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初冬。外面正飘着雪花，瑟瑟之音在耳畔奏响，如神奇的妙手使整个山岭披上了白纱，而每一片雪花落在脸上，有一种恬静而柔柔的感觉，使人忘记寒冬的冷酷。更有甚的是那些落在树上、房上、地上的雪花，似在抱怨北风没有为自己选择一个恰当的位置似的，刺得无论是大眼、小眼，还是单眼皮、双眼皮的行人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窄窄的。仅供一丝佘光通过的缝儿。

而区经合委经贸公司办公室里却像沉寂的坟墓。都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一九八八年十月，东北林城嘎仙市的中央大街上，驶过辆囚车，车上被压的犯人曾经是国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十大企业家之一，兴达公司经济大案头号人物、公司总经理刘伟。

我在异地他乡，不准暴光这段并不光彩的历史，可我有一个新结识的好朋友，一定让我说出来，作为他写作的素材。

我是在二十七岁自省体育学院栏二队退役到嘎仙市体委副主任的，到单位不长时间，由于对事业的偏见，我被“流放”到一个国营农场长，这个农场当时挂名工人一千三百二十七人，是国家一级企业。而此时三中全会刚开过，我就想趁这个好时机多挣点钱，为国家，也为我个人做点实事。

于是就承包了农场，而这个农场有四十万的外债，在岗职工仅有三百佘人，便同市长谈好后，承包了下来，市里答应拨给我五十万元作为起动资金，要求我五年完成扭亏为赢，并取得一定的经济利润。我说：“不必，我三年即可达到扭亏为赢创利润的目的。”那时此比较好经商，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说心里话，我的心里也没有成功的把握，但我下决心一拼。

接手的第二天，我就用电视广告的形式，通知在职职工和在档人员到单位来开会。会上我公布：凡是愿意在原单位干的人，每天按时上班，工资暂定三元一天。同时，我编了三个大组，六个领导人，组织给每个组学习管理和业务方面的技术。一切都安排好以后，我带四个人出外考察。

我们一行四人先后到河北、山东、广州，后来以到了江西、内蒙，走发一圈。我们同时订产品销售单，回来时带回了四十二万元现金。

我当时对各厂家的经理、厂长们说了些没影的话，把他们全部说动心，拿着钱跟我回到了这座林城。可是，到林城后，他们看到我单位的大破样，对我都抱有很大的埋怨，我就开城布公，真心实意地对大家说：“几位领导，你们放心，我给你们送到松雪宾馆，你们暂住在这里，一切费用由我负责：你们给我带来的钱，决不会有分文差错，我一定按价还贷，让你们满意而来，高兴而归。”

我给他们安排好之后，就亲自到各林业局去，不用任何介绍和对缝的人，自己独自一人到主管局长或木材科长家去，他们有的简直不和我见面，刚开始很为难，然而，我最后还是用这些钱发出列车木材，使当时拿钱的各单位领导，都达到了满意的地步，最后凭我坦诚待人的方法和行为，我们都成了挚友。

到了一九八三年以后，我单位已发展到有在岗职工七百多人，院子已恢复起来，组织上也支持我办一个公司，下设几个领导当时都是小范围地搞，后来一个比一个发展壮大。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晚上，我们这里长大水，市区里的水已有两米多深人们都躲到了北大坝和东大坝上，当时只有炸坝放水才能决危难之隐患。而要炸坝，只有从我单位这炸，才能不使群众生命和财产有一点损失现场会市长也在场，市面上长问我怎么办，我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炸就炸吧！”

我知道，如果炸开坝，水火不留情，我一千多米木材一定全部被子冲走，整个房屋扣设备都将冲垮，我的损失是很大的。

与我几年来一起劳碌的同事各好友都不同意，可我却执意这样做。我也是人，也是中国人，他们和我自己一样，都有家业，儿女和老婆。

坝炸开之后，水从两丈多宽的缺口冲到我公司的院中，像饥饿的猛兽一样，张着血盆大口，把一千多米，几十垛木材一根没剩地全部吞没，房屋冲倒一大半，木器加工厂基本毁掉，所乘几天。当时人心惶惶，觉得无路可走，我心里也没底；怎么办呢？后来，市里从财政局给我拔了几十万元钱，可与我的损失相对，真可说是九牛一毛。

十二月一日，我召开了公司全休职工大会，在大会上，我怀着趋势而沉痛的心情给大家鞠了一躬，请职工们原谅我。接着，我从实是求事出发，给大家分析了这次洪水的利弊：“如果不炸坝，不让洪水从咱们单位外泄，咱们的国家将遭受比咱们单位还大几十倍或几百倍的巨大损失，很多人的生命和财产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可能也有我们一部分在场的职工；我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话又回来了，咱们的职工当时也有在场院的，在那个时候，你面对洪水和眉头紧皱的市领导，完全能够看出，我答应是炸，不答应也是炸！咱们何不求动呢！”然后，我又向全体职工表了态，“在场的或不在场职工，如果有认为这个单位不适应自己，想去别的单位的，给放人，马上给开调令，决不为难哪个人。”后期也有走的，也有不上班的。我想想，当时一共走了四十三人，在家不上班的有八十多人吧！，剩余的职工还算信得过我，对我也很支持，陆续都上班了，这就比给我很大的动力。上班除维修房子，就是检修设备，以备再生产。

当时我想：怎么办？群众要吃饭，公司要搞下去。就与几个副经理商量：“咱们找一个新的途经，再搞一搞革新，做一点实事，来挽回这一场洪水的灾难。”最后，经过我们再三商量，决定办一个大型加工厂，在我们这个地区已有一个大型的，流水线将近在百米。我决定开办一个超过他的，于是就从省城请来了工程师，这个姓白的工程师与我谈了很多他也想大干一场。

第二年秋季时，我给市里递交了一份报告，市里经过研究，没给批下来。由于自己资金不足，没有别的办法，为了振兴公司和能解决群众生活，就从群众手里借了一批款总共近十一万元，并向群众做了保证，一年以后全部还清。整个木器加工厂需七十万，而我单位最大程度能筹备五十万，还缺十多万。没有办法，只有向亲友伸手了，而且杯水车薪又能决不了多大问题，忽然想到了我大学的老师，他在文革后补发了些工资，估计能有一笔数额不小的钱款，我就厚着脸皮找了他，一提我们单位的具体情况和现在所遇到的困难，他就毫不犹豫地把钱拿出，支持了我！

厂办成之后，效益急速上涨，到一九九八年纯利润近五十元，下属单位有的收支平衡，有的少亏一点。从整体来说，公司的效益还算不错，收入六十多万元。同时，我又与外地一个干部局联营建了蜡厂。

蜡厂建起来，试营其间，营利就很好。原困是这个地区较偏远，电的供应能力很小，每天只几个小时，特别是山上、林场，小工队作业的各单位、各人，主要都是蜡照明；就这样，蜡厂建起不到一年，收入就近三十万，再加上木器加工厂，年收入可观了！

一九八六年两千二百多平方米的公司大楼，人员以发展到一千多人，固定资产一千五百万，成立了车队：东风车六辆，小车一辆，其中小车仅供搞业务用。

在一九八三年，有一个省城的女人，被当时的兴降木器厂的厂长骗来，这个女人在我爱人饭店吃饭时，一边吃一边哭了起来，我让服务员问她哭什么，她说被一个工厂骗了，三月份给拿了三万元钱说给发一车木头，而到十月份了仍没有货的意思，不但不给发木材，货款也没了去处，只让等着。

我知道这种经济损失是很大的，当时我安慰了一番这个女人，马上给这个厂长打了电话——他的电话是4175。等我把约到我房间后，看见了这个女人他就惊异地问：“你怎么认识她”我说：“她是我亲表姐”，我眼睛盯着他，把“亲”字说得很重。他又怀疑的语气问我：“我怎么没说过？”我有点不高兴地反问他：“我的亲属你都认识吗？”听说你骗了她三万元，货也不给发？他忙解释：“我不是骗她，是她要的质太高，现在没有。”我地一步说：“没货你给退款。”他不好意思地说：“款暂时也没有，等过几天行吗！我说：“那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吧！这个月你给她发走一车，既不影响你的正常业务，也是对她损失的一点补偿。”他犹豫了一下，眼珠一转说：“我没有这个月计划内的车皮。”我说：“这个事情我解决，你只管备货装车。”我把他送走后，就通过一个结拜兄弟，要了一个计划内指标的车皮，而那个厂长依然没能准备齐木材，我只好把我自己单位的木材给她装走。这个女人把木材发到大石桥后，接二连三地又干了几次，并把我给发的第一车木材款给了我，估计她能争四、五万元吧！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呢！因为在我以后被连累的时候，这个女人帮助过我。

说这话时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在省城康平桥上卖零工，有个小伙子来到桥上问我：“你干活吗？我问：“什么活？”他说：“挑煤。”我说“我干。”就这样去了他家，在挑到十来挑煤时，被我解救的这个女人看见了我，实际她是雇用我这个人的姐姐，就把他叫到屋里问：“这个挑煤的你我从哪雇来的？”他说：“是个卖零工的盲流子。”她说：“不对。他就是在我受骗时帮助过我的人。我找他几次，到狱中也看了几次，都没见到。你赶快把他叫屋来吧！”

进屋后她问我：“你怎么这么做呢：到了省城怎么也不来找我？”我说：“现在我谁也不想连累。当时在我高官得坐时，你们谁也没借过我的光，我就不想连累某一个人。”她说：“那么，到我家看看总可以吧！”

当时我同意了。

实际她在省城开了一个旅店，每天收入都是可观的。

到她家后，在酒桌上她就跟我说：“你就住这吧！我保证你的一切生活。”我认为，别说一个随随便便的认识人，就是我的亲哥哥，我都没有去打拢他。她看我不出声，大概知道了我的想法，进一步解说：“你在这里不白吃饭，也要工作，一般来说打更，写店薄，收款、接电话等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你是自己养活自己，”我说：“但是我不要工资，也不拿火食费。”

可是，在旅店干了一个多月我就病了，病的很严重，通过诊断，说是神经官能证，也是精神病早期。任了三个月院，我不知道这三个多月是怎么过来的，这个女人在医院不分黑白地陪了我三个多月。病中的我不知道大小便，这一切都需要她的照顾，好了后也没弄明白这三个月是怎么过来的。只知道貌岸然病好转后，我就不再仅仅做接受电话等事了，晚上为了报答她恩情，在她再三要求和引导下，还要做一种唯有男人解使女人高兴的事。刚开始我有点害怕，因为她不但有丈夫，而且子女也都成家，但是每当看到的焦渴神情，就不顾一切地使她得到满足。每次满足后，都轻轻地抚慰着我，还不断重复要养我一辈子的话，而且很严肃地说她有这种能力，我却茫然地有一种不知失落了什么的感觉。

渐渐地，她的家人知道了我俩的事，她丈夫像不知道一样，只像她要钱花，从不过问这件事，她的子女就不一样了，特别是那刚结婚不到一年的小女儿，曾三番五次地找我谈，有一次她说：“舅，我知道你的病还没全好，但你和我妈这样下去，也不是常久之事呀！虽说可以不为我爸着想，也应该为我们这些晚辈想一想呵！你放心，你只要离开我妈，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即使你不要，我也一定让你拿够足已能再次组成家庭的费用。”为这我自己，总觉得不应该像男ji似地在这里过一生，应该出去再拼一番，重新使昔日的我站起来。

于是，在一个漆黑而寂静的夜晚，我偷偷地收拾东西，收拾好了以后，我学得对这个表姐我是无法报答的，便写了一个便条，说明各种原因。随便上了一趟车。

现在我与她仍是最要好的朋友。

另外一件事是我有一次去林业局的路上捡到一个人，我看到他时已被饿得昏迷不醒，救回来以后，才弄明白他是个南方人，与家里闹点矛盾，离开家来北方找活做的，没有找到活不说，身上仅有的几个钱又都花光了，就这样饿的我躺在路边。我在单位先后安排他干零活、打更，待我看他很有才能，就派他到车间做技术员，后又当车间主任。也就是这个人，后来为我做了不少事，我于是就想：做人不能看一时，应向远处看。

连同在职的人员，我先后解救了七，总的来说都不错的，工作有能力，技术过硬。

我只所以说这些，这对我今后的犯罪有很大的感触。在我出事后，他们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了我帮助。我就想：一个人只有帮助了别人以后，他才能够有更大的可能性被别人帮助！。

话又说回来了，到一九七七年时，我公司已成了市级重点单位，我也在市里有了一点名声。这期间，我的犯罪行为已开萌动：盖了两座楼，二百多平方米的旅店，一辆“黄河”，三辆“东风”车，雇用了十几个人，全部用公款开始为自己打算，一步步向犯罪道路走去。也许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明确，也许是钱迷心窍。一七八七年，我有一个熟人在这个省第二大城市的一家比较有实力的公司当经理，他到我家去几次就不断地同我进口的胶合板很有挣头，资金却要多一些，虽说他们公司比较有实力，但是对于做这样一笔大生意，还远远不够。——用各种方法说服我，可我没我一点与他合作的想法。

以经到了一九八八年一月份，他又来对我讲，只要我拿出货款的五分之二，我开始活心了。就从利弊关系方面与董事长谈这件事，无论我怎么说，董事始终不同意动用公司的钱款，认为我这样做很冒险。他说：“如果你真要这样干，咱们这一千二百多口人的公司，就面临着倒闭，所有工人及其家属就要没有饭吃》”我则辩解：“如果经销成功了呢，不但咱们的存款额上升了一位数，公司的经济实力也得到了加强！”经过这样的争论后，我依然没听董事长的劝告，就私自派人同我这个熟人到海港交货物低压金，到那之后款没交，我派的这个人就抛下我，他自己带着这比巨款去了香港，具体在九龙还是在大埔，我就不得而知了。当时从公司提款的字是我签的，一切损失理所当然由我负全部责任。

还有就是在一九八四年五月份，汕头几个朋友来我家，说是来做买卖，当时一开始我认为他们想搞点木材，后来才知道是倒卖黄金。而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黄金属国有资产，不允许个人经销的。说句老实话，我当时考虑他们的情况，就睁一眼闭一眼，没有真正过问一次，任他们肆意搞了几个月。具体倒卖了多少，我也不知道，我认为他们还会少搞，没有上百斤，最少也得有几十斤吧！

一九八八年被捕以后，主要是这两方面原因：一是官僚主义，把公款任意挪用，而下落不明，使公司受了损失；再就是知道有人在我家倒卖黄金，我不但不报案，而且也没制止。在服刑期间主要也是让我认识这两的错误。

我服刑在北安凤凰山附近的一个砖厂，后来保外就医，而在保外就医的几年当中，我吃了不少苦头，做过临时工、包工头，当过瓦匠、木匠，检过破烂、磨过刀，算过挂、到内蒙的一个城镇当过盲流。

现在却早已满刑了，所以我才到林城，想实实在在地做一番事，来弥补我的过失。说心里话，我家庭也很困难：有一年迈的师母和正在一所学校读书的女儿，我都没有能力去管，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和条件去管。

我现在又到了一个林区，准备重新干点事情，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我认为成功的事能性很大，但这里边有个时间关系——早晚的问题。

现在我还应补充三件在保外就医时发生的事：

第一件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份在佳木斯，应学校邀请，给一所学校讲学，那时由于我的病没彻底好，思想情绪也比较不稳定，在讲古代历史时讲错了，大学生可不像中学生，当时就番堂了，使我很不好意恩，也不来台了，幸好校长是我的磕头大哥，没有怪罪不说还帮我找各种原因安慰我。

第二件是一九九一年在南方的一个省城，有一个朋友叫黄海，开办了个木器加工部，主要经营家具加工。有一天，由于心情不俞快的原故，我喝醉了酒，只顾睡觉，导致电炉了跑火，引燃了刨花子，造成了一场大火，把和十万元的场房和家具全部烧毁。

没有办法，我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位好心的朋友，到一个比较远的矿物局准备开围井。

在我刚一去时，与矿物局局长何玉沐一谈我的经历和计划，他不屑地对我说：“你？！就凭你的经历，你有天大的能耐和超人的想法，我好不会用你我今天和我是第一次见面，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句话使我很苦恼很沮丧。我便低着头走出了他家的门；刚走出不远，何玉沐的儿子何符威随后追上了我，他本身是交警队队长，我和他父亲谈的话，他全听见了，而且他还有一股年轻人不认输的拼劲，他对我说：“我相信按我的计划干一定能干好。如果我确实恳干，我出钱支持你。”

何符威果真拿出两万元钱，让我领几个人在南山打井，经几天的昼夜连续工作，把井打了三十多米，依然没有煤，内行的人都知道这是打到干眼上了。在打井的过程中，砸死了一个外省的小伙子；事出后他家来了很多人，经过一番周折和双方推心置腹的交谈，讲成和自己了结，给亡者家人三万元抚血金，这三万元，根据我们，一矿矿长姚国海个人拿一万，一矿公司的总经理借给我五千，再加上我三姐——就是省城那个女人——给我拿了一万五，总共凑齐了三万，总算把这件事解决明白了。可是，我对事业的追求，就像苏武牧羊时渴望回归中原的心情一样，没有任何失败能使它动摇，而且像春天的秧苗一样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增得浓重。

我的这位朋友虽说暂住的是被人们称为“先河南后然后捎带二百一”的氓流居住的桥西。但在我的潜意识中，他不是个普通盲目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员，就像他常唱的《苏武牧羊》这首歌时的心情。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一定把我给国家损失的，凭自己的智商，再偿还给国家。他说钱对他没用别的用处，只能是为他洗清罪名的唯一清水。他还说这可能需要十年或二十年，但无论多少年，活着、就是为了赎罪，让荆刺带出的鲜血，记下自己赎罪而迈动的每一步。最后，他说：“我要让我唯一的女儿活在世上比另人更值得骄傲。”

雪，仍在下，比先前更大更猛，更使人感觉到冬天已经降临了——特别是变得一天比一天硬的北风。

我想，待到春天，冬雪全部溶尽，山岭重新披上绿衫，戴上美丽诱人的花环时，我的这个新朋友也一定能以他新的容颜展眉在这座东北部的林城的。

1994年4月01日子时初稿

1996年1月18日亥时二稿

2002年1月31日申时三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