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就没什么好地位好名声好下场。古代的文人大都因生不逢时，困不得志而郁闷怅惘，便在油灯下喝着苦酒，书着悲愤，留到现在，也就成了经典诗章。屈原是之，李白是之，曹雪芹也是之。纵如王安石这样做到宰相位置的高官文人，也是沉浮多舛。苏轼更是朝野之间来回晃荡，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鲁迅干脆不入党，躲进小楼成一统。究其根本，是与文人特有的秉性有很大关系。《尚书》曰：“文人，乃文德之人。”其意即为文人是创造文学，品德高尚的人。因其品德高尚，故难以融入污浊社会，自然会被冷落和排挤；因其创造文学，抨击时政，当然要受贬谪和镇压。

而文人之间，关系则更微妙。魏晋之嵇康说：“文人相轻，先轻后重，文章之道。”曹丕也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二者所言的“轻”，只是一种厚古薄今，贵远贱近的治学态度，是文学批评。但经后人乱传，就固定为了严羽《沧浪诗话》里的文人之间无聊无味的私骂。到今天，人们还在以讹传讹，尤其是文人们，更是乐此不彼，漫骂着别人，寒酸着自己，好象做文人就要鄙视同行，挖先生的墓，踩后生的头。在学术领域里是笔伐，跑到政治舞台上就成了恶斗。

窃以为，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必有局面产生的原因和基础。

做文人之前，都须读书。我们民族的精髓就是儒家思想。读书是为了入仕，入仕是为了济世，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很多人读书就是为了读功名，却不求甚解，不明其意，不辨黑白。一味地埋头读而不思考，很容易造就出书痴文狂。换言之，也就是精神分裂，性格残缺。具体表现有如下几类：

心浮气躁者。读书著文只为名利，哪有不急功近利的。看邻居家出了个榜眼，我也要发奋出状元；听人说谁谁一本书卖10万，我也来一部骇世之作。整日价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怎能静下心来读透一本书，写好一篇文？

清高自大者。此类最丰。所谓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入不了仕就诉官场恶。看什么都不顺眼，看谁都鄙俗，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做不了。钻到小茅屋里听寒风呼啸，无病呻吟地写月如勾人如鹤。或者拼凑些支离破碎的文字，朦胧地自己都不懂，还嘲笑别人水平低，弦断无人听。

沽名钓誉者。没心没肺没经历，读书一知半解，写文章文理不通，就傍大款吻政治的脚跟。弄个高帽子一戴，为你作序，为他跋涉，做评委，上访谈。别谈成就，先混个脸熟。

另有企图者。这类人只是文坛小丑，笔者暂且不论。留着吊各位看官的胃口罢。

林林种种，如此混杂，文人在一起怎奈不斗啊。

文人相轻，也是有战略战术的。如何轻，何时轻，轻谁捧谁，都是有技巧的。一般来讲，相轻的文人大抵时代接近，地位接近，成就接近。特别一个窝里的最容易相轻。其具体表现大致可分为几种。

傲慢型。摆在此队里的大都功成名就，出了几本书，做了几个专题讲座，捞了几个头衔，揣了几本证书。他们耍酷很有本事，大家发言则沉默，众人无语再表态。但无论怎么样，他的观点肯定与众不同，让你眼镜大跌。评委席上有主次，编辑部里有等级，目的就是要突出那些傲慢型的。他们的“轻”说白了就是蔑视弱者，排斥异己而已。很多地方是没有弱者说话的权利的，即便出来个新秀什么的，也多多少少与傲慢者有丝丝缕缕的联系。所谓异己，最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自然要严厉打击。

偏见型。眼睛斜，是偏视，心眼斜，就成了邪恶。自己肚子里没几滴墨水，还怕别人抢了风头；自己做不到，生怕别人做出来。想出一个花样，但无能制造出来，发现有人居然弄出来了，而且弄的很像回事，心态不稳了，思想崩溃了，就炮制出种种偏方，反其道而行之，嘲笑一番，再恶搞一番。心存嫉恨而不言，只掀他人的尾巴。

寄生型。如今，此类人多能成功。古有无才者在名人字画上留方印，是借名扬名；今有以骂名人为业者，就纯粹为落个臭名。美名臭名，总算出了名。演艺上有个芙蓉姐姐，文坛里有个韩石山。秦桧因为岳飞，余杰因为余秋雨-----虽然后者也的确很俗。也罢，此类人不宜久说，不然也要招骂。

文学本很纯净，可文人们一搅和，就给世人一种怪怪的感觉。连钱钟书都笑曰：“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笔者上学读书时，也写了几片文章，被同学嘲为“大师兄”，就此与文字绝缘。而今见报上，网上的文人都在相轻，不禁心头痒痒，给久瘪的钢笔加点墨水，也来“轻”一把。不过，钱老还说：“……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的‘人间喜剧’里的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我是鲁迅所言的局外人，说以上的话，并无贬谁损谁之意。只希望文人相轻是为相互批评，共同进步罢了。烟雨是个开放的好平台，才敢斗胆牢骚几句，望各位文人斧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