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灵山村子里那个满头银发,人称菊爹的老头,是我的伯父。
我的父辈三兄弟,只有大伯父活到了现在;二伯父我没见过,他死在朝鲜战场;我的父亲老满,他去世的时候我还不到半岁。后来我随母下堂,由继父抚养,只逢年过节回老家看望伯父母。
伯父没读过书,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正是他痛苦一辈子的事,说起这事他就骂小日本,因为他读书的那个年龄被日本鬼子糟蹋了。对于读书人,他总怀着一种虔诚的敬意。伯父常常指着老家的脚盆提桶上的那些墨笔字,夸赞我们老祖宗的翰墨,说那字写得如何的四平八稳,棱角分明。我在学堂里得的奖状,他都一张不漏地贴在堂屋里祖宗的神龛下,每得一张奖状回家,他就奖我一支钢笔。他勉励我发愤读书,将来能光宗耀祖。
泉交河镇上有座奎星塔,是清代探花、湘军首领泉交河人胡林翼捐资建的,这在我们家族是一种骄傲,我的伯父也很了解这个典故。小时候,他常带我到镇上去,每次经过这塔的时候,他总是歇下来,对着这奎星塔凝视良久。他告诉我,这塔是我们祖先建的,我们的祖先早年显耀过,他的官只比皇帝小一点。
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伯父,一年四季都是不停地忙碌,忙完田里忙家里,他从来都不知道休息:夹篱笆,织竹垫,打草鞋,补禾筛……真的没事可做了,就点燃那喇叭筒旱烟,蹲在村边看禾苗出穗,观桃树开花。
老家后背有个桃树山,秋天的时候,新长的竹子开始落叶。伯父劈下满山的竹枝,把它铺到地坪里在秋阳下暴晒,再将它扎成扫把。金黄的竹枝向四周散开,就像一把长柄的扇子,精致而且结实。他将竹扫把挑到泉交河去卖,不还价,好俏的。
我的伯父到晚年还这样勤劳,完全是出于农民的天性,如今他并不缺钱花。我的姐姐、姐夫都在广州工作,他的大女婿也是泉交河人,如今在广州地铁总公司当书记,也算得上是权倾一方的人物,我们兄妹都戏称他“刘书记”。姐姐好几次把伯父母接到广州去小住,他们住在地铁新建家属区的八楼,上下楼有电梯,我伯父嫌那东西太闷,一上一下人都发晕,他从不坐电梯,总是步行上下楼,他身体好,一口气上八楼不费劲。
可是,在广州看足了立交桥和摩天大楼之后,我的伯父闲不住了,他看到那里新建的家属区楼道、地坪的卫生还不够好,于是他每天坚持打扫宿舍区的楼道,从八楼一直扫到一楼,花坛、走廊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公司的人还以为是地铁请来的勤杂工,有人还吩咐他扫这抹那的,后来听说是刘书记的岳父大人,都不好意思。我姐姐、姐夫也批评我伯父影响形象,我伯父却说,做惯了,就是闲不住。
冬天消尽的时候,老家的桃树山到处都是新长出的笋子,冬笋炒腊肉是一道好菜,如果在一场大雪覆盖之后,那笋子的味道就更鲜。每年下大雪的时候,我就记得要回老家去挖笋子吃。伯父挖笋子的技术令我佩服,他只扛着锄头在桃树山走一圈,哪些地方生有竹笋就了然于胸。于是我提着篮子跟着他走,他用锄头刨开厚厚的积雪,地面就露出笋子的绿色脑袋。只见伯父锄头起落,几只浑嫩的白芽冬笋就躺在我的篮子里了。不是所有的笋子都能挖的,一只笋子将来就是一根竹子。伯父告诉我,只能挖那不能成林的白芽笋,白芽笋是永远长不大的,只能做菜吃。公竹子的下面是不长笋子的,一看就知道,竹结巴上长一根竹枝的,都是公的。
伯父母的一百六十大寿是通过改期之后,于去年国庆长假进行的,我的伯父当初是坚决反对的,可广州地铁的“刘书记”硬是要做,后来伯父拗不过他,只得妥协。我们兄妹开姐夫的玩笑说:“广州人民是爱客气的哦”。寿庆请了专业乐队,鞭子、花炮放了不少,看得出来,我伯父一点都不感兴趣。当乐队主持宣布要我伯父母上台接受儿孙拜寿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我伯父了,一家人到处寻,我姐姐、姐夫急得像猴子,好不容易在背后的桃树山里寻到了:伯父一个人躲在昨晚燃放花炮的树林里,捡拾那满地的废纸。
几个广州来的客人看着我伯父,都笑得前俯后仰,都说“胡爹好有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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