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8月,母亲突然病重,在县医院做了手术,

妻子说,你该调回来了,不然,母亲也会对你有意见。我这才找到县教育局。一见面,有关领导先夸我:“文章写得不错,老在报上发表。”我开了个玩笑说:“你们把我这块金子埋在山上,七年时间都不理我,就永远不计划让我闪光了。”

那年9月,我被调到山下的尉郭中学,在那花园一般的学校里,我给同学们见面的第一节课这样讲道:

“踏进这所学校,我看到的是一朵朵艳丽无比的花;站在讲台上,我望着的是一张张充满期望的脸。而你们就象那五彩纷呈的鲜花,正迎着朝阳开放。

世界是你们的,祖国的前途要靠你们的青春装扮得更加锦绣壮美。我已经人到中年了,但为了你们明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我愿用我的肩膀当阶梯,扶你们登上人类科学的峰巅,去采摘知识宝座那颗最灿烂的明珠,把它拿回祖国,奉献给人民!

从现在起,我开始挺直腰板,等待你们的奋力攀登。让我们都鼓一把劲,咬紧牙关,为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做出我们共同的努力!”

而刚在那里呆到年底,把几十个老师认全,经县妇联会巧便姐的推荐,县委书记尉世秀把我调回到县委通讯组,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写作工作。

巧便姐之所以推荐我,是因为她与我三姐是同学到妇联会后,曾多次让我为其帮忙写些材料。其中那篇《革命红嫂献身记》,不仅在县上引起了反响,有领导派人还专门向她打听,那材料是谁写的,最后还被选送到省妇联会。

说起工作调动,有时候就很难,难于上青天,有时候就很简单,简单到也不就是一句话吗?这决定的作用,就看一个领导识人、用人的品德和政治素质。

刚调回通讯组时,我的整个身心都处于兴奋和激动中。也决心在这天高任鸟飞的广阔天空,雄鹰展翅,翱翔万里。

恰巧,进通讯组时,我接待的第一个记者,是《运城报》的梁明虎。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又有很好的气质和风度。后来做了《山西人口报》的总编和临汾市委副书记。但他还很有点“牛气”,一会儿叫我把炉子捅旺,一会儿叫再倒杯茶水。

他问我:“你是怎么进到通讯组的?”我说,在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他又问“都发表过什么文章?”我给他一一做了说明,在说到《绿色的希望》还获了二等奖时,他也没有反映。最后我说:“还发表了篇《一个受害灵魂的颤抖》。”

没想到,他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用手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说:“那是你写的?那篇文章在我们报社轰动很大!”

三年前的这篇文章,还能让记者记忆犹新,而且给了这么高的评价,对我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我给自己订了个写作计划,一天一篇,每月30篇,即使采用1/3,一个月也有10篇稿子见报。然而,奋斗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我想得太烂漫了。寄出去的稿子,不是泥牛入海,就是偶尔发表一篇,也被删减得只有“萝卜条”那么长了。

对此,连我自己也对我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就真的胜任不了这个工作呢?

为了寻找发稿的秘诀,我曾给见报率很高的河津县委通讯组杨志龙和稷山县农民通讯员黄平远,分别写了一封求教信。甚至还产生了“吃不了这碗饭,就回学校去,干自己的老本行”。

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给一些朋友时,他们却说:“县委这个大门,有人想进都进不来,你好不容易进来了,却怎么会有这么个想法?”还说,县委那么多人,他们都能干出很大的成绩?尽管如此,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却总是生活在“成绩太小”的苦恼里,整天闷闷不乐。

虽然,进县委不久,《山西青年报》在同一张报纸上,就发表了我两篇人物通讯,《一个情操高尚的人》和《狗娃新生记》,山西电台在“改革的浪花”征文中,又首篇播发了我写的《他使工厂起死回生》,但都没有让我扬眉吐气起来。因为,这种有长度,有影响的稿子,在最受读者关注的《运城报》上,一个都没有发表。所以我总感到,我远远没有尽到责任,实现自己的价值。

庆幸的是,后来《运城报》开展“为政清廉”和“河东百名企业家”两次征文,我才象鱼儿入了大海,在《运城报》露出了头角。《我家抽屈里的那条人参烟》,不仅获得了一等奖,而且13篇企业家的人物通讯,在全区近百名的写作队列里首屈一指。

这13个企业家的稿子,一篇文章一个基调,有的用第一人称,有的用第二人称,有的用第三人称,还有的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使用;有的用散文诗般的抒情语言,有的用凝重浑厚的情感叙述,还有的象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还给我鼓舞的是,这十三篇企业家的人物通讯,有的还在国家级的《集体经济报》和《中国农机化》报上也发表了出来。

更有意思和不能让我明白的是,山西电台好几次在同一个栏目里,连播几篇通讯,竟然都是我一个人的企业家稿子。让我又高兴、又好笑。心里说:“难道除了夏县的姚天高,全省再没有人写这类稿子啦?”

北京一个叫黄长江的某报编,还在《编读往来》上撰文,赞扬我出手快,功底深。

从此以后,我在《运城报》上发稿也日渐增多起来。甚至把我对大哥的感激、二姐的赞颂、父亲的回忆和母亲的胸襟都写成了文章,在《运城报》上发表了出来。

就是从那以后,我才觉得天也宽了,地也阔了,心情也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感到自己也才真正象个县委干部了。

几年后,在与一位友人,说起那13篇征文的采写经历时,没想到,他说了一句连我都没有意识到的感觉。他说:“这不仅说明了一个人的写作水平,更反映了一个人与社会交往的能力。”

88年7月,我还为一个年轻的农民蔬菜工作者,写了一篇通讯《建华,你为青年一代赢得了荣誉》。在山西电台播出后,我在运城市委工作的一个朋友说,那样的文笔和情感,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这就是中国农科院蔬菜研究员冯秀娟乘着列车,专程到夏县视察和看望她的得意门生赵建华和他的事业时,我这样写到:

“冯秀娟,你不愧有一双科研家的眼睛。此刻,你坐在急驰南下的列车上,也许正在焦虑,请你闭上眼睛放心地睡上一觉吧,赵建华没有让你失望。过不了一时片刻,等你下了火车,步入他蔬菜研究所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一串串挂满枝头的黄瓜,一行行鲜红、美丽的蕃茄和一颗颗硕大无比的甜椒。”

同年9月,我又为夏县粮店的保管员李春生,写了一篇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稿子,用的是第一人称。最后,我抒发了这样的一段感慨:

“听完他的汇报,我陷入了良久的沉思,在八十年代的今天,能有一个把为人民服务当作乐在其中的青年,我曾困惑,实在让我难觅。而他,我面前的这位采访对象,却给我做出了最满意的回答和解释,从他的身上和他的思想里,我看到了新一代青年的楷模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不能不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并祝他和他的同龄人,在为人民服务未来的征途上,跑得更快,走得更远。”

那段日子,我还写了一篇评《运城报》部分编辑和他们作品的文章“各领风骚别样红”。分别评述了8位编辑的写作风格和他们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的鼓舞。没有涉及到老总,寄给报社后,听一些编辑说,还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一部分编辑说,写得真实、准确、还很有文采,要公开发表,可老总却说:“一个通讯员,有什么资格对我们编辑评头论足”。不能刊发。

尽管最后没有见报,但却让编辑们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不久,一位部主任,为地区制版厂写了一篇洋洋万字的大作,获他们报社特等奖后,来夏县采访时,还邀我为他的作品写篇评论。我说:“你们报社都是什么人,我敢在鲁班门前抡斧头?!”可他还是执意要我写。

结果,我就写了篇《克礼,河东大地上的一面旗帜》,在他们报社办的《新闻与经济》杂志上发表时,那位老编辑笑着对我说:“擂这两下子,可以,很有一种英雄气慨!”

那期《新闻与经济》杂志还未发行前,我曾给制版厂的总经理刘克礼,也就是我那篇评论的主人翁,写了一封信,说我在那上面发了他一篇文章,想让他们企业多订一些那期杂志。

可他不但没有给我回音,还说:“一个县级通讯组的人,能写出什么有味酒的东西,只能是又把我糟踏一顿。”还说很多省、地记者都采访过他,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牛头不对马嘴,不是数字错了,就是名字张冠李戴,甚至连一些实事都不对,叫他啼笑皆非,也非常反感。

可在他真正看了我写他的那篇评论后,却想邀我到他们的企业里看一看,再认识认识。

当报社的那位部主任,给我说了这些情况后,我说:“这么伟大的人,我不想见他了。”至今,我也没有去过他们的企业,也还不认识“河东大地上的这面旗帜”。只听说,他们的企业更加发展壮大,已经遍及到全国各地。

说起《新闻与经济》这个刊物,确实让我非常感激。因为在这个杂志上,我不仅发表了好多长篇通讯,象《大写十年展辉煌》、《心系农业一片情》、《激情,点燃希望的霞光》等,还发表了我几个电视专题解说词,如《振兴农业的希望所在》、《一路凯歌,一路行》,甚至把我写夏县机构改革的报告文学《禹都大地涌春潮》,也在上面一字不改地发表了出来。

遗憾的是,那个杂志只办了几年,就寿终正寝,我•75•六　人生的转折再也没有了唱大戏的园地,只能在报纸上发些不过千字的新闻稿和小通讯。

如果说,后来我多少还有点安慰的话,就是我写夏县种鸡场赵家申夫妇的那篇电视专题解说词《黄土地的风流》,竟然在《山西农民报》上,连形式都不作变动地在头版头条位置发了出来。

而为对台办写的那篇《望穿双眼盼亲人》,还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使夏县籍的在美华人看到这篇文章后,还专程从大洋彼岸回到中国夏县的上冯村老家,看望了思他、想他,盼着与他相见的父母双亲。

这都不知给了我多少兴奋和鼓舞。

可不久,我的工作中,却发生了一件小小的麻烦。那是水头镇付家庄一个村民,因与邻居发生了一桩人命官司,就到《运城报》社找他的老乡,说为他写份申诉材料。结果,他的老乡给他写了张条子,让他到我住的气象站找我。我帮他写完后,问他满意不满意,他还高兴地说:“满意”。可我将底稿抄了一份,寄给报社得以发表后,他却说稿子里有两个字对他不利,还跑到报社告我。

编辑打电话把我叫到社报,问明情况后说:“你就爱管这闲事,找这麻烦干啥?”我说:“是你们另一位部主任让我写的,我连他认识都不认识。”他这才笑了。

说起给别人写打官司的稿子,在当教师时,我就写过很多,而且还一写一个准,都胜利了。其中,在西沟学校为陈贤胜写的《一车煤,竟少称1500斤》,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那个煤矿的矿长,还专门从几百里之外,来到夏县的泗交山上,向陈贤胜赔礼道歉,说把煤补上。而城关镇全村一个叫史高高含冤回家的老干部,在上诉了15年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让我为他写了篇申诉材料,半年后就得以平反,还每月领到上百元工资。只可惜,他好运不长,平反后只活了两年,就一命归西。

另外,那几年,我还为好几个医生写过稿子,在各种报刊和电台刊发播出后,引来了难以数计的患者,短短的两年时间,被我宣传过的医生们,都成了住楼房,开小车的最先富起来的人,而我还住在妻子的单位气象站,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掏着捏手捏脚,还在报上批评学校的收费太多。

想想,真觉得让人可笑。

谁叫我只是个一斋书生呢?

但我并不后悔!

我老执信,钱算什么?精神富有,受人尊敬,才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九0年三月,县上召开党代会和人代会,领导安排我为大会写电视解说词。到现在,我还能记着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片断,党代表开始选举时,我是这样写的:“心儿呀,请你莫要跳,握笔的手啊,不要再颤抖,请端端正正在历史的横标上填写一笔,让这一笔习习生辉,大放光华。”在他们投票时,我又这样写道:“在这里,他们投下了信任;在这里,他们投下了希望;在这里,他们投下了寄托;在这里,他们投下了崇高的敬意!”

在写人代会解说词时,我开头这样写道“党代会刚刚闭幕,人民代表大会又胜利召开,这一个接一个的特大喜讯,在强烈地告诉人们,夏县丽日蓝天的上空,是七彩的霞,是胜利的歌,是吉祥的云,是艳丽的花。”在写到投票选举时,我又这样写:“一张张选票投下去,一缕缕希望升起来。这里,将诞生一个伟大的生命;这里,将放射出一道耀眼的金光;这里,将出现一个光辉的群体;这里,将展示夏县的锦绣前程!”

会后,当我把这两个解说词打印成稿,送给有关领导时,我们的宣传部长牛守正,对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叫我激动了好几天。他说:“王琦副书记看后说,这么高境界和水平的解说词,我还没有见过。”

更让我难忘的是,后来不久,组长要我到交通局,给其写部为省厅汇报样板水泥路铺设工作的电视片。还说,如果这个片子汇报成功了,省交通厅就为咱县拨付八千万元资金,让全县的路都打成水泥路面。

而当时,交通局长还不认识我,我也只见过他是个十分庄严而又高大魁梧的人。

在听取了局长的情况汇报,又观看了他们铺设水泥路的录相资料和施工现场后。回来,我熬了整整一个晚上才把本子完成。局长看了我的本子后,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哪个大学毕业?”我笑了下说:“我还不知道大学的门朝哪边开着。”

接着他又表扬我说:“你肚子里怎么有这么多东西,而且段与段之间,就象大运公路的弯,拐得那么自然流畅。”

后来,他们的办公室主任还告诉我,他们的局长看了我的本子后,说:他干了几十年交通,也汇报不下这两下子。而这个本子,是他们的局长在请了五、六个人写过后都不满意的情况下,说出的最高兴的话。

也许,正是那个汇报本子,奠定了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四年后,在全县山区村村通公路的建设中,我做为工作队长给康家坪修路时,在我们宣传部拿不出一分钱的情况下,我向他提出给点资金援助,他一下子就解决了一万元。

给交通局的片子完成后,我又了解到,司机出身的杨水生,在运输公司即将倒闭的情况下,受命担任经理,把企业搞得红红火火,一派繁荣,使我深刻地感到:企业改革,工人阶级,主宰沉浮!我就又给运输公司写了部《一路坎坷、一路歌》的电视专题。

别人对我说,那位老司机出身的副经理看了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就是那个小伙子写的?看着那个球事,还会写出这么好的文章。”真叫我有好气又好笑。

拍摄那天,我把自己装饰了一下,理了个发,又穿了一件尼子大衣。可在观看毛片时,我站在那里指挥拍摄的镜头出来时,又听一位职工说:“你看这个人,多象刁德一。”我知道刁德一是样板戏《沙家浜》中一个满肚子坏水的敌军参谋长。就扭头看了一下说这个话的人,他又赶忙补充了一句说:“多聪明,多有智慧。”他们就是这样表扬人。

还是这个运输公司的一个青年司机,后来用小车送我到中条山拍摄电视归来时,路遇他们单位的一辆满载旅客的大客车,先是问:“今天的生意不错,车上的人都坐满了。”等客车司机笑着开过之后,他却说:“拉一车人顶　哩,全是废品。别看我拉一个人,却是精品,比你一车人都值钱。”

连坐在后面的一位乡镇书记都笑了。

倒让我觉得很难为情。

工人师傅们这种粗犷、豪放、甚至骂骂咧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情谊。以至几年后,他们单位的一辆客车在太原东观因故被扣,还请我出面帮其解决。

这么多人给我这么高的评价,使我常常想着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写革命文,就做革命人,要绘灿烂画卷,先有壮美人生。不然,文章写得再好,还有什么意义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感情,那一年,我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那是那年初秋的一个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带孩子去上班,行至苗圃路段时,看见一位中年妇女用小平车拉着一个产妇,满头是汗,气喘嘘嘘地走,看样子心里十分着急,我赶忙停下来问明情况后,就让她坐在我的车后面拽住小平车,我送她们到医院。

当我带着三个人和一辆小平车,骑到医院门口,交给她在那里等候的丈夫时,我的浑身都湿透了。

事后,她的丈夫和母亲,还拿着点心,专程到我家感谢了我。还说,医生告诉他,如果再迟到5分钟,他的妻子和孩子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有意思的是,三年后,我到郭道警校去玩,那位产妇的丈夫领着孩子就在那里看守仓库。我已经把他和那件事忘了,可他还记着,并对我说:这就是你救的那个孩子。

望着那个虎头虎脑,而又活泼可爱的孩子,我忽然感到,人生是多么有意义。但我并不满足,我知道“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常常用毛主[xi]的这段话对照自己,并力求一生一世,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尽管,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我们党的英明领袖,他老人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里已经多少年了,但他的思想和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不朽的著作,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和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7-10-9 0:47:59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