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我们并不陌生。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的名相赵普身上。乡村教书先生出身的赵普，在宋太祖的一次北征中，被聘为政治顾问，从此这个下层小知识分子一跃成为北宋初年叱咤风云的智多星式的名臣，“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等著名事件皆离不开他的精心策划。北宋立国，太祖大设科举，天下文士，纷纷入朝做官，赵普有些老土，知识储备不多，却不加紧“补课”，宋太祖有一次就劝他要多读书，不然就落伍了，以后怎么治理天下。他虽然也装摸做样地读起书来，可每次都看同一本书，看罢就放在一个书匣里，直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他读的那本书是《论语》，而且只看了半本，剩下半本崭新之极，从未翻过。于是便留下这“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趣谈。

这个故事其实疑团重重，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破解。首先我们会怀疑半部《论语》能治天下吗？光凭一本或半本书去治理天下，这是不是有些史家演义的色彩？其次，我们或许也会怀疑赵普治天下靠的真的是《论语》吗？如果是，为什么会是《论语》而不是别的什么书？再者，这个故事出现的时代是否值得深究，宋代以前行不行？对于这些问题，现在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

不管怎么样，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民族想单纯的依靠一半本书去治理天下，显然是不够的，就好比狗皮膏药包治百病，这种江湖骗子惯用的伎俩其实明白的很，所以接下来我们将把《论语》看作是儒学体系的象征而非单纯的一本书来理解。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本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而是赵普或北宋统治者，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否依靠论语——儒家的核心著作——来治理天下？或者赵普还靠着别的什么东西？

作为一个早期生活在下层社会的赵普，见惯了三教九流的人。如前所述，他并不是一个好读书的人，因此所能获得的治国能力必然基于他个人不凡的禀赋和对世俗社会运行潜规则的谙熟，这也正和乡村先生吴用成为水泊梁山军师如出一辙，他们这种生活在纷繁复杂的下层社会的人，往往比那些养尊处优的上流人士在处理疑难杂症上面更能一下子切中利益的要害，加之本身的圆滑变通，胸襟胆略，在北宋立国之际官员门槛普遍较低的大环境下崛起，就不难理解了，即使说赵普是在北宋立国之后通过熟读儒经论语来治理天下，也有些不妥。事实上，百宋一建国根本不具备依靠伦理道德说教这种方式来治国的条件，以儒经来治国，首先必须出现能够执行儒家道德仁义思想的团体，这个团体在我们这个国家必然是熟读圣贤书的文官集团，而此时，科举方盛，五代武将跋扈的风气仍未平息，文官士大夫还未形成，更谈不上有一个政治上的觉醒，故而赵普要靠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也没有那么做。

那么是不是说，儒家伦理道德就不能治理天下，非也！不但能，而且在赵普之后的时代里，“论语”大有可为！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外部表现是礼仪，其精神支柱正是伦理道德，管理的方法是文牍，而管理者则是文人，这一体系直到北宋中期才全面形成。事实上，我们这个国家在很早以前的西周时期就已形成了完善系统甚至琐碎的礼仪制度，礼仪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他规定着一个国民的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应遵循的处事原则，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不可越轨，而这其间的尺度则由是否符合礼仪来断定。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使我们的思想巨人们开始担心这个国家的命运，为此，他们纷纷建立自己的学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术便应运而生，这一学说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它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礼仪制度，而它本身也是源于礼仪。无论是礼仪还是道德，都可以成为统治机器，但礼仪道德毕竟不是法律，它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往往依靠执行者自身的善恶观念来处理具体事件，因而没有准确性也难以制度化。但是，这种治国的理念或者方式最终还是形成了，汉武帝以来一直推行的独尊儒术使儒家的伦理道德逐渐向帝国的每一个细胞渗透，一大批儒生分布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当有一天科举取士使这些熟读儒经的文人们跨进帝国统治中枢的门槛，《论语》治天下的时代已然来临。而这个局面是经过自汉以来的长期酝酿，其间有过很多波折，但以朱熹为核心的理学的出炉使儒生们彻底的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历史从宋开始便不断上演着孤独的将军们仰望将星陨落而无可奈何的画面。可惜赵普没有等到这一天，否则，他的确可以好好读一读《论语》为首的儒经而治天下了。

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而受过专业训练的组织，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不可抵触的运行着，决定着这个帝国的一切事务，甚至连皇帝都难以介入。在帝国的都城，这些仪表雍雅大度，文辞华美，口若悬河文官们每天穿戴整齐，迈着整齐而壮观的方步走向皇宫大殿。在由文官组成的帝国中枢机构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文书来自我们这个庞大帝国的各个行政区域，这些足不出户的文士们动辄就用自古以来最华丽的辞藻来铺陈情事，事实上，这样的中枢效率是低下的，甚至是低能的，他们所看到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是一百年没有修订过的粗糙数据，户口和财政都是混乱的；而对于各种疑难刑事案件的最后判定，他们往往都要上升为道德问题，并在儒经中找到依据；他们不愿意判定“合法”与“非法”，却热衷于“善”与“恶”的二元思维模式；他们对于私人财产的看待更是坚持“与其屈兄，宁屈其弟”（海瑞语）的伦理纲常的原则而忽视私人财产的合法性，整个帝国的中枢大厦坐落在一个无数含糊、暧昧，混乱所叠砌的基石之上。对于帝国内部千头万绪的繁碎的具有技术上难度的事务最终将交给地方政府来操作，而地方和中央一样含糊而笼统。但有意思的是，当这个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时，全国上下的文官会团结一致，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孔孟门徒们会显出惊人的力量，他们可以血战沙场，可以坚守故城；可以不顾寒暑，与灾民食同住；可以违抗圣旨，开仓放粮；在帝王眼里，这是一群恪守信仰的固执的官员，软弱而刚强的文人，要控制他们必须从他们所标榜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入手。

更使我们无法忽视的是满脑子儒学思想的文官集团甚至帝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即要把我们这个帝国带回到三代以来我们一直念念不忘的唐尧虞舜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标准只是“黎民不饥不寒”，“少有所养，老有所终”，　百姓能够安宁的生活。这样一个标准其实是很低的，几千年来，我们的人民在一种极其残酷的生存条件下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准，而我们的帝国的地名中到处充斥的“平、定、安、宁、”等字眼，无一不意味着哪怕是表面的暂时的片刻的宁静都会使这个奇怪的帝国的统治者感到极大的得意和满足，施政目标的低标准一方面适应着低能的政府，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政府的低能。当天灾人祸使这个帝国明显走向贫困的时候，自作聪明的文官集团和他的帝王都会大力提倡节俭，节俭本是一种美德，但企图通过将人民的最基本的生存用品的剥夺来维系帝国的生存或者塑造表面的盛世就会是一种逃避和罪恶。政府还会干预高端工艺商品或者奢侈品生产，这无疑是在变相的阻碍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唯一能够缓解来自庞大国家机器的压力的办法便是将一切行政过程简单化以适应政府的低能和儒家伦理道德的尽可能准确的把握。

事实证明，论语治天下的确是使我们的帝国辉煌而平静的走了千年之久，但这种单一的治国理念和思维模式也使我们中毒不浅，长期以来施政的低能、低标准、低效率，简单化导致我们帝国的腐败、愚蠢、软弱和停滞不前。直至西方式的五花八门的理论和科学破门而入，才改变了这种僵化的局面，但其简单思维的余孽仍残留在我们周边，比如前几年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现在又是英语所向披靡地颠覆着我们庞大而古老的文化，大有“半门英语治天下”之势，莫非历史又想向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开一个悲剧意味十足的玩笑，“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的后继者们玩的叫国人至今心痛不已，“半门英语治天下”，恐怕我们要玩走火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