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字头上一把刀”为忍，小学识字时老师谆谆教导“遇事要忍，忍常人所不能忍，方能成功”。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非凡人物因沾一个“忍”字，便成就了一生的大业。勾践忍亡国之辱，卧薪尝胆，成就春秋霸业；韩信忍胯下之辱，成就“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之功业，后竟失于吕后之手，盖“忍功”略失火候；司马迁忍宫刑之辱，成就万世之《史记》；孙膑……等。有如此众多的成功典范，难怪世人皆以此为宝。脚踏中西文化的哲人林语堂说：“中国人的忍耐有如中国的景泰蓝一样举世无双。”

国人造字历来是独具匠心，一个忍字，刀刺在心上，鲜血直流，竟要忍气吞声，安之若素，这是极需修养和功力的。修养即学习。师者传其道，明其理，且以先哲成功的榜样惑其心，则先入为主，引为圭臬，奉为真理。但心然之不代表能行之，特别年少气盛时，常有“凡事不平则鸣”之性。故需在现实生活中反复切磋磨砺，棱角尽失，功力益深，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形于色之意，方修成忍字正果。

据说连英国哲学家罗素都惊叹中国人的忍耐力，美国传教士阿瑟-亨-斯密斯也不约而同的赞美它。毫无疑问，“忍”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似乎有升化到“韧性”的趋势。也许这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惟有中华文明源源流传、绵绵不绝的一个原因吧。

凭借一个忍字，曾经是征服者的蒙古人和满族人，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华文明的俘虏。凭借一个“忍”字，国家民族每每于风浪迭起山穷水尽之时，峰回路转，化险为夷。其使国运昌盛，民众相安，功莫大焉

而我则独以为，忍字如同潜藏在中华文化内的毒瘤。套用张爱玲的句子，“如同华袍上的虱子”，虽外表光鲜，内毒却深。中国文化许多消极因素如怯懦、冷漠、消极、不重视人的尊严与生命价值，溯本求源，无不与之息息相关。大而言之，其为民族劣根性的罪魁祸首。

首先，国人奉行忍术，是遇到强力和强权时的一种自保方式，是心灵遭受创伤，外表却不动声色或强作欢颜或装痴作傻的表里不一的畸形行为方式，简单地说是虚伪。在中国人际关系中，因为“忍”中国人的感情显得含蓄，除了孩子，你很难在大人的脸上看到率真的酣畅淋漓的笑容，也不容易看到撕彻肺腑的痛苦。每个人都在掩饰自己的本真，用一副老滑的面具掩藏真心。“逢人只说三分真”，中国人极少真诚的交流和沟通，以免贻人把柄，给人口实。特别是官场上，表面上一团和气，熙熙而乐，内心却是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比比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可见，忍的背后孕育了更大的仇恨，而非消除了矛盾。与此对比，西方人若一语不合，则直言要求道歉，即使拳脚相加，也是光风霁月，坦坦荡荡的。而中国人则是脸上挂笑，怀中揣刀，个个老谋深算，深藏不露，功力深者达到“皮笑肉不笑，肉笑皮不笑“的境界，导致人际关系复杂而丑陋。这都是“忍”字惹的祸。

其次，忍字导致中国文化缺乏积极进取、刚猛威武的基因。中国文化中虽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思想，也有“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但似乎这些特质只能体现在少数英雄豪杰或仁人志士身上。大部分民众则信奉“百忍成金”，“夫唯不争，天下莫与之争”的不争主义，即忍学或称忍术。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不外是做稳奴隶和做不稳奴隶的时代。而忍学，恰恰是最适合做奴隶的品质。

奉行忍术，国人容易满足，缺乏积极主动追求幸福的动力。除非是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原因，中国人很少背井离乡，迁离故土，“金窠银窝不如自己的草屋”。这种忍受贫穷，不希望改变外部环境的保守性，经常被称作”认命“。即使到了今天，汹涌的民工潮里大部分也是来自川、黔、皖、赣等自然灾害频发地区。而更多的农民只要能满足吃喝拉撒等基本条件，就会“象树一样扎下根滋养、繁殖、腐烂”。

“忍”直接衍生产品是怯懦和软弱。不要以为所有国人都会奉行忍术，即使奉行忍术的人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奉行忍术的。中国人历来遇强则弱，遇弱则强。如阿q见到尼姑时，是不必也不会忍的。遇到赵老太爷的文明棍，则是需忍也一定要忍的。中国历来强调“两手准备”，“一手硬一手软”，一边是忍术，另一面是霸术欺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沙”，可谓中国社会众生百相图。它直接带来的结果是弱势群体靠“忍”和精神胜利法度日。强权者，强力者则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由此可见，忍的另一面是对恶的放纵。德里达认为：不恰当的宽恕本身就是罪恶。从这个角度讲，忍本身也是一种罪恶。殷海光曾说：“古往今来，容忍的总是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除了体制原因，我们的忍术是不是腐败的助推剂呢？更可怕的是怯懦和软弱已积淀在民族骨质的深处。在这片土地上随时都能活跃着大量的软骨症患者。怯懦和软弱使我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其实，中国人不愿迁离故土与本地人的欺生和外乡人的软弱怯懦也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有时象狗一样，见到生人狂吠不已，离开了自己的地盘，尾巴则收的紧紧的，“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背后是“别人的地盘我怕”。

冷漠也是“忍“的另外一种衍生产品。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儒家哲学的思想核心是推己及人，是仁、是爱。但现实却恰恰是“中国人看见弱者，看见重危的人，看见一切呼天抢地求告无门的人都会很冷静、很冷漠、很残忍”[摩罗语]爱的哲学却产生冷漠怪物，究其原因，仍是“忍”造的孽。试想，一个因“忍”饱受凌辱的人，一颗失去平衡极度扭曲的心灵怎么可能热心关怀和帮助别人解除痛苦呢？说不定由于别人的苦难而“心理平衡”正“没事偷着乐”呢！我们经常看到歹徒公然在几十人的公交车上实施强j*，法律的维护者警察视人命如儿戏，白衣天使无视病人的痛苦，只把他们当作发放福利和奖金的摇钱树，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肆意践踏弱小的心灵，人民的公仆肆无忌惮的实施腐败的新闻，这一切的“恶”恰恰都是“忍”纵容的结果。“个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冷漠挤走了爱，挤走了正义和良心，却纵容了恶。直接导致“坏人台上演戏，好人家里叹气”的尴尬社会现象。因为忍失去了自尊，没有了耻辱感，所以渐渐“面黑”。龙应台先生曾撰文《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其实长期生活在国外的龙先生可能已淡忘了中华文明的瑰宝——忍术。否则，她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或者她是明知故问，以求警醒世人，我倒更愿意相信是后者。

在西方，有一种东西比生命可贵，那就是人的尊严。哈姆雷特的名言：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而中国文化中极少关于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探讨。因为有了忍术，中国人便失去了尊严感。更多的人把形而下的生存放在第一位。所谓“好死不如赖活者”，为了生存可不顾廉耻、不顾道义，可以苟且偷生。由此造成社会上一群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规行矩步的犬儒，而少有“可杀不可辱”的志士。普希金莱蒙托夫为了尊严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聪明的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国，更多的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一带文豪郭沫若文革时主动宣称自己的以前作品全是毒草，而后极尽所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其实郭沫若只不过是众多忍术“大家“中的一个而已。

缺失个性尊严意识，意味着耻辱感的丧失，意味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人要脸树要皮，豁上脸皮没法治”。人一旦失去了耻辱感，就“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忍使人失去率真，失去了张扬的个性和高蹈的生命。因为忍，失去了自尊，没有耻辱感，所以渐渐“面厚”。因为忍而遭受的痛苦，必须更猛烈的痛苦还报他人，所以更加“心黑”。摩罗说过：“过分耻辱往往造就不完备的人格”，如法国大革命时的罗伯斯庇尔，即使连我们的文化大师鲁迅先生也某种程度体现这一倾向。由此可见，忍不可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善良的民族。古代殉葬制度、对俘虏的大规模的坑杀，以及凌迟、驷马分尸等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刑罚的发明，皆可作忍并不能使职称为善良民族的佐证。

“忍”字是活命哲学，而非追求个性尊严和生命价值的哲学。忍术达到一定火候，则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在社会上生存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可称这片土地上的“人精”。中国人向来以聪明民族自居，大智大慧倒不见得，“小聪明”必是天下无双。“精细”人即“忍”术功力深者，知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哪些话该对谁说不该对谁说，哪些话该在什么时候说不该在什么时候说，皆拿捏得分毫不爽，可谓“进退亦成规亦成矩，从容亦若龙一若虎”。反之，忍术欠火候的人则如皇帝新装里的小孩，咋咋唬唬，往往成为道破真相的傻瓜。这样的人混在世上不是到处碰壁，就是穷途末路，不是被同化，便是销声匿迹。[小时侯总以为《皇帝新装》里大人个个都是傻瓜，现在才明白那才叫“精细”呢！那叫装傻]连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也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后边一句演绎成俗语就是：世道不好，说话就得小心点。虽不是公开倡导说假话，也是告诉人们说真话得小心点。。鲁迅先生曾用一个“骗”和“瞒”字道破中国历史的真相。胡适也曾感慨：“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傻子。”昆虫趋光，人类趋利。当大多数人忍残暴，忍苦痛，忍谎言，，所谓不合潮流者便成为众矢之的，国人群起而攻之，其下场可想而知。故傻子愈来愈稀，精细人则摩肩接踵，中华忍术怎能不发扬光大繁荣昌盛呢！

但我想说的是这颗毒瘤该是割掉的时候了，当我们受到非理的刁难，当我们的心灵遭受摧残，我们必须也一定要生气，要愤怒，要欲以还击。也许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我们会赢得永久的尊敬和尊严。

本文参阅：林语堂、罗素、亨·史密斯、摩罗、王小波、余杰、陈子展

本文已被编辑[心海岸边]于2007-10-5 20:47:19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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