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敦煌，总会想起著名敦煌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总会想起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华尔纳等文明强盗。是啊，这些异国学者打着探险，考古等旗号，将中华民族的文明结晶据为己有，怎能不令国人扼腕痛惜，伤心欲绝呢?难怪陈寅恪先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然而感情毕竟是感情，冷静下来的思考，往往会对现实作出严厉的批判。客观的说，正是有了这些强盗们，才有了今天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列宁格勒、印度德里等十多处敦煌藏经的完整保存，才有了虽艰难却也有一线希望的追索，才有了国外敦煌文献的回国出版，才有了“人类的敦煌”这一宏大无比的课题。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汉奸理论，那是因为他没有读懂我们的国史，至少不了解百年前祖国的现状。

敦煌藏经发现于一九零零年，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刚刚完成对百日维新的血腥镇压，落后腐朽的统治又得以延续生命。义和团反帝运动正在全国迅猛发展，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名义入侵中国，清政府协助洋人弹压同胞，民族危急伴随着文明危急，连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说：中华民族的生命已快到尽头了。

在这种风雨飘摇的背景下，官员们谁还顾得去理会一大堆残破不堪的藏经？即使有人理会了，将藏经运到北京，谁又能保证不会和圆明园、《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一起化为灰烬呢？继续存放在洞里呢？苏联十月革命后白俄溃军流落到此，竟将莫高窟当军营住进去了，他们在壁画上写字，写斯拉夫下流话，在洞窟的角落支灶做饭，污染破坏了大批壁画，藏经当然只算作点火的废纸……谁又能约束的了？甚至连美国探险家华尔纳见状也愤怒的写道：“谁能保证有一天中国军队不会住进来？……看来它的末日即将到来，我将不惜粉身碎骨也要拯救和保存这些东西。”当然强盗们总会找借口粉饰自己卑劣的行径，其实质却是无法掩盖的。但的的确确的事实却是：他们在客观上保护了这批稀世珍品，也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影印出版提供了素材，应该说无德而有功。

转眼到了一九零九年，以于佑任、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经过九年漫长的不懈努力，终于迎来了敦煌藏经残余部分收归国有的一天，岂知同时也迎来了更加伤心的难言之痛。首先是官场的繁文褥节，然后是购回[注意：是购回]经卷所需资金，罗振玉好容易办完这些事，只等起运了。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竟是怎样一个苦难旅程？

此时敦煌经卷的价值已人所共知，于是这漫长的旅途便成了掠夺经卷的战场，从敦煌经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兰州、定西一路都有流失。地方官宦、名士、乡绅，甚至行伍出身的军人，纷纷大显身手，而押送的官员其实就是同伙。其后果是相当悲惨的，究竟有多少经卷流失，成了永远的谜。然而劫难还没有结束，经卷进京之后第一站并不是学部大院，而是一个叫何震彝的私宅，此人先将一批精品选入自家书房，然后为凑够卷数竟将一部分卷子一撕为二……即使四十余年后的“文革”期间，我们弥足珍贵的多位敦煌学家，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备受摧残而死，他们是：向达、潘光旦、陈梦家、黄文弼、陈寅恪、王重光……

呜呼！我们的国人。此刻我们还有何理由理直气壮的指责斯坦因为强盗？还有何颜面去责骂和我国学界保持了几十年友谊的伯希和博士？还有何底气去怀疑华尔纳当年的震惊与愤怒？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英、法、俄四大敦煌藏经在中国陆续影印出版，海外寻宝时代终于结束时，我们是否应默默的对“强盗”们的亡灵说一声：谢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