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东西先生的作品应该有两三年了，那个时候在一些刊物上偶尔见他的短篇。记住他的作品应该是在他的名字之后，尽管每篇作品都那么具有感染力。

《我们的父亲》是我从一个集子中选来选去后的产物。它虽然是个短篇作品，但它却集了人的一生，甚至是几代人，至少我能这样认为。

不得不承认，读东西先生的每篇作品都像在啃一只烧鸡的大腿骨，狠狠的咬破骨头，那骨髓真是味美汁浓，当然这只是存现于技巧结构上。内容更像一口青脆的苦瓜，用舌的味蕾去舔试，细细一嚼，便也有一股苦中带甜的味儿来。

《我们的父亲》讲的是一个父亲走访儿女却不能被自己的儿女接受，最后流落街头，摔死在十字路口的故事。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式，不能算是实质性的东西。

故事情节中的“我”是老三，应该是最小的一个，也应该是一个正在事业中奋斗的人，而没有他的姐夫、大哥那般有出息，他们都已功成名就。也许正因为这些便应了一个不成文的怪律，官越大，心也就容纳得多了，以至于把亲情也搁在了一边。“我”就不同，还是能惦记着老爸、妻子和那未出世的孩子。

但那又能怎么样呢？“我”还是得拿起电话铃声放不下，在父亲举起挥动的烟斗里，“我”跟随领导去所谓的“出差”。吃喝玩乐，风风雨雨之后“我”便能被提拔。“于是我抓起话筒，拼命的歌唱”，也许只能这样才能“感到安全和平静”。

“有时我的胸口会莫名奇妙的慌张”。这不仅仅是担心妻子和父亲，也是“我”讨厌这种恶心世俗的缘故吧。同时，“我”却在适应和利用这种世俗，好象只能这样，面包才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或者女人以及呕吐的妻子。显然，我们的父亲没了。

妻子的呕吐显然不是我们的父亲离开我们的原因，这与过去母亲怀上我们的时候，“好象从来没有呕吐过”一样，不是事实。

在“我”出差的第三天，父亲因为体谅“我”的妻子小凤怀上了他的孙子而不能在屋里抽烟，熬不过烟瘾而前往姐姐家。这是客观的理由，而“我”的妻子却用一种糖衣包裹着事实，美化了一切。主观上更不用说，妻子对我们的父亲的态度应该是不好的，这正如在姐姐家，父亲接过“另类”的筷条，“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离开。”一样，让人气愤。

如果说小凤跟我们的父亲没有真正的亲情血缘关系而无法完美相处的话，那么姐姐和大哥的行为可以说是禽兽不如。

“跨进大哥的家门，我看见大哥正在摖手枪。大哥看了看门框下站着的我。突然把他的手枪举起来，对准我的胸膛。”身为公安局局长的大哥现在只会弄刀弄枪，在幽蓝的冷光下，他说他想杀人，却不知他在扼杀自己，扼杀我们的父亲，生育我们，养育我们的亲生父亲。

小说的巧合性终于让“我”碰到了一个远房哥哥庆远。显然，社会的等级差还是体现了出来。庆远的卑躬屈膝的举止和左一个叔叔右一个叔叔亲热称呼，在东西先生的笔下刻画得淋漓尽致。

庆远在酒足饭饱之后说“十几天前，我埋过一个，倒有点像叔公。”后来证实，他确实扛过死去的我们的父亲。但他没有埋他，也就是说，我们的父亲应该是连尸骨都没能入土为安。得知父亲死去的消息，“姐夫的眼皮猛地眨一下，身体随之颤抖起来。一种悲伤的神情，在姐夫的脸上大约停留了几秒钟。”大哥也只是“牙齿咬住下嘴唇，咬了好久。但大哥没有哭，眼眶里没有一点水分。”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真的给每个读者有着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和悲愤感伤。

我们的父亲摔死在十字街口，身为公安局局长的大哥竟豪无知晓的在报告领导签字上签上了父亲为他取的名字，“仿佛签到了我们父亲的尸体上”。尸体留在身为县院长的姐夫所在的医院太平房里，躺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却不知道。这些都像是一种讽刺，这种讽刺能扎进人的骨子里。

我们的父亲没有留下什么，这正如“我”一看见父亲的军用挎包就情不自禁地去掏儿时的“糖果、角票、铅笔、作业本以及《毛泽东选集》”，现在早已没有这些，有的只是“烟斗、烟丝”，还有两套临死前买给他没能见过的孙子的“黄色的童装”。

我们的父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却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比死比苦更可怕的东西。

午后突如其来的雨打着五月的空气，扑向我笔端未干的墨迹，一股浓烈的尘土味道让人感觉窒息。

我怀疑我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东西学长留下了一丝气息，窗外一排石榴树突然点了一下头，落了一地的花红。宜山，年轻了许多。

其实，我也想起了我们的父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