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躺在铁轨上,说,你不嫁给我,我就死给你看。说得很严肃,像红卫兵审讯那些老同志一样严肃。后来我想,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那一年,也就是说文革结束不久,因而有那样的表情是合情合理,再正常不过了,当然也可以把父亲的这种表情理解为一种可爱的惯性或者是文革对他的精神遗毒。我说,爸,你那时是不是特神气,当个小头头。他说,命不好,没赶上大串联,想到北京见毛主[xi],可已经到了大串联的晚期,火车开始收钱了,食堂也要粮票了,最后就没去成。说着,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看起来这个遗憾对他打击蛮深刻和深远的。
我知道他的小头头只不过是领着一群比他小十一二岁的毛孩子,整天在我母亲家门口转悠。我外婆说,老张家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知道我外婆说的是我父亲还是我爷爷,他们都姓张,包括我,后来我问她,她说都是,说你爷爷就没生下个好种,硬是把我女儿骗走了,也怪我心慈手软,一糊涂就给答应了。怎么答应的,我外婆始终没说,我估计和现在流行的未婚先孕差不多,因为后来我学会数学的第一件事就是算日期,偷偷拿了堂姐一本生理卫生的书,一算,当时就脸红了,除非我智商低于100,否则我的计算足可以揭发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老师教错了,看着父亲和母亲难堪的样子,我倒希望是这样,但真理是赤luo裸的,是残酷无情,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的父亲母亲不得不低下他们昂扬了十多年的头,说,你都知道了还问干什么。我说,警察掌握了证据不也还要审问吗?那一刻的得意令父亲很羡慕,也很嫉妒,说,红卫兵就是这样审他的。
父亲说,他喜欢母亲的历史悠久,有证可查,从小就暗恋,有时为了摊到一个工地上,不惜拿自家自留地产的红薯贿赂队长。队长说,小张啊,你家自留地今年的收成如何?父亲知道,在那个年代,自留地往往是一家青黄不接时的救命菩萨,爷爷很会经营,一年不让地闲着,每个季度都有东西下种,即使是冬天他也要没事蹲在地头守望着,他说,都给我好好拉屎,屎呀尿呀,别给我弄到外面,都弄回来,自留地养活了你们,你们得有良心啊,不能亏待了那块地。多年后要重新分地,爷爷哭得死去活来,赖在地里不走,谁来就骂谁,人们都说,老张疯了。爷爷最后到底疯没疯,我们今天不说。我们说父亲也不是个傻蛋,知道队长的意思,就说,都给你烤好了,在地里呢。人们说,小张啊,你又偷自家的红薯给菊花吃啊。菊花就是我母亲的名字,长得就跟菊花差不多,高洁美丽,比真的菊花多了点含蓄和害羞。我父亲说,自己家的东西那就偷啊。父亲又说,我自己吃的,给什么女人,女人是靠不住的。其实父亲是多么想给母亲一个热腾腾的红薯,香甜可口,拿在手里还可以暖手。母亲说,我不要你的东西,你的东西臭,跟屎一样臭。父亲说,一个姑娘家,说什么不好,说屎呢,难怪王干事看不上你,王干事是多年前到我们村的一个知青,后来回城了。父亲说,我知道那姓王的和你没擦出什么火花来,让你跟我学点,你还犟得跟驴一样,你如果有我这点文化,人家肯定要了你。父亲在我外婆家门口喋喋不休地说着,就没看到母亲向他扔来了一只破鞋。父亲仓皇而逃,边跑边说,红薯总没得罪你吧。
我说,爸,你真勇敢,我要有你这气势,怎么说也给你弄几个媳妇回来。父亲悠长地说,人老了,也不想了,你呀,弄一个回来我就高兴死了,就现在的姑娘,不比你妈了。看得出来,父亲对母亲一往情深,即使在母亲告发他时。母亲在被纠缠得实在没辙了,就跑到支书那,说父亲偷队里的红薯给她吃,她不敢吃,拿来举报了。支书说,好样的,红薯是物证,你留下吧,今晚就开批斗会。
灯光灿烂,父亲头颅高昂,激情满怀,一点不像是挨批斗的。民兵说,低下头,好好交代!母亲躲在人群,看着五花大绑的父亲心里涌起了酸酸的味道,我问母亲,那一刻后悔了?母亲说,不后悔。我说,不后悔为什么哭了?母亲说,谁说我哭了?我说,父亲说的。父亲那天被数落了两大罪状,一是年纪轻轻不该有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谈什么恋爱,二是间接贿赂党的领导。我父亲初生牛犊不怕虎,说,gc党人是提倡自由恋爱的,说和我母亲的爱情是受党的保护的,你反抗我们的爱情就是反抗gc党,支书的烟斗停在了半空,说,你小子胡嘴蛮缠,罪加一等。我父亲接着说,你可以给我扣大帽子,但我绝对没贿赂别人,我顶多是联络党和群众的感情。支书姓刘,和我爷爷是死对头,所以我怀疑有公报私仇的嫌疑,我问父亲是这样吗。父亲说,这是两码事,别听你妈胡说。事实上,那天怪就怪在我母亲身上了,当我父亲高喊恋爱自由的时候她不该说我父亲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好在她再没说第二句火上浇油的话,否则砖瓦非砸死我父亲,那现在就没有我给大家写文章了,这段往事也就永远尘封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父亲伤痕累累,特意绕了个圈子经过母亲的家门口,看见了正往外张望的母亲。父亲说,在看我吧,我来了?母亲说,鬼才看你呢。父亲说,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母亲说,你怎么这么无赖呢?父亲说,我真想天天被你举报,值,划得来啊。说着像哭一样,唱起了秦腔,完全走了调。
我给父亲点上了一锅烟,说,爸啊,你比你儿子强啊,有魄力,敢做敢为啊。母亲端来一碗番茄汤问我们谁喝,并且让父亲闭了自己的臭嘴。看着母亲蹒跚的步子,我怎么都不相信她也会离家出走。父亲靠近我的耳朵说,你不知道,改革开放那年,一年的时间咱们县城的那条铁路就是没通过车,文革中还通过,我是观察了半月才躺在那里的,把你母亲吓得半死。我怦然一笑,不愧是我的老子,笨想一下,再火热的青年谁愿意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所以说影视里的为爱自刎等现象在现实中实在稀少,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存在,尤其男人。我问,我妈知道吗?他说,到现在还不知道,有些时候,还是不知道好一些。
父亲伤感地说,我最难受的还是她那次离家出走。我问原因,父亲闭口不答。我说,你这是还要下回分解吗?他眼睛里噙着泪花,说,我不该跟着她进城,那是对她不信任的表现啊。我说,城里铁轨多,你还可以故技重演啊。父亲说,你以为是年轻啊,没良心的,火车碾过去,喀嚓就两半了。
父亲说他喜欢用第三人称说自己的故事,这我知道,人嘛,要面子啊,害羞呀,尤其老年人,有时更像个孩子一样,羞涩之情容易上脸,于是,我说,随你的便了。父亲果真嘿嘿一笑,使劲咂了一口烟,浓得呛人,他就在那浓烟重雾里说,他说,那天下午……
他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母亲的后面,母亲走一步,他就走一步,母亲停他就停,我想插句话说,你这不就是月亮走我也走嘛。但我没说。
母亲回过头说,你回去吧,我这次走了就不回去了,反正已经不是第一次走了。他不言不语,继续跟踪。母亲跑到女厕所,他就在厕所门口蹲着。母亲说,我不是找他,我想一个人静,我不想回你们老张家了。说着她发了疯地跑去,他一时忘记了追。我问父亲,你那么能行,一下子就找到母亲了。父亲让我别打岔。他说。
他其实是找了好几天,打听了许多旅社,人家都没听过一个叫菊花的女人。父亲打算到一个大学门口守株待兔,因为他知道那王干事的爹是这个大学的教授。他终于等到菊花的出现,只不过身边的男人好像不是王干事了,比王干事胖了许多。后来父亲说,其实她是在圆一个梦。
不过,那天他气势汹汹地跟踪着他们,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分手了。他就快马加鞭,紧紧尾随其后。但警觉的母亲还是发现了,并且讨厌地警告他,这是城里,不是乡下,再这样她就喊人了。他远远地望着她,她向火车站走去。去火车站是要回家吗,可刚才明明说了不回家,他不敢往下想,像脱缰的野马跑了过去。
父亲说,那一刻,在铁轨边,他像回到了几年前,多愁善感起来,倒怕母亲想不开。母亲说,你放心,我还不像你那么无耻,大老爷们躺在铁轨上逼一个姑娘,我不逼你。父亲说,那好那好。母亲说,你能不能不要跟我?我很烦!
这一刻,我父亲做了一个大老爷们的决定,决定不管她了。
父亲决定一个人先回家……
父亲说,他相信母亲一定会回来的,因为离开就等于归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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