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常被误解，在我觉得这已经是很普遍的问题了。中国5000年文明产生的文化，无疑是中华人民伟大的成就，是对世界人民的伟大贡献。我当然相信，产生了伟大文化的民族成员本身并不伟大，那也未免让人难以置信。如果说因为文化的伟大使我们不易去理解她，那又该怎么说呢？

没错，如果要加上个范围以更加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悠久文化，常被误解。”在没有充分地证实之前，我愿意说，西方的文化历史发展起来的时间还比较短，他们的人文文化还处于时代和生活的考验中，还有许多的文化等待人们去发现和创造，所以现存文化不至于“常被误解”。这让我有点惶恐，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正确，然而我倒是真的认为，也许因为中国已有的文化实在是太伟大了，伟大到使我们要多费点劲才能真正地理解。

也许也并不是这样。还是回到这个话题吧，“文化常被误解。”我自然需要做一点说明的。刚开始进入到这个话题，我还是有点不知所以，要拿点熟悉的事情来说，我觉得不如说一下“老师”。

我至少有10几年的求学经历，所以多少还有点较切实的想法。

提到老师，这自然是一种职业。我们通常会说“教书的”，这无疑已经是很普遍的叫法。然而我是不知道原因的，这种说法显然存在很久了，也普遍地让人接受，关于起源和其所存在的具体概念，现不考究。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叫法，“教书的”，它显然包含了两个意义，第一是代替对“老师”的叫法，第二也显示了做为“老师”的任务。老师就是“教书的”，“教书的”就是老师。

我敢说这就是一种很严重的误解了文化的现象。

因为老师绝不是“教书的”，老师教的是学生，应该是“教人的”。这差别可就大了，因为就算是孩子们也知道“书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师如果是“教书的”，那么教的就是“死”的，那么教的学生不也就成了死的么？相反的，如果是“教人的”，那说不定孩子们读的书也成了“活”的了。这且不管，其实关于老师从业的任务，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的。我们一定很熟悉韩愈这个人，他的《师说》中就做了这样的解释：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这句话简直是无可反驳。可以看做是对教育文化深入浅出的总结，对“老师”的任务的确定，是一个定向定位的说法。这短短的几个字，涵盖了很多。比如“传道”之“传”、“授业”之“授”、“解惑”之“解”，不正是突出了老师为“教”的使命么？而教些什么，自然就是“道”、“业”、“惑”了。这其中可并没有提到“书”，更没有说老师是“教书的”，不是么？

可惜的是，我们的老师也是自认为是“教书的”。“现在上40分钟的一节课，管你们爱听不听，反正我只要站这一讲，完了，我的工资还是照样拿。”这样的一句话对人们可并不陌生吧，相信这也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其实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这又何错之有呢？我是老师，我是“教书的”，我“教了书”就是参与了劳动，拿工资自然是享受“劳动”的成果。

这是伟大教育文化的可悲处。

就因为对教育文化的误解，不仅让人们错误地看待老师的任务，更错误地认识着老师的成果。而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误解几乎已覆盖了我们整个民族。当我们说老师们应该改变自己的态度，成为“教人的”，那么他不仅是上课时念一段书，或者在黑板上列几道习题，或者在办公室连夜改上百份作业；其实这已经够惨了。就是因为人们认为老师是“教书的”，而忽略了“教人的”，所以我们的老师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已经很伟大。可怜的报酬往往把劳动限制在某个范围中。他们会认为如果我们都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并以“传道授业解惑”为成果，那就算不英年早逝至少也得累得牛喘。

其实，如果我们不误解了另一个伟大的文化概念，就不会觉得实现这事会那么困难了。

韩公是伟大的教育家，像他这样对教育乃至教育文化有杰出贡献的人还有很多，而能成为3000年来最伟大教育家的孔子，自然因为他的贡献比谁都突出和伟大。像他这种人，自然不会没有几个比韩愈还了不起的观点。事实上对于老师如何去实现他们的任务和最有效地获得成果，孔老夫子早就有了伟大的主张。这就是在《论语》中记载的“诲人不倦”和“不耻下问”。这在韩愈这个很好的继承人手中也得到很好的发扬。但韩愈的主张在于“君子相师”，我觉得这倒不失为可以当做为教的法宝。“诲”字我们知道是“教”的意思，但“不倦”却不是“教人的时候不感到厌倦”，因为让老师苦口婆心地去教导学生，长长短短地解释得明白，并且长此坚持，只怕就算不呕血也得脑缺氧；所以这“不倦”实际上是说要老师你自己先树立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信念，仅此而已。对于“不耻下问”可就是个大问题了。如果按韩愈的说法作为老师们“不耻下问”的标准，只怕也不见得孔子的高明。并不是说让你“不怕羞耻去问”。这句话的重点是一个“问”字，在于“问什么？”

如果说“问”是去问学生“贤于师”的地方，显然也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学生做到“贤于师”的机会还是比较小的，何况就算是有“贤于师”的学生，只怕也是屈指可数。这个涉及到对待学生的公平问题，你只问这么几个，而其他的人就不问，自然与孔子“平等待人”的思想是有出入的。更何况学生之有突出者，他自己不表现出来的话，是无从问；若是表现出来了，那大约也不用问了；就算是，去问一个突出的学生，又何必用加上“不耻”来问呢？

那么什么样的一“问”才算是做为老师应该问，且是应该“不耻”于这一问的呢？老师者，不管是“教书的”，还是“教人的”，都突出了一个“教”字。为教者所要问的，自然是有关于“教”的事。这又要回到“传道授业解惑”来。看这个“任务”，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有两个主题可以用来发问。那就是问“传”、“授”、“解”和问“道”、“业”、“惑”。但是这又有很大的差别。做为老师，当然不能去向你的学生问“道”、“业”、“惑”，如果你本身的任务在于“传道授业解惑”，“道”要你来传，不是要你去问。向学生去问“道”，就表明你这个老师的学识不足以教授你的学生，这时候就算你很能做到“不耻”，只怕教学的质量也并不见得怎样，何况还想要有成果。所以为“教”了，当然是要问“传”、“授”、“解”；问的结果是关系到很多的，至少可以让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制订出“教”的方式、路线和进程，去问“如何传”、“如何授”、“如何解”，才是与老师为教的任务至关重要的问题。

现在教育界中只怕无人不知“每个人都有不同性格”这种说法，所以对于不同性格的学生，老师在对其传授知识的时候选用何种方式是有研究的。这才显示了孔子的这一“问”的重要性，也与其所谓“因材施教”的观点紧紧相联。问的目的是为了知其“材”，结果是为了“施教”。于是“问”的对象也明了，不是那么一两个突出的学生，而是全部的学生；“不耻”也就应该理解为“不怕苦不怕累”。

对于西方那边主张“爱学生”的观点，其实主要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和得到好的教学效果。说白了，几千年前我们的老夫子已更为详细地为我们做了引导。虽然隔几千年，但不是一直受到传承和发扬么？我不禁想说，对于文化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如果连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都不能发扬，拿了别人的东西来干嘛呢？难道是“别人家的饭菜香”？

然而“别人家的饭菜香”若也做为一个文化，说不定也早就给人误解了。

我想说，东西方的文化其实也是相通的，精髓相通。就像几千年前出现的“诸子百家”，上百种不同的学说，其实是殊途同归的；目的是一样的，走的路不同而已。要不鲁迅为何那么肯定地说出“其实地上本没有路……”那段话，不就是说目的终究只是一个，但是路是可以有很多条的，走法且还有“风情万种”之别。当你喜欢去咖啡厅闲呆一个下午享受慵懒时光时，和去茶楼逗鸟的老人们所得到的何尝不是一样的？只不过老人们喜欢那样，你喜欢这样罢了。而如果你根本不懂得任何文化的内涵，去了咖啡厅或者茶楼，不也是一样地只显示了你有几个闲钱罢了么？殊途最终还是会同归。

对于文化，还有待慢慢地理解。以此来表明我从来不曾放弃过用脑袋思考问题的能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