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毕业后,按县上规定,新毕业的学生都要上山,我就被分配到中条山腹地的泗交联校。在这之前,我还没有去过泗交,更不知道那里的山是个什么样子。报到那天,我坐在一辆卡车上,心里在想:开吧,越远越好,我要看看这里的山到底有多远、多高。到联校报到后,联校校长说,听县上介绍,我的语文水平不错,就把我又分配到距泗交还有十几里远的唐回学校,代那里的高中班语文。

从泗交到唐回不通汽车,只有沿河行走的小道。一路上,我看山望水,如同行走在山水画中,寂静的心在乓然跳动。

到唐回刚停了一天,刚刚感受到那里的河水常年流淌、昼夜不息,又打听到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之所以叫唐回,是因为当年唐代亲王李世民,为了挺进中原,平叛杀寇,就是从这里打马过河,凯旋回府。我便站在那哗哗奔流的河水旁,遥望它注入到远方一泻千里的黄河,仿佛听到了数万大军马蹄踏踏的声响和历史一路前进的脚步音。也决心在这一代名君和伟人留下足迹的地方,努力干一番壮丽的事业。

可还没有讲一节课,又接到县局通知,说学生放假,全县教师集中培训,并要求初中教师到庙前,高中教师到禹王报到。泗交联校只有唐回一个高中班,当然就只有我一个人参加在禹王高中的培训了。我不知道是孤单,还是自豪。

到禹王高中培训班,在听取几位辅导老师授课之前,负责人先要求我们,以联校和片区为单位,按教材分别备一篇课文教案。当时分给我们大庙、泗交和祁家河这个片区的课文,是吴伯萧的散文《歌声》,当祁家河高中的陈希文和泗交高中的文元还有我,几个脑袋撞在一起时,谁都谦虚地不肯执那个笔,结果,说了半天还没有理出个头绪。后来文元老师说,还是让这个年轻人一个人写吧,写完后咱们再通气。可是第二天早上,当我把写好的教案交给他们看时,谁都不想再动脑筋了。

在听完张天赐、张成年等几位辅导老师的授课后,要抽几名学员进行试讲,我们泗交片区推举了我。还要求备哪课就讲哪课。我们备得是《歌声》,就只能讲这一课了。可当我向负责管理教案的禹王高中教导主任李逢贤老师,要我的教案时,他先说那篇课确实备得不错,后又说找不到了,不知让谁偷去了(我怀疑是他不想给我)。没办法。我只好重备。

讲课的前一天晚上,培训班里放了一场电影,可我哪里敢看,要给全县所有高中的教师讲课,我不敢有任何马虎和大意,我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就一个人在教室里背教案。当同志们都进入梦乡了,我才回到宿舍。

第一节课下来时,车文保老师说:“你的七个排比句,一下子叫他们的眼睛都瞪了。”第二节课结束,走出教室时,又一个老师拍了下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再干三年,压过全县所有高中教员。”

吃午饭时,禹王高中的教导主任李逢贤,走到我跟前连说两遍:“姚老师的口才真厉害,姚老师的口才真厉害”。把我也说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与他毕竟还不熟悉。

晚饭前,我读高中时的曾文祥老师还给我说,几个辅导老师给了我很好的评价。说我把课讲得十分生动,而又激情澎湃。

如果说那次讲课,还有什么不好的反映,听一位朋友对我讲,夏中的一个郭老师说我:“作为语文教师,连普通话的音都发不准,他还能算得上称职的语文教师?”

另一个是西浒村九制校的卫彦良,他是我高中的下一届同学,听说语文水平也很高,在吃饭时,他蹴在我面前问我:“你在运师是普通班吧?”我虽然没有回答,但我想:“也许我与人家还有很大一段差距,不然,他怎么就断定我只能是普通班呢?”

培训结业刚回到泗交没几天,就从山下传来一股风,说李逢贤跑到教育局,要我到他们禹王高中去代课,联校的几位领导也说,我在泗交呆不成了。可我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个同学劝我说,禹王高中都开始要你了,你也不赶紧给人家联系联系,还坐在山上干什么?我说,我还没有看够这里如画的美景,享受大自然山水的沐浴,还是等两年以后再说吧。

一个老教师给我介绍说:“禹王也是个好地方,那里是我国奴隶社会第一个王朝建都的地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故事就是从那里起源的。至今,那里还保留着禹王古城的遗址。”我说,那好,我就等着到禹王高中的调令吧。

可结果为啥没下去,听人说李逢贤向教育局长要我时,局长说了这么一句:“他刚上去,就让他下来,谁顶他?”

就这样,局长的一句话,一下子让我在泗交这个大山深处贡献了七年宝贵青春。虽然,我至今也无怨无悔,但这官僚主义不知要害死多少人。

从七七年九月到七八年八月,在唐回干了将近一年。记得,登上那个高中班讲台的第一节课,我是这样讲的,我说:

“同学们,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了,并兼任你们的班主任。我比你们大不了多少,一个月前,我也象你们一样,还是一个求知的学生。现在也同你们一样,都还很年轻。所以,我们不仅是师生,还应该是朋友。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把我所学到的知识,都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你们,因为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和明天的希望!

为了明天,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奋斗,用天天都有新的收获和进步,迎接每一个旭日东升的太阳!”

可还没等把那批学生送毕业,联校的高中班取缔,学生归到了窑头高中。在和那批学生分别时,我说了这样一番话,很多同学都哭了,我说:

“原以为,我会把大家代到高中毕业,再送你们上大学,可是没想到,还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一年来,我们象兄弟一般学习、劳动、生活,产生了十分美好的友谊和难以忘怀的感情,可以说,你们成了我的精神依托。多少个星期六的下午,望着你们一个个回家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就感到空荡荡的,而多少个礼拜日的傍晚,我就站在校门口的那道山坡上,盼望着你们早点归来,真的,我离不开你们。

可是现在,这种盼望永远不给我了,我心里真不知有多难过。明天,你们就要到另一个学校去,但愿你们无论走到哪里,离我多远,都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兄长般的老师在思念你们,思念着与你们一年来朝夕相处的那份情谊。”

送学生们走后不久,我就被调回到泗交学校,做了七年级(也叫初二)的语文教师。在唐回学校时,还有这样一个又甜又苦的小插曲。我也想把它写出来,留给后人。

这就是师范毕业时,我把我写的那部电影文学剧本送到了县妇联巧便姐那里,她又送到了分管宣传的副县长裴志杰手里。一天,我从泗交开会回来,学生们都告诉我说,你走后,一辆小车开到了咱们学校,从车上下来个高大魁梧的人,看起来象个大官,说要找你,我们说你开会去了,他就坐在咱教室里给你写下这封信。我一看,信是裴县长写的,大意是说剧本他看过了,写得不错,结构也很合理,但还需要修改。还让我有时间到水电站找他。而当时,我还没有见过人家。但一个副县长,能到这么远的山沟沟学校亲自找我,着实让我感到一种特有的荣幸。

没有多久,学校开展勤工俭学,项目是到山上砍土梨木。因附近山里的那种木头都快砍光了,我就和我的一个学生到几十里外的武家坪山上寻找。走到武家坪村口时,看见一个人在那里转悠,我的学生告诉我,那是水电站的陈主任。一听水电站,我就想起了裴县长给我的信。于是,走到那位陈主任跟前,我问:“陈主任,您知道裴县长在哪里吗?”没想到,他斜着眼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问:“你是谁,找裴县长干什么?”我说我是唐回学校的教师,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你听他又怎么说:“噢,你就是唐回学校写电影的那个教师?写个电影有什么了不起!”

听他这么一说,我真不知道我是生活在人间还是走到了地狱。再低头看看我当时的打扮,一身土布衣,手里拿着把斧头,腰里还缠着根绳,真比土农民还土气。难怪这个陈主任这样看不起我。我怔在那里,不知道是进还是退,眼圈都红了。学生见我又气又恨,赶紧安慰我说:“姚老师,你别生气,陈主任就是这么个人,说话凉得很。”我还是没有动,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说了不起啦,你这样一个魔鬼!要不是裴县长那一封信,我就一斧头劈了你!”

那件事让我感受很深,也想着:任何一个人,要是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的自尊心,那怕一个最没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也不知要给人家造成多大的伤痛。这伤痛,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有朝一日,我要是当了什么官,尽管我的性情十分刚烈,但我绝不会、也不能去莫须有地伤害任何一个无故的人。

二十年后,我在一家企业厂长的办公室里,又见到了这个早已退休的陈主任。我问他:“陈主任,你还认识我吗?”他把我打量了好一会儿说,好象在哪里见过。我说:“我就是那位写了个电影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他这才说:“噢,想起来了,唐回学校,唐回学校……”

我们两个都笑了。

调回到泗交学校教初中后,好象课程的难度比高中小了,但好几所学校初中班的相互竞争,却给我增加了很大压力,因而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怠慢。特别是校长王武魁的争强好胜,每次考试排队都想拿第一,一旦考不好,他这一关先过不去。

实在说,现代文学我还比较得心应手,可古文却懂得很少了。而后来考试,恰恰古文的内容份量又很重,这就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记得在讲王安石的一篇作品时,我自己先是看不懂,甚至连其中的很多字都不识,越看越烦,越看越气,一个人在房里走来走去。我不明白,古人怎么这样写文章,涩口难念,吉倔熬牙,想着想着,不由自主愤怒地喊了起来:“打倒王安石”喊过之后,连自己也禁不住笑了。

尽管在泗交学校任教的四年,我没有给学校和校长丢过人,但也确实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

在泗交教书的日子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这就是在统考中,外校的一个初中教师,因私改考卷被发现了,联合校长便召开全体教师大会对他批判,就让我发言。

也许那个批判发言太尖锐了,或者太深刻了,在所有教师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让那位教师对我心怀不满。好长一段日子,都不与我说话。我真后悔我不该对同事那样锋芒太露。

在教学的课余时间,我除了没有忘记对我那部电影文学剧本《仇恨的火焰》修改外,又创作了一部《悲惨的命运》。更难忘的是,82年4月14日,还在《运城报》上发表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一个受害灵魂的颤抖》。引起了全社会的巨大的反响。

如果有人想知道这篇文章的内容,我可以告诉大家,那就是对那两个道德罪犯的审判,把他们永远订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审判!

文中有这样几段话,我至今还能记下来,这就是那个被抛弃的妻子的申诉:“我的好言相劝,终将还是被他们的灭绝人性所击碎,他们不仅在其他大队放映时,偷偷地鬼混在一起,还把丑事干在我的家里,又在招待所私下暗住,被服务员捉拿,送回了公社。”

我也觉得和这样一个负义薄情的人生活下去,会是我终生的痛苦,我便最后决定离开他,离开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我们两个受害者相互安慰,又相互鼓励,一定要铲除这人间的不平,替滴血的灵魂申冤!

我这样继续申诉,不是对他的依恋,也不是对他们“幸福生活”的嫉妒,是我不明白,天下还有没有公理,人们还辨不辨是非,正义和邪恶还有没有区别,道德还有没有准则。我要叫社会、叫人们、叫我们党的报刊,替我说一句公正的话,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从而使我们的全民族,特别是广大的青年一代,懂得真正的真、善、美!”

同年7月31日,又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一个善良人的悲剧》,后来不久,《运城报》开展“我爱河东”有奖征文,我又写了篇《绿色的希望》,不但发表,还获了个二等奖。

记得那篇获奖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是这样写的:“我从姚暹渠畔的老家来到中条山泗交工作,已有五个春秋了。五年来,每当我踏上山岗,眺望阳光下那郁郁葱葱的松林,抚摸着微风中那一株株点头致礼的翠柏,我仿佛抱着鲜花迈步在长安大街一样,感到幸福、自豪、心头充满了希望。”

而在结尾部分,我这样写道:“一抹霞光透过云层,映照着中条山的茫茫林海,俨然一幅壮丽迷人的画卷,置身于这画卷中,我的心儿完全陶醉了,不由自主地掏出钢笔,翻开日记,激动地写道:我不走了,我离不开这块美丽的土地,她使我永远充满着绿色的希望……”

文章的屡见报端,让我感到了莫大的荣幸。尽管我生活在大山深处,但却觉得就象站在天安门广场一样,周身时时奔涌着一股豪情。

在那段日子里,还让我感到一点精神慰籍的是,我用我微薄的积蓄,从那里为我的两位兄长,购买了几车价格很低的山木建筑材料,使他们也盖起了五间住房。

82年秋,联校的初中班全部取消,我又被分配到西灭沟小学。安排课程时,我说,我不想代语文了,我要教四年级算术。就这样,我在那天更蓝,山更绿的西沟,和一群孩子们教学相长了二年。

有意思的是,我这个西沟小学的算术教师,却被临汾地区的《作文周刊》,聘请为辅导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通讯组长,还到联校对我做了一次考察,我为窑头村支部书记陈贤胜,写的一篇读者来信,又发表在《人民日报》。还为那里的群众,用一篇稿子争回了60亩土地。

84年六一前夕,联校通知让我马上回联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让我回联校干什么?谁也不清楚,有人猜测:可能是让我去写份大材料,也有人说,可能把我调回联校工作。

回到联校后,新任的联合校长王武魁对我说,明天全联校的师生,都要到泗交街上进行“六一”活动表演,要我在主[xi]台上主持,做即席讲解,还说:“找一个出口成章的人还很不容易,只有你能担当此任。”

意料之外,我松了一口气。我真怕他让我写那又长又厚的材料。

他还告诉我:公社分管教育的王建国书记,还想找我谈谈,说把我调到中学去。(原来的高中,后变成初中)。

这时,有几个教师说:“人家都在山上停七年了,你还计划把人家的骨头也埋在这里?”

这句话,好象一下子提醒了我,使我猛然感到:在这个大山深处,我已经献出了七年青春岁月。在那段日子里,我常常回想我从唐回到泗交又到西沟的生活经历,是的,多少次上下山,没有客车,常常为搭拉木头的敞车,还总是受到司机师傅的呵斥和白眼相看。有时大雪封山,为了按时返校,就迎着寒风,一个人在几十里荒无人烟的山路上徒步行走。

又有多少天,都吃同样的土豆菜,连葱花都没有,还上山背柴、采药,帮山里的乡亲搞夏收。

更难与人言的是,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我刚上山那会还是教师代表,在全联校的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言,又教高中课程,而从高中到初中最后却成了小学老师,步步走得是下坡路。可以说,我是在壮志未酬、信念不灭的挣扎中,度着自己从生活到精神最艰苦的岁月。

但我没有倒下,依然生活得还很快乐,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踏上这条路,千山草色青,走着这条路,校传读书声,寒来暑往四季歌,唱给学生听。也不时地问自己,七年了,我到底给这里的大山留下了什么,青山绿水间,我反复思索这个问题。结果还算比较满意,有无言的苦,有说不尽的乐,更有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与我结下的深情厚谊。我经受到锻炼,更接受了考验。不论未来走到哪里,也无论遇到什么生活困苦和精神风霜,有酿造七年的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7-10-9 0:38:5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