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副部长之初,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只是窗前那棵白杨树的影子,比过去长了一些。原来干通讯,现在管通讯。名曰是管,实际上又管谁呢?文字工作只有我一个人了。原来的小朝晖,又退回到他原来的工作岗位,到县委办公室去了。王文秀还搞他的摄影工作,我不懂那个行档,又怎么个管人家呢?

我还犯了一个思想上的错误,曾认为:都当部长了,还拿着笔,整天跟在人家后面采新闻,多掉价,哪里还象个部长的样子?那么部长又该是个什么样子呢?连我也不知道。在这种困惑下,我精神空虚了很长一段日子。也许,我还没有学会当“官”,也许我这个副部长的官太清闲了,无事可做,倒让我感到非常难受。

不久,我们单位更迭了的一把手,安排我分管理论教育和党员教育。

工作的特点发生了转型,我开始寻思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都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理论学习是空对空,党员教育没人听。我就想让有声有色。于是,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特长,用有立体效果的电视艺术,来反映改革开放中,全县涌现出来的经济建设的排头兵和精神文明的带头人。在党员教育的舞台上,演一出活龙活现而又催人奋进的大戏。

95年5月,我根据全县10个农村红旗党支部的先进事迹,以组、宣两部的名义,撰稿、拍摄了七部电视专题片。详细内容就不述说了,都是党支部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创造两个文明的事迹。有人说,那片名就挺鼓舞人。我就把片名告诉给大家,这就是写鲁因党支部的《为了群众的微笑》,禹王支书的《无愧支书20年》,埝掌和南大里村的《两面竞相飘扬的旗帜》、阴庄村的《花果山的见证》,郭道和大洋村的《写在青山大地的名字》,其毋党支部的《为了烈士的瞑目》,还有苏村支书的《大写人生铸辉煌》。县委书记薛吉祥还亲笔撰文,写下了序言。在全县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组织部拿上那部《大写人生铸辉煌》的片子,赴地区参赛,还获了奖。

这七部片子的主要章节,我本想引用出来,但考虑斗转星移,人物已非,只能把其中的一些情感语言记录下来。

“带着感慨,带着激动,我们行进在这春意融融的大地。这一望无际的麦田绿海,在干旱无雨的时节,长得如此茁壮齐刷,给我们以蓬勃向上的鼓舞。”

“当我们踏上这块青山,遥望满山遍野、郁郁葱葱的花椒园时,我们的心头也燃起了一团希望之火,在赞扬这个党支部为这里的人民栽下了满山的收获时,也感谢这里勤劳的人民把大自然装扮得如此山青水秀,江山秀丽。”

“当我们走进这个党员活动室,望着一排排、一行行挂满墙壁的锦旗、奖牌时,我们似乎走进了荣誉的世界,禁不住热血沸腾。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辉煌的过去,也看到了一个灿烂的现时。”

“离开那里,告别这位党支部书记,我们一路想了很多。从他的境界和行为里,我们不仅找到了怎样做人,怎样当好一个支部书记的答案,也找到了他20年如一日,扛着红旗永不倒的真正原因!”

“从东南到西北,从平川到山区,我们一路采访,一路感慨。这些党支部犹如一面面鲜红的党旗,不仅高高飘扬在夏县的大地上,而且由它折射出来的万缕霞光,已经照红了全县整个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旗帜!”

回想那一个多月的昼夜兼程,白天采访,晚上写稿,第二天就领着摄像人员拍摄,还作现场指导,而且一场战役接着一场战役,第一部片子刚刚完成,又转入第二部片子的采访、拍摄。虽说非常辛苦,但却使我的精神充实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电视专题不受“版面”限制,我可以最大限度地挥洒自如,展示我写作的文彩和激情。

那一段日子,我尝到了工作的快乐,也感受到了人生的豪迈。还结识了许多党支部书记和各界要人。

在那段时间里,有两个给我鼓舞的小故事,我还想叙述一下。

在采访苏村支部书记金官吉时,他说,他是个出口成章的人,几次即席讲话,都博得省级领导的赞口不绝,县上还几次调他到文化局当副局长和武装部办公室主任,他都没去,立志扎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听他这么一讲,一种胆怯感油然而生,我真怕写出来的东西会让人家嗤之一鼻。

第二天下午,当我把写好的稿子请他审阅时,没想到,他看完后却说:“咱们昨天晚上仅谈了那么一会儿,你就写这么丰富,而且句句紧扣主题,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还说,他们镇上采访了他十几年,每次写出来的东西,还不如他说得那么生动。

又是这个支书,一个月后到我办公室见我,我问他这些天都在忙于什么?你听他说:“天天都在忙着宣传你,写得就是好。”

我觉得他这是言过其实,有点受不了。

还是那次到南大里乡拍摄时,一个老干部跑到他们书记的办公室问:“听说姚部长来了,我还没有见过,我想看看姚部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书记张兴龙指着我说:“坐在沙发上的那个,就是姚部长,我的老同学。”那位老干部握着我的手,又是说又是笑。

那天晚上,老同学不让我回来,同他在一张床上长谈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在上厕所的路上,那位老干部又对我说:“姚部长,你知道你在下面,是多受人尊敬吗?”我淡淡一笑问:“尊敬我什么?”他说:“你写了那么多文章,而且写得那么好。”

至今,我虽然还不知道那位老干部的名字,但他对我的鼓励,却时时让我铭刻在心,并成为永不歇步的力量源泉。

九个农村党支部的七个电视片完成播出后不久,县物价局局长贾金星,找到我的办公室,说让我也为他们写部向省里汇报平抑物价的电视片。那部《扼住猛虎的咽喉》写出供他们拍摄后,还在《山西物价报》上得以发表。

意想不到的是,裴介联校校长也找到县委,说全县教师要在他们那里召开“三笔一话”现场会,让我也帮他们写部这方面的电视汇报专题。尽管我感到有些为难,但最后还是写了。

尽管在我看来,那部片子写得很粗,有种外行人说内行话的感觉,可事后,进修校校长,我完小时的樊学贤老师还说,那个片子写得不错。

说到写电视,我还想起祁家河乡党委书记王武魁,九二年,他带领群众发展烟草种植,获得大丰收后,在全乡的表彰总结会上,县电视台为他们拍摄了个新闻,在回县城的路上,他竟然提出新闻解说词要我来写。还说,我写出来的东西才能鼓起他们的士气。我说:“那根本不行,电视台那位老记者的面子往哪儿放?”他却说,他给人家说。当时电视台的记者就同我们坐在一个车上,他也真的给人家说了,人家没有答应,弄得连我也觉得十分难堪。

过后,他还专门邀我为他们写了部电视专题,让县委书记题写了片名《希望之光》。至今,他说,他还把那部片子,做为最珍贵的东西保存着。

那以后,我还为县电业局和禹王水管站这个全区出名、全省挂号的单位,分别拍摄了《光明赋》和《大禹的传人》两个电视专题。

又是那一年,县人寿保险公司,写了份准备赴省介绍经验的材料,请我修改。我改完后,他们那位写材料的人问我:“你又没干过我们的工作,你怎么知道该这样干?”我说:“不这样干,你能把工作做好吗?”他这才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套在你的圈子里。”

就是这位写材料的人,后来到永济市人寿保险公司做了经理。今年六一前夕,为指导一篇很小的讲话稿,还专程从夏县把我请去。一月之后,他从电话里给我汇报说,那个讲话,在永济市的千人大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会后还有领导专程跑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赞扬。

更使我高兴的,也还是那一年初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与《山西日报》架通了桥梁,后来在这张省一级的党报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

其中发表有公安局、法院、三星律师事务所、工商银行、烟草中心、环保局和文教卫生战线上的主要单位:教育局、卫生局、夏县中学、示范初中、示范小学以及防疫站、妇幼站等单位先进事迹的稿子。

除此之外,带照片的人物访谈录又发表了六个。有运输公司经理、有供销联社主任、有邮电局长、有两个企业的厂长,还有工商局长。

说到工商局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经历。这就是:我为他拍摄的那张照片连同那篇访谈录见报后,他竟然看中了我的摄影技术,说照出了他的精神和气质。半年后,省里要他一张模范人物的照片,他还把电话打到我家,说要我来照。而我那台价值203元的红梅象机出了毛病,就从照像馆给他请了个摄影师,照了几张后,他还非要我拿着人家的象机,再照几张,他才放心。

现在这位工商局长已是政协副主[xi]和统战部长,与我还成了拐弯亲戚。

在生活的实践中,我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工作是我的精神支柱,写作又是我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一旦放弃,我生命的源泉就会枯竭,而不再生气勃勃。

当上副部长不久,有一件事让我感受很深,也使我更加珍惜和热爱这个虽然没有实权,但却还受人尊敬的职务。

那是电影业很不景气好几年之后,我小时候十分尊敬的电影公司老经理,想调动他的工作,除给县委领导和我们的部长说了多次之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开头还称我:“亲爱的姚部长。”

当时我看他这封信时,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也一直在想,这么一个老资格的人还这样看得起我、尊敬我,我要是辜负了这个称号,连他都无颜相见。

这也是我做好自己工作的一个动力。

同年10月,《邓小平理论纲要》出版,党中央号召全国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并做为行动的指南。县上也举办了两周两期的科级干部培训班。做为分管理教工作的副部长,我当然成了这次活动领导机构的成员,不仅担负了一节讲课任务,还负责会议主持。

三个半小时的《纲要》辅导。结合我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认识,我讲得津津乐道又慷慨激昂。使所有学员不仅对小平理论有了进一步深刻理解,对我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过去,他们只知道我会写文章,但从没有听过我讲课。

那节课下来后,政府系统的党委书记卫学孔和庙前镇政工书记张官保的两句话,至今还叫我记忆犹新。走在人群中的卫学孔说:“这节课确实讲得不错。”张官保却说了句:“不是不错,而是很好!”

我在泗交教书时校长,现在的纪检委副书记王武魁却说:“这还不是他的拿手戏,要是讲起文学来,那才叫你们真正说好哩。”

他们把我夸上了天。

然而,在第二期培训班上,我却经受了一次严峻的精神考验。连我们的科长王国庆,也为我捏了一把汗。

事情是这样的。第二期培训班动员会结束时,组织部的领导,也是这次学习领导组的副组长对我说,为了把培训学习搞得活些,中间可以进行一次体会交流。我遵照他的指示,在学习结束的前一天,让各系统推举一名代表作大会发言,不巧的是,党委系统的人因第一期已经结业,没有再来,我只好让局长们负责一下此事。

不知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还是他们自己感到为难。叫第一个局长时就卡了壳,说那是系统党委的事,不该他管。尽管我说了很多解释的话,他还是不肯答应。接着叫其它局长时,都说不该他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我感到极大尴尬而又骑虎难下时,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想着想着,我管不住自己了,盛怒之下,叫着一个局长的名字,狠狠地对他们发了一统火,还指着教室后面说:“教室的门,现在就开着,这件事定不下来,我看你们谁敢出去!”

最后,发言的人选虽然推举出来了,但却让我心里很不踏实。那天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工经委主任王金墩,他举着手,自报奋勇地说:“明天工经系统我发言!”

散会后,我做教师时的一位领导,关心地责备我说:“你知道吗?你今天的讲话反响很大,惹了那么多人,我看你明天的发言会怎么开?”

我说:“明天再说明天的话,这是党的工作,又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我看明天谁不上来!”尽管嘴上这样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胆怯。

当天晚上,我和国庆同志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有关领导,也恳求他们第二天坐到讲台上来,为交流发言会压阵,给我壮个胆。

可是到了第二天发言会开始时,领导们因故一个也没有到场。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主[xi]台上,心里好凄凉。我真不知道这个交流会还敢不敢进行,万一砸了锅,不仅使这次非常严肃的理论培训,成了一个长久的笑柄,给县委造成很坏的影响,连我这个副部长,也会在人们的眼里变得一文不值。进,前面会是悬崖;退,后面又是深渊,怎么办?重大关头,我选择了进,交流发言按时举行。即使身败名裂,也要英勇悲壮,决不能临阵逃脱,成为遗臭万年的可耻懦夫!

非常值得庆贺的是,县上领导依旧没一个在场的情况下,8位同志的发言都非常成功,交流会开得十分圆满。

会后,回到办公室国庆科长对我说:“刚开始时,我看你的腰都不敢直,第二个同志发言完,你的威风又上来了。”我们都笑得前俯后仰。

尽管如此,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次心灵上的巨大震颤,至今叫我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但,无论怎么说,那是我当副部长后,总算迈过的第一个大坎。

值得说明的是,那次会上,我对其发火的几位同志,后来都成了我非常要好的知己,还在很多事情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96年元月,《三打运城》的电视剧正在全区火爆播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剧中的二排排长刘明生还活着,而且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

然而,我采访他时,却发现他浑身染病,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采访时他都哭了。我就写了篇《别让英雄再流泪》。记得,在写他那篇稿子时,正值古历腊月28。县委大楼几乎空无一人,人们都忙着在街头办理年货,而我却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纷纷飘落的雪花,思绪万千,含泪书笔。

我知道,也许等我的这个稿子完成,街上的摊主都已经回家了,我连过年的肉和菜都来不及准备。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因为在我看来,这篇稿子的成功与否和这位老英雄未来的命运休戚相关,它比我一个普通家庭的过年要重要的多。而最后结尾我这样写到“听到这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的心灵一阵阵剧烈地震颤。告别老英雄,我一路流泪,一路从心底深处大声呼喊:在再现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我们的政府和社会要给活着的革命先辈再多一份关照,多一份温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告慰黄泉下烈士的英灵。不然,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死去的烈士们交代!”

在《山西农民报》和《运城报》同时刊发(运城报又经编辑二次采访,刊出的题目变成了“当年英雄今犹在”),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

县长和县委书记不但到他家进行慰问,地委书记也从运城赶来看望了这位活着的英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先后为他捐款达8000多元。

采访时,我说,想通过这篇稿子,让社会为他捐款,帮他度过风烛晚年。他笑着说,如果有人能捐10元钱,也与我一半分。我说:“就是一万元,我也不会要一分钱。”

后来,他让孩子拿一千元送到我家,还说怕拿多了我不会收。我不但没要,还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说,如果我收下这钱,别说我连党性都没有了,就是连人性都没有了。还安慰他,不要多心,安心生活,欢度晚年。

至今,他还健康地活着,而且生活得很好。

96年底,我出了一本书,是影视文学通讯集,取名《我们在这里相会》。在前言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很多人都说,既感到亲切,又受到了鼓舞。这就是:“我之所以取这个书名,是考虑不同行业,不同战线的近百个人从我的笔下走出,相聚在这本书里,不论熟悉还是陌生,都应该是朋友,这也是我这个作者对大家的一个美好祝愿。我愿以最深的敬意,将此书连同大家的崇高情感,献给我们亲爱的党和英雄的人民,以及培育我们成长的伟大时代!”

同时,受我的邀请,县委书记柴林山还为我的这本书写了这样一段话:“……近二年来,姚天高同志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的东西,一个鲜明的感觉是:高扬时代旋律,歌唱两个文明,不论是人物通讯,还是电视专题以及散文、小说都可以看出他对夏县的一片情,对生活的一份爱。”并号召大家都能很好地读一读,从中找到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做人的真正答案。

那本书发到社会上不久,受到很多人的当面赞赏,说从我的书里受到了鼓舞,受到了感动。胡张乡税务所长在一次与我偶然相逢时说:他看了我书中的那一篇《二姐》哭得泣不成声,说他想起了他姐姐。并对我讲哲理说:“你知道吗?一个作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除此之外,我还先后收到8封对我鼓励和赞扬的信。其中一封是公安局政委,说他在看了我的书后都流泪了,而且才真正了解了我,认识了我,还鼓励我任何时候都不要停下手中的笔,继续写出人生的壮美与辉煌。

另一封信,是中条山深处的祁家河医院院长朱清水写来的,信的开头说:“几天前,是你一路陪伴着我到太原,还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我先是莫名其妙,我啥时候去太原啦?

再看,他又写道:说他在去太原的列车上,一不抽烟,二没熟人说话,很是苦闷。偶尔从别人那里发现了我的这本书,就一路看起来,而且很高兴,很激动,连心情也兴奋了许多。他还要我有机会一定到他们那里去,哪怕是见一面,说说话,他也感到愉快。

有书结缘,我们成了朋友。

他是全区十大党员标兵,卫生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后来,我不仅为他们医院拍了部电视专题,又专门为他们全体职工讲了节课。还在《山西日报》上,两次宣传了他的模范事迹。

在写他的那部电视专题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他的妻子和很多人在看时,都受到了感动和鼓舞。

那段话是这样写的:“从医院拍摄归来,路过朱院长的家,我想,他把医院建设得那么美,他的家也一定是富丽堂皇的。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家除了几间砖木结构的老瓦房和一台黑白电视机外,连一件象样的家俱都没有。面对正在做针线活的朱院长的妻子,我真想问一问:玉兰大嫂,你做他这个一院之长的妻子,有怨有悔吗?

一路归来,我的感情又一次得到了升华,并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至今,我们还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十分美好的友谊。

还是那一年,在山区村村通公路的建设中,我作为一名工作队队长,不仅为康家坪村争取资金一万元,又个人捐款500元。

98年,做为政协委员,在参观白沙河治理工程时,受总指挥仝玉安书记的号召,特别是看到这些领导们,为治理这条造福于人民的河床,烈日下脸都晒得又紫又黑时,我感动了,当场第一个报名,捐献500元。又在《运城报》上,写了篇白沙河工程建设纪实《白沙河畔鏖战激》。

尽管事后,我向家人要钱时,老婆还骂我是“喝醉了酒,在感情用事。”但至今,我为我的这一举动,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我知道我奉献给的是党的事业、人的事业,我感到崇高而神圣。

在这件事的一年前,我还做了一件很难说是对是错但却叫我道德上安慰的事。

这就是,县委某部门的一个年轻干事,在《运城报》上写了篇表扬某村干部的稿子。结果引起了这个村十几名老党员联合到报社上访,说那篇稿子纯属编造,那个干部根本没有做那些好事。

报社某部主任将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说明了以上情况后,问我认识不认识那个写稿人,还说因为这个稿子,总编扣掉了他全年的奖金,还不能评模范。说这话时,他显得非常生气,还说要给写稿人的单位领导打电话,对他进行处分。

虽然当时我和这个写稿的年轻人只是认识,并不很熟,但我觉得问题比较严重,又事关这个人的声誉和政治影响。就对那位部主任说:“这事不要给他们单位领导说了,我给你处理一下好了。”

放下电话,我立即找到了那个年轻人,说了这个情况后,他也觉得害怕起来,就问我:“你说该怎么办?”

我让他写个情况说明送到报社,可他说怕写不好,再让报社编辑批评他一顿。下班时,他还跟着我,回到我家,在我家的桌子上写完后让我看,我看了第一句就说:“你怎么能这样写?竟公开说自己编了一个假稿。”看他实在不知所措时,我说:“好吧,我替你写。”

第二天,他死活要我和他一起去报社,我让他一个人送去就行了。可他怎么也不敢去。就这样,我又陪他一起到了报社。在那位部主任的家里,他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我整整替他给人家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才使那位部主任气消云散。记得最要紧的几句是:“他还年轻,而且动机并不坏,只是不懂得新闻守则。我知道你的心比我还软,不忍心因此而毁了他一生的前程,是会对他原谅的。”最后,那件事就这样平息了。

就这样,我挽救了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成了他们部门的一名科长,对我也还尊敬。

本文已被编辑[首号狼柔情]于2007-10-9 10:41:36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