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决定状态，真的没错。

如果我在秦朝，我一定不读书，因为老赢他焚书坑儒;

如果我在汉朝，我一定当孔子他第n代徒弟，因为老武他独尊儒术。

可惜我若在战国时期，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候百家争鸣。

于是，我们会美其名曰“时代在前进”。

一个时代决定一种生活状态，但这或许与社会环境的进步成反比。人格漫灭的速度是惊人的，超乎任何社会学家闭门造车的数据和人们的想象。但见风使舵成为顺应时代潮流的杀手锏，我开是明白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而这改变，似乎确凿来源于这社会的残缺。比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打新概念的主意。可敬的作家们看着越来越多的稿子欣喜至极，以为火热的文学回来了，以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神话回来了。他们感激地笑着，看着，看着一幅幅吐沫涂得辛辣刺鼻的丑劣画卷。

的确，也许因为新概念，《萌芽》的销售量上升了n个百分点，因为新概念，一批批青春派生机勃勃地杀出来了。可这又能说明什么？蜂拥而至的稿子里有多少是为倾诉而写的？醒醒罢，虔诚的人并不好找。假若一抓一大把，屈原还会跳江吗？王国维还会投湖吗？海子会卧轨吗？啊？

当我看着高举“我们热爱文学”旗帜的敬爱的学生们大段大段地抄袭张悦然、安你宝贝或者整篇挪用郭敬明、韩寒，然后冲着经典横眉怒目，看着名家破口大扁，我怀疑今天我们奋笔疾书的目的。

写到这，插个小曲：三函满意地看着爬满字的废纸，那上面曾有老师“作文字写得很认真”的残忍批语。别管多么不堪入目多么诘屈聱牙，咱是自己写的，鼓鼓掌吧。周围环境萧索。没办法，老师每天不厌其烦的说必须有景物描写！

呵！哀！

至今还有人怀念文革的时候。没有了原则没有了理性，但是那份空前的热烈和真诚足以让后人铭记。我们也许太实际，但理想泯灭的过程多么可怜。

我们把现实埋得越深，我们的悲哀暴露得就越明显。

时代的前进没有顾及到整个社会的健全。

中国的每一个标志性时代都颇具研究和评论价值，所以现在有些人不但吃饭，还要冠冕堂皇地靠某个时代某个人吃饭。民族的劣根性暴露无疑。

是劣根性，又不仅仅是。劣根性的确是问题的一个瘤子，根深蒂固地;但只有中国民众有劣根性吗，怕没有人愿意承认中华民族低人一等。而且因为有了这个词，一切问题便都归结于它，不再深究，万事大吉。所以这么多人捧着我们羞于启齿的“内敛”，大张旗鼓搞建设。

鲁迅说，假使一个人，脑上长了一个瘤，可以算做他的“粹”，然而在我看来，不如把这“粹”割了，同别人一样地好。”瘤子，还是割了好罢，免得我们碍于面子，把它算，也免得将来疼得不可收拾。

主子对奴隶太恨，奴隶嘴上不说，心里已经把主子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

我们放纵的思维导致了劣根的做法和时代的残缺，以至于人格的泯灭。这是可怕的，如果我们不用某些长久的秉性支持一下我们的思想。

太乱了。太乱了。以致于写完以后不忍再看。

但是，我想说，有些问题必须拾起，有些思考的方式必须摒弃。

对于思想，对于文学，我怀念虔诚的人和事。也许，会回来;也许，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