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家吕荧其人其事

2005年12月，美学新世纪网站站长张正方在《吕荧美学思想永存——为纪念吕荧先生诞辰90周年而作》一文中说：“吕荧是中国当代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遗憾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美学思想与高尔泰的美学思想被人们不加区别地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批判和否定后迄今没有得到人们公正对待和正确评价，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界最大的悲剧和冤情。我们不能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了！今年是吕荧先生诞辰90周年。在这特殊日子，正确阐发和实事求是地评价吕荧美学思想，恢复吕荧美学思想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声誉，给他以公道，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是我们对他最好、最富有意义的追思、怀想与纪念，也是我们良知的表现，我们应该有勇气澄清事实，说明真相，面对现实，以正视听，不能以讹传讹，一错再错，既对不起先贤，也贻害子孙，更是我们庄严的使命与神圣责任，它对于我们打破当前各种错误思想充斥美学领域的局面，开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吕荧，原名何佶，笔名吕荧，天长新何庄（今仁和镇吴庄村）人，民国4年（1915年）11月25日出生于地主家庭，五岁丧母，7岁在家读私塾，民国17年去南京，在南京读完小学和中学。中学期间，爱好文学，开始学习写作诗歌和散文，阅读鲁迅等人作品和苏联小说。1935年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一九”学生运动中，参加了中国共[chan*]党外国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大学期间写诗，又写文艺评论文章，是北京大学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的主要成员之一。民国26年北平沦陷后，吕荧随流亡学生赴武汉，民国27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结识了胡凤等文艺界知名人士，胡凤还在《七月》杂志为他发表短篇小说《北中国的火炬》。是年，又与罗烽等结伴赴延安，至西安时因国民党封锁了道路，遂去山西临汾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后因身体多病，难以适应，于民国28年去西南联大复读。民国29年，开始以吕荧的笔名发表译作和文艺理论文章。民国30年大学毕业，民国31—34年在四川教中学，与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胡凤、邵苓麟、冯雪峰、骆宾基等联系较多。民国35年，任贵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与一些进步教授创办《时代周刊》，进行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的宣传，遭到校方保守势力的功击，民国36年夏愤然离校，辗转至台湾师范学院任教授。自民国30年大学毕业到民国38年全国解放前夕，吕荧发表大量译著和论著，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翻译俄国普希金等人的作品，评价苏联文学，研究国内革命文学等。民国32年译著《普希金论》（卢那察尔斯基著）由远方书店出版，民国33年重庆云围书店出版他翻译的普希金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民国34年，他和夫人潘俊德以“泥土社”的名义，自费出版论文集《人的花朵》，书中对鲁迅、艾青、田间、曹禺等革命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给予高度评价，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作了探讨研究。民国36年，译著《普希金传》（吉尔波丁著）、《叙述与描写》（匈、卢卡契著），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49年4月，吕荧经香港回北京，迎接新中国的诞生。7月，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参加作协，10月去大连了解工人文艺运动。1950年应邀去青岛山东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教授。1952年因遭不公平“批判”，愤然拂袖而去。1952年冬，经冯雪峰同志邀请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翻译，后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至1956年，并从事美学研究，后因讨论胡风集团问题被隔离审查一年之久。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学文论文《美是什么》（毛泽东亲自校阅该文的“编者按”），才公开为其平反。十年浩劫中，他重遭迫害，又被投进劳改农场。由于受着非人的折磨，1969年3月5日，他含冤死于河北清河农场。1979年5月，公安部为其平反，

1950年，吕荧应邀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授，主讲文艺理论课程。当时还是山大中文系学生的李希凡先生回忆道：他高高的身材，脸庞白皙而清癯，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我记得，他开始给我们上课时，似是初春季节（可能是1951年的3、4月间），学生们的春装已经上身，可吕先生仍然是全副冬装——大衣、绒线帽，棉鞋，外出时还要戴着口罩！那身体衰弱的情况，确如碧野同志在文章中所说，谁也难以想象，我们的吕先生，在当年的北京大学的跳远比赛中曾获得过第一名！不过，他身体虽然衰弱，讲课时声音不高，却沉稳有力，哪怕是坐在后面的同学也听得很清楚。他的讲课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正象他的论著一样，高度概括，很少水分，如浓缩的结晶品，但又决不枯燥，让你明白地把握到原理，并能引起你举一反三的联想。（李希凡：《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编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同学们还发现，这位先生讲课不苟言笑，庄重沉稳，自有一种风度翩翩的动人处。消息很快传开了。文学院的历史系、外文系的学生也来听课，教室内外人挤得满满当当，只好迁到理学院一个大教室去上课。”（2004年9月30日《山东大学报》）可是“祸从口出”，1951年11月的《文艺报》（第5卷第2期）发表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某干事（后调离）的来信《离开毛主[xi]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这封信指责和批评吕荧先生在文艺学教学中所谓的严重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这封信在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大讨论。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这类的“文艺批判”总是和“运动”联系在一切的。尽管吕荧先生在《文艺报》上极力为自己辩护，指出：“xx同志没有去听过文艺学的课，可是他引了我在课堂上讲的话。这些话经他一写之后，和原意正正相反。还有一些话我根本就没有讲过”，表明自己的文艺理论教学不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而且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释文艺现象，尽管在运用过程中不是那么纯熟和全面。名为“文艺学教学思想讨论会”，实为批判会快要结束时一位发言者的讲话终于让吕荧忍无可忍，他猛地站了起来，双目怒睁，把浑身的力气都鼓起来了。事过三十年后，当时参加这次批判“运动”的学生李希凡先生曾怀着深深的自责和忏悔谈到这次批判运动，他认为：“实际上学生只是被运动起来给先生提意见，批评先生的‘教条主义’。事情过了三十二年，这场我们所独有的‘运动’，似也可以看清楚了，即它反映了十七年文艺思潮中‘左’的倾向，或者也可以叫做‘左’的倾向的萌芽……这场批判运动，并不是张祺同志一人的过错，这种‘左’的不实事求是的学风，在我们这些学生们身上也是存在的……而我们却很快懂得了，这样的‘左倾’幼稚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师长，也给我们那未完的文艺学学习造成了怎样的损失！”性格倔强执拗的吕荧很难接受这样的“批判”，但是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很爱吕荧的才华，他为了保护吕荧，曾几次劝说他，只要做一点自我批评就可以了。但不肯违背自己心愿做事的吕荧还是不辞而别了。

离开山东大学后，吕荧来到北京。在冯雪峰任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任高级翻译员。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文艺界正在进行的美学大讨论，并卓然成为“主观派”的代表人物。1957年，吕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美是什么》一文，又进一步提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他说：“我仍然认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第二性的现象”。他在《美学书怀》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这一定义作了这样的解释：“美是通过生活概念被人认识的”。“美和善一样，是社会的观念”。他认为自己的美学观是依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吕荧先生在山大教书时的学生，后来在美学研究上卓有成绩的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来祥先生曾深情地回忆起吕荧先生给他授课时的情景。周先生承认，他对于美学兴趣和爱好，正得之于吕先生的启蒙和指导。周先生认为，吕先生对于真理的探求精神，治学的严格与严谨态度，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介绍，都对自己后来的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山东大学的美学研究之所以在全国举足轻重，吕荧先生有开启之功。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胡风和他的战友们如路翎、鲁藜、阿垅、绿原、曾卓、牛汉、贾植芳、彭柏山、王元化、冀汸、张中晓等纷纷被捕入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愤怒声讨和深入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年5月13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曾经和胡风关系密切的吕荧，没有被列入逮捕的名单，在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还发表了一篇《评<明朗的天>》的评论文章，分析曹禺新作的优劣。实际上，早在1937年初，吕荧与胡风就开始联系了。1953年胡风全家由上海搬到北京后，吕荧便成了胡风家中的常客。在胡风夫人梅志的印象中，“他比过去见得更为古板了，学究气更重了。他在我们家聊天很少有开怀畅笑的时候，只有文文静静地说点什么，他年纪并不大，但看去已没有了青年人的朝气，成了一个老成持重的学者。”但“老成持重”的描述，绝对与1955年5月25日的吕荧挂不上号。5月25日，中国文联主[xi]团和作家协会主[xi]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郭沫若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他的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胡风等人已经遭受的结局，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即将全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的信息。到会的700多人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出对郭沫若讲话的欢迎，700多人举手通过了把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并依法惩处他的决议。接着，有20几位代表发言，异口同声重复着报上的语言、郭沫若的建议。这时，吕荧走了上去。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扬的中间，对着话筒，振振有辞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他的话未完，会场顿时一阵喧哗。谁也不会想到，时到如今，他还会站出来说出这样的话，和他平时的少言寡语，判若两人。人们更多的是气愤夹杂着惊奇，这样一个神圣、严肃的会上，怎么能容忍他说出这样的话，明目张胆为一个全国声讨的反革命集团头子鸣冤叫屈。不等吕荧再往下说，便有人跑了过来，在此起彼伏的斥责声中，吕荧被带下台去。暂时未上逮捕名单的吕荧，随即被带回家中，从此不让他出门，软禁一年后，才恢复行动自由。胡风夫人梅志回忆：“一个冷天，我走在街上，就在我们当时住的烧酒胡同附近，忽然看见了吕荧。他在街角的一家小饭铺刚买了点烙饼之类，双手捧着，正准备往回走。那时，为了避免麻烦，遇见熟人我一般是不打招呼的，但吕荧当然例外。吕荧看到我，似乎也很高兴。我们站在路边谈了几句，他说起1955年5月25号召开的那次大会，说他当时‘想纠正他们’，但‘他们’没让他把话讲完……我把他带到我们家，对他说：‘我看你的日子过得挺狼狈的呀！’他笑笑，说：‘是啊，狼狈，狼狈……’。”

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审查之后，吕荧得以继续从事翻译和对美学的研究工作。但是，因为华岗校长受“胡风集团”的牵连被逮捕，吕荧也就不能到山东大学上课了。1957年底，吕荧在《人民日报》发表《美是什么》一文，进一步阐释自己关于“美是人的社会意识”的美学观。在《美学书怀》一书中，又提出了“美是通过生活概念被人认识的”的思想。认为自己的美学观是依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后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在机关大楼内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胡风反革命分子吕荧持刀行凶”。“揭发者”是吕荧在土儿胡同的房户。这所房子是吕荧自己买的，当时还向出版社借了8000块钱。这位编辑住的是厢房，早有心撵走吕荧，所以经常找茬。在一次口角中，怒不可遏的吕荧操起了一把刀作为防卫的工具。

吕荧“持刀行凶”很快得到惩罚，1966年5月底，北京市委下达文件，要求三天内将社会上“各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都集中起来看管。6月初，经公安部批准，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为名，将吕荧“收容并强制劳动”。吕荧被送到北京郊区良乡一个代号“北京市公安局268”的地方。当年的目击者称：吕荧终日沉默寡言，除了领饭时道声谢外，对别人的问话一律回答“不晓得”。在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他总是充当靶子。他身上穿的一件女式背心，一件藏青色哔叽中山装，一条土黄色裤子，外面罩着一件脏得发黑的旧风衣，赤脚，穿着一双矮筒套鞋……从打进去，直到死，他没换过衣服，没洗过澡。他没被褥，只有一个破棉花套，最后成了一团烂棉花，夜里抱着它聊以御寒。他有一只不大的手提箱，装有一架英文打字机和许多蜡烛……扒手偷走了吕荧的眼镜，“队长”又借故把他的打字机拿走了，说是代为“保存”，这样，吕荧原本还准备继续写作的梦想很快就成了泡影。吕荧粮食定量低，食堂又故意克扣少给，经常挨饿。很快，吕荧的身体更加虚弱了，饥饿，严寒，缺医少药，吕荧终于病危了。在丛维熙的《走向混沌》中写到吕荧临死前的形象：“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的如同一个小小的侏儒，说得更确切一些，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

1969年冬春交替的某一天，55岁的吕荧走完自己最后的路程，离开人世。也不知是谁在芦苇塘的一片乱坟中，把吕荧瘦弱的躯体埋在了那里。坟前的一块红砖上，用粉笔写着两个白字：吕荧。

10/1/20072:23:57pm

声明：本文主要参阅摘录了许志杰先生2005年12月31日发表在《齐鲁晚报》上的文章《美学家吕荧之死》和季大海先生2007年8月29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美学家之死》中的内容，真诚致谢！目的只是在于向家乡年轻一代介绍家乡名人逸事，以存记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