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的人生和事业,象一台开足了马力的小火车,正一路奔突、一路欢歌,向前勃发时,却突然路遇障碍,半天无法行进。

那是九0年七月一日前,政工书记董保林,安排我为裴介镇拍一部党员议、联、评活动的电视片,说是给党的生日献礼。经过三个晚上的奋斗,我将《党旗在这里扬风招展》的本子完成后,找全国人大代表冯宏章,让他的摄像机拍摄,(当时县上还没有这套设备),他问我都拍哪几个地方,我告诉他后,他说:“其中一个地方,一个月刚拍过,就不要去了,免得重复劳动,还叫人家反感。”结果,片子制作完成在电视台播放后,惹下了一场大祸。

组织部一位领导,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谁让你用我们的那部分资料?”我说:“冯宏章,董书记也给你的科长打了招呼。”没想到,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辛辛苦苦拍了一回,倒给你做了一锅好饭。”

这句话,象在我的脚下突然裂开了一条大缝,使我一下子感到头晕目旋。昨天,不,前天晚上,我还在他的卧室与他长谈到半夜,而且谈得那样默契,连他困倦了躺在床上,我要走他都不让。还要我继续和他聊天,并说“别看我躺在这里,其实我并没有睡着,还在听你说话。”可今天,在我们的面前怎么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一条鸿沟?

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我一直在想:注名“夏县县委摄制”的片子,难道就不包括组织部吗?我只是一个组织者和撰稿人,到底又错在哪里呢?

后来,在我们宣传部长的通融下,将片子的注名做了一些修改,加上了监制一栏,又在我这个撰稿人后面,多加了一个名字,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之后,省、地组织部来人,都看了这部片子,还给了很好的评价。不久,在地委组织部组织的电教节目参赛中,又获了三等奖。至今,那张奖状,还贴在组织部的电教室。

尽管如此,同年9月,县上干部大面积调整,通讯组副组长的位置空着,我也没有当上。

也许,这是人生有意给我安排的一道坎。

如果说,在我感到最迷茫的时候,还有一点精神欣慰的话,那就是,事后不久,政法委一位叫武曙光的干部找到我办公室说,他们单位的领导点名让我把他们的一份材料修改一下,还说,不管我升没升职务,在他们的心目中都很有位置。

尽管如此,我还是困惑了好长一段日子。

在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也努力寻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错误。我想起了89年入党时,我就犯了一个错。那时,县上正开展整党活动,要我们全体人员给部领导提意见。我总认为,即然是整党,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心里话说出来。

该我发言时,我说:“部领导应该多关心同志们的政治生命,让大家都有一种热情和积极性来干工作。”还举例说了两位同志,一个是南开大学毕业,一个在部队就是营教导员级别,可在单位都干两、三年了,科长、副科长的位置空着,可他们现在还是科员,部领导应该给他们提一提。又说到了我自己,三个多月前,就说我加入组织的事已经研究通过了,可到昨天才开始调查我的社会关系。

那次会后,党支部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的入党问题还不成熟,等过一段再说。

接着,整个县委都议论起了这件事,说我胆子不小还替领导给人安排位置。我在县委办工作的一个同学说我:“你呀,在这么关键时刻,怎么还给领导提意见,人家说好话还来不及呢,你竟然还拿着棍子……”

我还想起了,一次,一位县委副书记指名要我为一个单位写部电视专题。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如何写时,这位副书记说:“题目应该叫个,‘真抓实干,重塑形象’。”而我则说:“不行,这就不是专题题目,只是个报道题目,何况提法已经过时,太陈太旧。”至使最后那部片子再也没有让我参与。

事后,一位当过多年广播站编辑的同志见我说:“你真胆大,竟然敢否定领导的意见。”我问他:“你怎么也知道了?”他说:片子剪辑时,他也提出那个题目不合适,还想把它改过来,工作人员说,正是因为我提了那个意见,都不让我参与了,你还想和他犯同样的毛病?

再后来,一位更高的领导对我说:“你不应该一下子就直接否定人家的意见,婉转一点,用商量的语气该多好。不然,人家的面子往哪儿放。”

的确,太直了,是会伤人感情的。这是我人生的一大教训。

在忏悔着这些过错的同时,我并没有消沉,也一刻也没有停下我手中的笔,反倒在那段很少出头露面的日里,修改和完善了我在泗交教书时,就创作下的那部反映旧中国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悲惨的命运》。以歌颂党的伟大和它给人民带来的解放。

我之所以如此这样,是因为我觉得,为崇高的事业奋斗不止,是一个有志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有把个人的情感,溶入到党和人民象大海一样波澜壮阔的胸怀,任何个人迷惘和失落的痛楚,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甚至还会变得充满激情。

如果读者有兴趣知道我这部电影概况的话,我可以把片头和片尾在这里记叙出来。

乌云、狂风、杂草飞舞。广袤而凄凉的荒原上走来一个孤寂寂的人影。“妈妈———”随着一声嘶哑的呼叫,霹雷加着闪电,发出一阵可怕的吼声。人影奔跑起来:“妈妈———”汹涌的怒涛翻卷起奔腾的浪花,一条大江挡住了她的去路。

狂风中,散乱的头发飘摆,撕烂的衣角飞扬。她两牙用力一咬,嘴角流出了一道殷红的鲜血。

银幕的一角迭印出一个可怜的中年妇女的身影,她呆滞地站在那里,象是在听女儿的呼喊。随即出现片名:悲惨的命运。

而结尾我是这样写的:：

剑斌读到这里,脸上已经挂满了泪迹。他一切都明白了,眼前的姐姐不正是那个讨饭的小彩吗?

正在这时,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太太走进门来,剑斌跑上前去,一头扑倒在她的怀里,喊了声“妈妈!”

头上已经有了径径白发,脸上已经刻下了道道皱纹的李月件,深情地抚摸着他的头,激动地说:“孩子,要永远记住过去的苦难,牢牢记着党的恩情,没有共[chan*]党,就没有咱们的一家,没有共[chan*]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要听党话,跟党走,革命到底不回头!”

《没有共[chan*]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音乐声起。

在这音乐声中,一轮红日普照大地,母子三人,迎着朝阳,一阵阵心潮激荡,热血奔涌。他们向党举起了宣誓的右手。

完成抄好让牛部长看后,他说不错,还支持我打印成册,寄给了各制片厂。

第二年九月,牛守正部长调到政府那边做了副县长,宣传部又来了个新部长。不知是她从别人哪里听到了什么,还是从观察中看出了什么,第一次开全部人员会议,她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那次会议,我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更不知道开会的内容。结果迟到了5分钟。开始开会时,新部长板着面孔,用钢笔在桌子上顿了一下说:“让来迟的同志先发言!”我问:“什么内容?”主持会议的副部长说:“就是谈谈自己前半年的工作和后半年的打算。”

当时,我手里正握着一卷材料。我说:“好吧。今天的会议我比大家迟到了5分钟,主观上讲,我不知道今天开会,客观上讲,我来时从文印部取了下这份材料,因没有装订好,耽误了一会时间。但不管怎么说,新部长召开第一个会,我就迟到了,总是对她的不礼貌,这里,我首先向新部长表示道歉,以后还要引起特别注意。”

接着,我讲了自己前半年的工作,还有后半年计划干些什么。我既不神气十足,也不自惭形秽。二十分钟的发言,讲得很具体,也很动情。

这种情,在欢送牛部长走的座谈会上,我就动过,他说他两眼都湿润了,赶紧把墨镜戴上。

也许跌到低谷的曲线又该上升了,就是那次发言之后,新部长不但认识了我,而且对我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接着,县委下乡办要我为省、地驻夏县的工作队写部《工作队之歌》的电视专题,给我们新部长打招呼时,部长说,给我半个月时间。

结果我只用了三天,就把写出的本子打印好给部长送了一份。从此,她对我更信任了,而且后来对我非常器重。不但别人给她写得讲话稿,都让我修改,就连她主抓的“全县村村通广播工程”竣工后,要向省厅汇报的电视片,她也点名要我写。

当那部《谱写在大地上的音符》写完后交她审阅时,她除了说,把写她的那部分再删些,其余她都满意。

在录成音,放给一位更有身份领导听后,他对我和播音员梁天佑同志给了更高的评价。

没过多久,部长又让我写一部反映扫黄禁赌的电视专题,说是向地区公安处汇报。我先是感到为难,说:“这不知要得罪多少人?”她告诉我,可以不指名道姓,只把那种现象写出来就行了。结果,《一夜春风百花开》写出和由文明办与电视台拍摄完成后,使所有看了片子的人都说:“即反映了黄赌的危害,又反映了扫黄禁赌的成绩,很是不错。”

一次,她对我说,看我搞电视专题很在行,部里计划购置一套摄像设备,让我来掌管。我没有答应。并解释说:“我只是你代管单位通讯组的一名干事,掌握部里的设备不合适,何况部里还有好几位副部长,这不是没事找事,让大家对你、对我有意见吗?制造这样的矛盾没有必要。”

我没有接受她给我的权力,倒使她非常感动。她曾这样感慨地对我说:“我刚来时,听一些人反映你高傲孤僻,还自以为是,想着你这个人很难打交,没想到,你这样顾大局、识大体,还把问题想得这么周到,我真是误解了你。”

在后来一年多时间的交往里,她不但评价我的文章“来得快、语言新,很有气势,读起来朗朗上口。”还评价我的讲话“幽默、风趣,还能打动人情、抓住人心。”同时,说我是个非常有事业感和责任心、能信得过、靠得住、正直而善良的人。

我问她我的毛病是什么,她笑着说:就是不善于与领导套近乎。说她刚来时,别人几次看她,可我只去过一次,还是随大流。

说完,我们两个都笑了。

那一年,在她向县委书记陈天源的极力推举下,我当上了通讯组副组长,填补了那个空着的位置,步入了领导干部的行列。

在我的任职宣布前,组织部长还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和我谈了次话。他先问我:“听别人说,去年你没有任上职,是我把你压住了,你也这样认为吗?”我说:“那是别人的说法,我没有这样认为,我只是感到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还不够条件。”

他这才笑着说:“你不这样认为就好,其实咱们的关系不错,我怎么会压你呢?”他还说要和我合写一部嘉康杰的电视剧。

过后没几天,在三楼会议室,组织部长宣布我这个职务时,我还着实激动了一阵子。过后,我屈指一算,从八五年进入通讯组,到任上职务这一天,又是一个七年,刚好是我在泗交山上呆过的时间。

也许从那座山上下来,跨入县委这个大门,我就没有想过要当什么官,只是感到,干好事业、多出成绩,让社会认可,才是我最大的追求和一生夙愿。

当上副组长不久,县人行请我和县委办的副主任等同志,给他们全体人员培训,讲怎样写信息和通讯报道。

那天,我没有用稿子,结合我的写作实践和体会给他们讲了一个多小时。大约在讲到15分钟的时候,我问行长:“这样讲法行不行?”行长连忙说“行,行,你看我们的人,都把耳朵竖得象兔子一样,听得多入神。”

那晚,他请我们在一块吃饭时,50多岁的行长还叫我“老师。”我说:“我这么小,你那么大,叫我什么老师。”他却说:“人有志不在年高”还说,你看你讲得多有理论、有实践,把我们各股室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现在人人是磨拳擦掌。

九二年三月,县委书记换岗,陈天源调到运城农校去当校长,永济县长黄喜元来到夏县,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初识这个新来的县委书记,是他到夏县如火如荼干了一个月后,我在《运城报》上发了一篇“夏县一手抓整顿,一手抓工作。”不久,新书记第四次上山,我也随行上去,回来后,我把他前三次上山的情况,也从侧面进行了了解,又发了篇《黄喜元四上中条山》,才使新书记认识了我,了解了我,还和我开玩笑说:“跟我上一次山,就把我四上中条山的情况都写出来了。”

没过多长日子,我又写了篇《禹都精神夏县人》,是根据他同我一次谈话的感受写出的,发表后,很多人都说:“那篇文章非常优美动人。”那我就把“优美动人”的几段写了来:

苍茫绵延的中条山耸立着一座巍峨的瑶台峰,巍峨的瑶台峰下挺立着一座秀丽的禹都城。站在瑶台峰顶一览禹都大地,那林网田格的锦绣良田,那南北横卧的峨嵋丘岭,那司马光墓前相传千古的杏花楼,那凤凰一般多姿多彩的温泉疗养院,会使你感到祖国分外壮丽,江山如此多娇。

这就是古城禹都,这就是如今夏县。

禹都之所以叫夏县,是因为夏朝在这里建都,夏县之所以称禹都,是传说大禹在这里治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如”这个流传不朽的故事,就是从这里起源的。”这是开头部分。中间一段这样写道:

“节水工程的建设促进了科学农业的发展。极目四野,这一条条银色的玉带,这一片片幔帐般的白帆,向人民展示着夏县人科学种田的壮美画卷,也把一批科技兴农的的骄子推上了令人瞩目的社会舞台……这些曾经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儿女,如今成了河东大地的璀灿的明珠。正是在他们的示范下,短短的几年功夫,蔬菜搭棚和地膜覆盖,几乎把夏县田野变成了一片白色的海洋。”而最后我是这样写的:

“无须讳言,由于工业基础的薄弱,这里还显得十分贫困,但正如一届又一届县委书记所说:夏县困难大,潜力也大。这潜力就是全县人民人心思稳,人心思富的品质和追求。只要全县上下齐心协力,真抓实干,扭住经济不放松,夏县走向富裕并不是遥遥无期,而是指日可待!”从而,也确定了我在这个县委书记心目中的位置。

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久,全省政法战线,要开展一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演讲比赛,要各县出一名代表。检察院女检察长对我说,她让他们单位的两名大学生,为她写这个演讲稿,写了七天她都无法满意。最后她给县委书记黄喜元打了个电话,说让他选一个最能代表夏县水平的人,帮她这个忙。

黄书记叫我们单位的人,给我传话说,让我来写。

在黄喜元的眼里,我成了最能代表夏县水平的人。

演讲稿写完让他们拿回去后,那个北京知青出身的女检察长瞿北安,还亲自跑到我的办公室找我,说她看后拍案叫绝。亲自来就是想认识认识,为她写下这么好演讲稿,而她还不认识的人。

那次演讲结果,在地区获一等奖、在省获三等奖。演讲者还说,若不是她最后挥手时碰翻了桌上的杯子,被扣掉几分,也一定是一等奖。(检察长说,因要求脱稿演讲,她没时间背,最后让一个年轻的女检察员代她演讲)

事后有人透露,黄书记要解决我通讯组长的职务。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热切地期待着。我虽然没有官瘾,但我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一种进步。

谁知,快到年底时,国家却把我们县,做为全国改革试点县,要黄喜元动大手术,拆庙减神,机构改革,为全国作出样板。

确实说,黄喜元不仅有水平、有能力,而且很有气魄,12天时间,就完成了全县机构改革的重大使命。在这次机构改革中,通讯组也由局级变成了股级,组长调离,我这个副组长接任。虽说解决了组长之职,但却由副局变成了正股,不是进了一步,而是又退了下来。

生活又要我经受考验。

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我这个其中被改革掉的一员,却还在《运城报》上头版头条发新闻,写颂扬文章唱赞歌。又受黄书记的特别点名指派,写下了夏县机构改革纪实的报告文学《禹都大地涌春潮》。

有人讽刺我说:“你这恐怕是边哭边写,带着怨恨违心完成的吧?”其实,我根本不是那种感觉,做为一名共[chan*]党员和受党多年教育的人,我知道,‘位卑未敢忘忧国’。只要国家兴旺、人民富足,我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我还知道,做人与做官,哪头重哪头轻这个最起码的道理。不然,怎么连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玉良,都会对我的那篇作品赞口不绝呢?

九三年,也就是我担任正股级通讯组长那一年,我领着年轻的大学生吴朝晖,风风火火地干了一年,其中与柴坤龙、李宏学这两位后来成了副总编的《运城报》主任,联合发表了一篇六千字的大作《风雨兼程拼搏路》。

同年七月,我还做为优秀青年党员,参加了县上的演讲比赛,并获了二等奖。记得演讲的开头我是这样讲的,我说:“我父亲是党员,又曾是村里威望很高的党支部书记,因此,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我父亲是党,党就是我父亲。”

下面听众都笑了。

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我官运不通,是个倒霉蛋子。但我还觉得:“是阳光为我送行,鲜花伴我成长,在党的旗帜下,我是一路欢歌一路唱,一路蹦跳一路笑。”

演讲结束,有领导还表扬我“演讲得不错”,也有人说“想不到,你还是个乐天派。”

不久,我还当上了第10届夏县政协委员。

那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黄喜元书记亲自同我谈话,把我安排到宣传部做了副部长。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7-10-9 0:58:26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