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9月12日,我的人生终于步入一个崭新的天地———来到运城师范上学深造。

到师范报到的第二天,学校就让我们全体新生开赴到中条山分校,进行劳动锻炼。为了教育我们,还在沿路的石头上写着“要问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要问累不累,想想前辈老红军”的标语。当时的任务是填沟造田,尽管很苦很累,我们却干得非常卖力。晚上,坐在窑洞前,我们看山望天,大有头顶九州月,胸装万重山的感觉。

一个月的劳动,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还有幸被选为“劳动模范”。记得在窑洞前的明月下,我们开总结会时,我发了个言,我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返回学校了,让我们趁此之机,再欣赏一下中条山美丽的夜景吧!”说到自己当模范的感受,我说:“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知道,我读得是党的书,吃得是党的饭,我就要象一个党员那样学习、生活和战斗。一个月的劳动,我之所以没有偷懒,和大家一起为中条山分校的建设出力、流汗,是因为我觉得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做人就要有做人的骨气,跌倒了再爬起来,让每一根骨头都要敲起来当当响。这是党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党需要培养的一代。我们都要无愧于党对我们寄托的希望。”

我的发言,还受到了很多同学的赞赏。

同时,在那一个月的劳动时间里,我还结识了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劳动之余,我们谈生活,谈理想,谈彼此的经历,无话不说,非常投机。他就是运城籍的张保恩同学,现在的盐湖区台办主任,中国新闻社特约撰稿人。99年,他出了一本书,还邀我为他写下了序言。

在读师范的日子里,我的精神特别兴奋,读书也成了我最大的乐趣。每每开学的第一天,同学们还围在一起谈天说地,我就坐在教室里开始学习,而放假离校的最后一个小时,我才收拾起桌上的书本。记得一次,图书馆里没坐位了,我就站在那里看完了一个剧本,连管理员都十分惊奇。说她还没有见过这么刻苦的学生。我到图书馆看书多了,有人竟说,我把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

我之所以如此发奋,是因为我知道我是怎样走进这座校门的。如果不努力,我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还有家里的老母亲。将来又怎么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还有我家庭的有用之人?

尽管我学习非常勤奋,但却因为那桩伤透了心的婚事,还没有了结,半年时间5次回家,却让班主任对我产生了很不满的情绪。他不但找我谈了次话,还要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一回。我真感到雪上加霜,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为了不至于遭人看不起,站在讲台上,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说:“因为回家的事,昨晚刘老师就和我谈了次话,问我生活得怎么样,我说什么呢?说好吧,他会说我不谦逊,说不好吧,我又不知道怎么不好。所以我说‘糊涂’。他问我为什么要糊涂?我回答,没能力、没水平,安排不了个人的生活,所以才糊涂。现在,他又让我站在这里给大家说一说,有人认为我会很惭愧,我说,不,我很荣幸。如果通过我今天的说一说,大家都能从我的身上吸取教训,引以为戒,遵守纪律,发奋学习,将来人人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人,我不是为咱们全体同学,做了一份很了起的贡献吗?所以,我没有感到任何惭愧。”

没想到,此事以后,同学们对我更好了,可老师们却说,我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没过几天,班里又召开什么会,我没有参加,工宣队队长就指着我的座位破口大骂:“姚天高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扯蛋!”

下午回到学校,同学们告诉我后,我的心真不知什么滋味。晚上,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把他骂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说:“柳队长,您是工宣队长,我是工农兵学员,我到学校就是接受您再教育来了,如果我有错,当着我的面,您就是骂我、打我,我都能接受。可我又不在,你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那样骂我,这能起到教育我这个工农兵学员的作用吗?”

我这样说后,他先问是谁告诉我的,又否认他根本就没有那样说,是有人想挑拨咱们之间的关系。临分手时,他还表扬我,说我学习刻苦、善动脑子,是个很不错的人。从那以后,每次在校园遇见,我们还成了十分要好的熟人。

在班里,虽然我连个组长都不是,但同学们却对我十分要好,非常亲密。班长崔美俊对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现在我还没有忘记。那是老师让我到讲台上说后不久,吃饭时,他用筷子把肉夹到我碗里说:“咱俩关系很好,可现在这样,叫我十分苦恼。”我笑了笑说:“老师批评的是我,我都不苦恼,你苦恼啥?”。

又有一次,我在作读书笔记时,五、六个男女同学围到我的桌子周围,说要抄我的读书笔记,我给他们一人发了一本后,站在远处的文体委员李午生也跑过来说:“花言巧语叫我也抄一本。”一句“花言巧语”把全班的同学都说笑了。

也正是由于我和同学们的这种友谊,在后来,我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时,几个女同学也帮我抄写。在电影剧本寄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又退回时,连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了,议论说:“99班的姚天高在写电影。”

其实,我写电影只是一种幼稚的冲动,如果北影的编导第一次就否定了,也许我就再也不会干那可笑而又出力不讨好的事,可偏偏他们却在回信中鼓励我说:“文笔很好,也有一定的基础。”倒把我折磨了好几年,甚至到毕业后做了教师也没有停息。

七六年元月八日,周总理逝世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又被再次打倒。他提出的全面整顿和三项指示为纲,成了他翻案的罪伏,全国迅速掀起了批邓反右的热潮,接着毛主[xi]不知哪一年写的诗词《重上井岗山》又公开发表,全国人就用这首词中的“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来回击右倾翻案风。

在这几天前,我家里没烧的了,也没钱买煤,我就利用星期天到盐化二厂拾煤渣,又用平车从几十里外拉送回家。批邓反右开始不久,我和几个同学闲谈时,我说:“我家穷得连柴都没有,还说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批判人家邓小平。照这样下去,卫星从天上掉下来,都没人能再送上去了,批判智育回潮,都不学文化了,谁还会有这个本事。”

然而没想到,怎么让校领导都知道了,还在一次全校师生的大会上批评说:“批邓反右形势这么严峻,竟然有的同学还替邓小平说话。轻一点讲,这是一种糊涂认识,说重一点,就是和邓小平的路线同流合污。”散会后,有几个同学对我说,你今天让校领导批评了。我说:“又没有点我名,我也不认为那就是批评我。”但尽管如此,连校长对我也产生了看法和怀疑。

再加上接下来没几天,我因拿上粮票,却没钱买馍,就向生活委员和学校主管生活的领导提出,退饭票不能只退粮票,还应该退钱。在他们不答应的情况下,我就以我和张保恩、李天星三人的名义,向学校写了一封公开信,贴在饭厅的后墙上。

记得信上说“列宁指出,对于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一定要发给他们助学金。可学校却连我们的口粮款也扣下了,还说这是建校以来就有的规定。而这个规定从现在起就应该打破,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斗争,那么这就是这个斗争拉开的序幕!”

这封公开信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很多同学把自己的名字也填在了上面。这就叫校长对我更为不满,在饭厅开会时,他指着后墙上的公开信说:“后面的那封公开信,扇动性很大!”还说,这是想借生活问题,扭转批邓斗争的大方向。

第二天,学校就组织专人写批邓的大字报,贴满了饭厅内外的墙壁。还扬言,要把我写的那封公开信淹没在批邓反右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觉得非常可笑。

校领导说我不但没有任何悔过之意,还嘲笑校领导,不但免去了被我连累的李天星副班长的职务,还研究计划把我开除学校,只是一时还找不到我别的问题。

当这个风从一些人嘴里传出来后,我说:“学校要是做出开除我的决定,我就一纵身从学校的那座四层教学楼上跳下去,反正国家都成了这个样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事后,我和一个同学还真的上到那座楼顶,想看看一旦跳下去,到底会不会死。结果往下一望,头都晕了,就和那位同学坐在楼顶聊开了天。

那位同学笑着问我:“假如学校真要把你开除,你敢不敢从这里往下跳?”我说:“傻子才跳哩,我要学李玉和‘但等那风雨过百花吐艳,到时候全中国红旗插遍’。”

说完,我们俩都哈哈大笑。

不久,多亏“四人帮”粉碎,形势发生了急转,特别是邓小平又重新复出,我才免去了一场政治上的大祸和人生的灾难。

而后来,在一次劳动中,阎校长还说,他对我有新的认识。

那是在盐池修路时,阎校长就和我们一起边干边说,我见他同我们谈得十分投机,就问了他一个笑话:“阎老师,你的名字怎么叫‘可珍’,很多人还以为你这个校长是女人,如果改成马克思的克,真理的真该多好。”他笑着说:“把真理都克掉了,还有什么好。”还说:“我之所以可珍,是因为我大哥叫应珍,意思是应该珍惜。我二哥叫堪珍,意思是更该珍惜,我叫可珍是因为可以珍惜。”他的解释把同学们都听笑了。接着,他问我:“那你为什么叫‘天高’?”

到底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但见校长这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就随便编了个理由说:“我母亲生我那天,正值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所以我母亲就给我起名‘天高’。”说得大家都笑了,阎校长也笑了,女同学景秀兰还说:“你母亲还是个伟大的诗人。”

笑过之后,阎校长说:“我今天才真正认识了天高,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活泼’。”

也正是通过那一次接触,后来在那么多同学与阎校长遇面时,他只给我一个人说话。十几年后,我进了县委通讯组,他当了省教育厅副厅长,到夏县视察工作时还专门打听过我。

在读师范时,我们学的是文史专业,因而,我还想特别回忆一下,教我们历史课的景秦珍老师和他对我的一次特殊教育。

首先我要说,景老师是一个知识非常渊博的人,称得上全区历史知识界的权威,难怪都61岁了,还教我们的历史课。另外,他有着很强的事业感和责任心,对党的教育事业忠心耿耿。但,人无完人,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老爱看不起别人。

记得一次学校开大会时,音乐班奏了个《国际歌》,他竟对我们班的同学说:“看把《国际歌》吹成啥啦?老师就是那么个水平,学生还能吹得好?”

还有一次在校园劳动时,有个同学说,今天晚上运城县蒲剧团在剧院演《奇袭白虎团》,想叫几个同学,吃罢饭去看。而他又说:“运城县剧团的戏还能看?他们懂得什么是艺术,全是一窝二杆。”

我虽然没有看过运城剧团的戏,但毕竟是县级剧团,总不致于招一窝二杆当演员吧?景老师也太看不起人了。

也就是这个景老师,在给我们讲儒法斗争史时,我正专心写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也许是我压根就没有好好听他的课,也许我把儒法斗争史看得太简单了,最后考试时,我是第一个交卷,可结果,我的分数又在全班倒数第一,而且大多数同学都在90分以上,北京的知青费许文还考了98分,而我只得了59分,同时,全班就我一个不及格。分数宣布后,我感到丢人极了,真想哭。

运师生活结束时,离校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班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还邀请了很多外班的老师参加。马上就要阔别母校,离开我亲爱的老师和朝夕相处的同学,我不知有多少话要说,该我发言时,我说:

“运师二年,我让老师们生了二年气。先是刘老师,后是景老师。”接着说:“刘老师是一个很亲切的人,代着三个班的语文,还做我们的班主任,工作非常辛苦,可我还让他为我操心,现在叫一声‘刘老师’,我真想流泪。再说景老师,代我们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不但给我们讲中国革命史,还讲世界革命史,又讲海南岛史和儒法斗争史。没有课本,他就叫我们刻讲义,我们不会刻,他就手把手地教。一个都快要退休的人了,还对党的教育事业这么忠诚和兢兢业业,可以说给我,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样板。可就是这样的一位好老师,好长辈,我却让他伤了心,那次儒法斗争的考试,我只考了59分,我这样说,绝不是我在说反语,是我确实没有好好学习,整天忙于创作什么电影剧本,辜负了景老师的一片心血,让他失望了。这里,我向亲爱的景老师说一声‘对不起’,您的学生知道自己错了。”

座谈会结束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在回宿舍的路上,柳队长走到我的跟前说:“天高,今晚的发言确实不错,景老师都流泪了。在厕所里,景老师还说‘天高有才’。”我笑了笑,啥也没说。他又一个劲地叫我到他房里坐一坐。我说:“这么晚了,你还要休息,我就不去了。”

在读师范的日子里,我还为我们村里的电影队,写过两个幻灯台本,一个是《毛主[xi]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个是《沸腾的朱吕》。那个放映员画出画面,在县城比赛后,还被选送到了地区和省里。后来那位放映员破格调到了县电影公司,他说都是沾了我为他写得那几个台本的光。至今,他对我还非常感激和尊敬。

二年的运师生活,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峥嵘岁月。限于篇幅,我不能把它都写出来。庆幸的是,在我读师范的日子里,我又找到了新的人生伴侣,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一个当时就读于运城农学院的大学生。关于她的人品和我们20多年的爱情和友谊,在这里我就不叙说了。在这之前,我已经在3种报纸上5次发表过她和我们之间的情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