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是可以想象的，中国共[chan*]党人的死敌蒋介石忽然被抓起来了，延安随处可以听见激愤的声音：“罢免蒋介石！”、“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明确表示：“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坚持内战之罪状，拥护张、杨之革命行动。”电报号召人民群众及救国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文件汇编》）。

如果不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频繁指示，老蒋的命运可能又是另一种模样。

事变发生的次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表达的看法是：张学良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

然而，斯大林的看法却与毛泽东相左。

事变前，斯大林正和蒋介石进行秘密谈判，只要蒋同苏联结成反日联盟，就支持蒋成为中国各派抗日力量的领导者。因此，苏联在事变前就制定了以蒋南京政府为中心去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的新政策。

代表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发给中共中央电报的第一句话就是：“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欢呼雀跃；共产国际、苏联则表示愤怒，毫不犹豫地谴责张、杨。

《真理报》发表长篇社论《中国发生事变》。社论说：“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部兵变紧密相联，这绝非偶然。”

苏联竟把张、杨的爱国行动“兵谏”和卖国求荣的汉奸汪精卫相提并论，其用心之阴险全是为他本国利益着想。从《真理报》的上述报道来看，苏联把全部同情寄托于蒋介石一边，对张学良则充满了愤怒和憎恨。

有消息说：斯大林在14日午后电令中共：“采取联蒋抗日政策，限10日内释放蒋介石”。

斯诺在其所著《中共杂记》中，更是惟妙惟肖地描写宋庆龄谈起毛泽东在接到斯大林电报时，毛“气得满脸通红，跺脚大骂”。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对毛泽东处理西安事变显然有决定性影响。

仅仅过了两天，毛泽东就改变了如何处理蒋介石的态度，由主张“罢免”、“审判”蒋介石，转为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正确的，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经过各种考虑形成的共识。因此，中共中央在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上最终同共产国际及苏联保持了一致，但各方的出发点却不尽相同，这从下面的结论中可以看出。

西安事变没有输家，最大的赢家是苏联。

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内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使中华民族在整体上受益，这是显而易见的。

从个人来说，和平解决最大受益者是老蒋，张学良亲送他回南京以负荆请罪，加上御用文人的刻意渲染，老蒋被当成了中国的象征，胜利的化身。

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上，因和平解决而促进了政治上的团结和思想上的一致。中共自此得以免除“围剿”之祸，从地下走向地上，与国民党携手抗日，逐鹿中原。毛泽东更以中共领袖身份，与蒋介石平等对话，逐渐将四海运于掌握之内。

而斯大林却是西安事变的最大赢家。

他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借西安事变分裂中国，进而北上侵俄的阴谋；达到了和平解决事变，保证了蒋介石中国领袖的地位，以中国牵制日本，使俄国一心一意关注欧洲的目的。同时也密切了斯大林和蒋介石的关系，增强了蒋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好感。蒋在上海曾秘密会见了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请他转告苏联政府，对苏联新闻界在西安事变期间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蒋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并保证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中苏关系。（200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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