,过去在夏县当书记时,他还没有这样深刻地了解我,只是后来离开夏县,把我曾为他写得那篇《树立在禹都大地上的丰碑》通讯,让很多人看后,都说很有份量。他才觉得,我这个人值得一扬。

电话里,我们都笑了。

笑过之后,他说他对我留下了遗憾。

而我却觉得有一种难言的苦涩。

但那一页历史毕竟早就翻了过去,我们只有把真情留在心间,我称他书记,他叫我朋友。

98年,全县农村基层干部,分六期到县上培训,我讲的一课是“三观教育”。有个干部还说:“你那类课,在毛泽东时代很吃香,可现在讲,谁听呢?”

然而,他不会想到,全县所有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不但都听得非常专注,还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就连接下来,受团县委的邀请,给全县团支部书记讲这一课时,我将稿子的例子做了适当修改,加上了青年先锋卫恩科、孙仲杰和张海迪与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也使年轻的一代听得如痴如醉。

会后,许多青年对我说,我点燃了他们心灵的火花,燃起了他们胸中的激情,从而变得生龙活虎而又朝气蓬勃。

为此,团县委书记张建元,副书记仝庆龄,还为我赠送了一面锦旗,称我为“青年一代的良师益友”。

柴林山书记曾在全县的一次计划生育大会上说:“我们最近办了几期农村干部培训班,姚天高部长的讲课,受到了大家一次又一次热烈的鼓掌。”当然,他还表扬了王平选、张宏等几位同志的讲课。

有人可能会问,你到底讲了些什么呢?引起了基层干部和县委领导的这么好评。

记得,开头我用一段非常优美的句子吸引大家,我说:“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看法,你对世界是什么看法,你就是什么样的世界观。

如果在你眼里,这个世界到处是奸淫、烧杀、拦路抢劫、吃喝嫖赌、贿赂横行、豺狼当道、虎豹成威。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的世界,是个叫人胆惊受怕的世界,是个叫你无法生存的世界。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希望,连活着也没有了意义。一旦这种世界观形成,你可能就会悲观失望,垂头丧气,无精打彩,得过且过,甚至,别人干坏事,你也跟着干。

相反,如果在你看来,这个世界春光明媚,阳光灿烂,科技进步,经济发达,人与人团结友好,相敬如宾,到处是春光春雨,鲜花烂漫。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无比美好,你就会觉得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比幸福。你就会生气勃勃,你就会笑语盈盈,你就会以更高的热情和更大的干劲,去创造物质丰收和精神文明,为这个世界添砖加瓦,增光添彩,使自己的人生更加美好而充满意义。”

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我用“政治上最安定团结的历史时期,经济最繁荣发达的历史时期,精神上最宽松和谐的历史时期。”并举例对比说明,使大家从心底里产生了:共[chan*]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鲜明感觉。

在讲到人生观时,我讲了雷锋、王杰、焦裕录等老一代共[chan*]党人的形象,更着重讲了,在98年6月的抗洪救灾中,一系列英雄人物和他们一串串感人至深的生动事迹。

我讲到:“空军某部连指导员高建成在洪水来临之际,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不但救出了十几名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而且还为保护自己的战友,最后被洪水卷走。”

我讲到:“钢铁战士吴良柱,身患癌症,却在大堤上抗洪运输40余天,而且4过家门而不入。当昏倒后被送往医院,医生打开他的胸腔才发现他肺上长了一串葡萄状的肿瘤,还有一个拳头大的瘤子已经破裂扩散到全身,使给他做手术的所有医生,护士都感动得哭了。”

我讲到:“还有一个叫李向群的战士在抗洪抢险中献身后,他的父亲千里迢迢从海南赶到湖北,擦干眼泪,穿上儿子的军装又投入到抗洪抢险的行列。”

还有一个战士刘晓强……

还有个战士的未婚妻丹桂……

还有一个马上就要脱下军装复员回家的群体……

英雄们的事迹讲结束时,我问:“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什么境界,这又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接着说:面对滚滚洪水,面对洪水中英勇顽强,临危不惧的解放军官兵和人民群众,他们为保卫长江大堤,为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誓与大堤共存亡,连死都置之度外,而我们生活在安全地带的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工作,还有什么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抛弃呢?

可是现在有那么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得失,与党斤斤计较,与人民讨价还价,甚至为了追求个人的升官、发财和生活享乐,不惜丧失原则、丧失人性、丧失做人的起码道德和良心,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这些人别说根本就不配称一个领导干部,共[chan*]党员,就连做人的起码资格都不具备,可以说猪狗不如!这些人活着如一堆粪土,死了轻于鸿毛!”

最后我还讲了生活在我们身边和周围的一些优秀共[chan*]党人的先进事迹。最后得出结论:奉献大于索取就是人生的最大价值。

我知道,我的课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不是因为我讲得有多好。而是他们在呼唤正义、呼唤真理、呼唤人间的真、善、美,强烈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

培训班结束一个月后,埝掌镇马沟山上,一位50多岁叫胡双山的老人找到我家,说要我帮他解决一桩官司。我问他怎么认识我?他说是他们村的支书叫他来的,他说支书听过我的课,还说我这个人很有正气。

其实,他们的支书是谁,那么多人,我哪能记起。

然而,他们却记住了我,而且还给了我这么大的信任。

约半年后,我帮妻子为气象局收避雷检测款,每到一个村庄,都受到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主任的热情接待,还几乎都要谈起那次听课的感受。连在场的气象局人都很感动。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到禹王乡东浒庄,见到了他们的党支部书记陈海森时,他说,我能亲自到他家,他非常高兴。我说:“又不是给你送钱,而是给你要钱来了,你还高兴?”他说:“不管是送钱,还是要钱,只要见到你,我就高兴!”在谈起那次听课的感受时,他说:“我在北京当过兵,在部队上就听军区首长讲过《三观教育》,可效果还不如您讲得那么让人感动。”

我笑了笑说:“照你这么说,我比军级干部还厉害?”

(这里,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书第一次出版后,我给他送去这本书时,他却患上了白血病,看着他的头发全部变白和精神十分痛苦的样子,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要他用这本书陪伴他在病床上的日子,并默默祝福他能创造奇迹,早日康复!)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最后一期培训班的小结会上,就因为县常委、武装部长,我给他发了支烟他没抽,却又掏出自己更高级的烟没有让我(也没有让台上的另一位人),这样一件非常微小的事,却使下面的很多学员为我抱打不平。南大里乡的一位村委主任,不但把此事说给别人时,狠狠地骂了一顿。半年后,在与我有缘相逢时,还说给了我。

尽管我再三说那没有什么,可能只是他的一种习惯,我们的关系也很好,他不存在对我小看的思想,但他还是不能接受。说到激动处,他眼圈都红了,我也感动得两眼湿润。

那件事之后,又一次让我感到:人民,才是我心中的真正上帝!

也深刻领略了,“金杯、银杯,比不上群众的口碑,金奖、银奖,比不上群众的夸奖”的伟大意义。同时,也不断地反问自己,我到底给人民做了些什么呢?人民就给了我这么多情,这么多爱!

正是因为,人们这样信任我,爱护我,促使我在一次最危机的关头,勇于挺身而出,保护人民的生命免受损失。

那是99年9月,全县数百名群众,加入一起商业活动而上当受骗。他们对当事人———河南万达产业有限公司连同夏县的代销商恨之入骨。有人扬言,要打,要砸,要抢,还要杀人!

当几百名群众(也有干部),燃烧的怒火,几乎把夏县的代销商烧得焦烂额,眼看一场比金钱损失的更大灾难,随时都要降临到广大群众的头上时,我从人群中站出来,走到了桌前,先是指着代销商———夏县司法战线的一名中层干部,说:“这件事,群众有情绪,你要理解。现在,河南万达公司的人跑了,群众对你发火,也是完全应该的。你是专干法律工作的,也经常判别人的案子,我要求并相信你,有能力、有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配合地区公安处,一定要把罪犯抓捕归案。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待!”

他满口答应后,我又面向群众说:“大家向他追要损失的钱,这一点没错,但一定不要情绪过急,一旦闹出事来,最终损害的还是大家。如果我们为几百元,或者上千元而打人被抓,或杀人坐牢,我们的妻子、儿女会有多大的痛苦,大家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要相信我们是法制的社会,朗朗乾坤,任何做了坏事的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最终绝不会有好果子吃,等待他的只能是人民的审判!”

接着,我又分析了每个人当初加入此次活动的心理和动机,说:“要不是工商报的整版宣传广告,要不是我们亲眼看见河南公司的人坐着高级小车来给大家讲课,还讲得头头是道,又要不是,我们最信任的亲戚朋友的极力说服,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上这个当。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积极发现举报线索,配合当事人,把那个拿走我们钱的河南公司老板,尽快抓捕归案,挽回大家的损失。即使钱被他挥霍了,不能追回来,也要挖他一磅子肉,解解大家的心头之恨!”

我的这个讲话,不但一下子稳住了群众的情绪,使大家听得心平气静,而且结束时,还给了热烈的掌声。

我的心又一次和群众连在一起。

事后,有人说,在那种场合,我敢站出来讲话,而且讲得那么好,确实不容易。还说,要不是我出面化解,后果将不堪设想,又不知有多少人要成为更大的受害者。

连那位代理商也感激地说:我救了他一命。

甚至还有人问我,你哪儿来那么大的勇气?你就不怕要是讲错了一句话,那么多人把你也会剁成肉泥?

我说,只要心里装着人民,就不会讲错,我之所以有那个勇气,因为在我的心里,人民是我真正的上帝!

本文已被编辑[烟雨琳静]于2007-10-10 12:25:00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