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亲爱的妈妈,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
无论我走到海角天涯,
总忘不了你满头的白发。
那似水一样缠绵的故乡,
为何总朦胧的像一片月光。
你究竟有什么力量
夜夜都使我伤心断肠?
还有新婚三月而别的妻子,
你现在又生活在哪里?
记得当年送别时你靠在我的肩头,
像只可爱的小鸟一样悲伤哭泣。
战争啊,我心中千万遍诅咒的战争
一听到你的名字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无论你的外衣多么富丽堂皇,
我也知道其实你——满怀血腥。
记得哪位作家说过,要想写故乡就得远离故乡。这话听起来浪漫有趣,但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人而言,我想:他们是宁肯不去当什么所谓的作家,也不愿受那种无穷无尽思乡之苦的。
德高望重的于右任老先生临终时不是发出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唯有痛哭。”的呼号吗!一般人虽不会吟诗,但他们的思乡之情与大人物应该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思乡,其实就是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家乡的亲朋好友。
对众多游子来说,故乡就是一个美丽的梦。她往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无声息地走入我们的心灵,给人带来美酒一般沉醉的慰籍,与我们的灵魂共舞。然而思念家乡而永不得回到家乡,则这一切就将随着时间的煎熬变成一种摧残人心的恶梦。
写故乡就得别离故乡,这种哲学式的思维事实上就像人人都向往战争却又谁也不肯自己上前线一样荒唐。当然,那位作家说的也对,这种感触不是那种生于家乡老于家乡的人所能体会的。年轻的人们,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得,还是一个老套的关于战争和别离的故事。但相信你了解我们主人公的经历之后,也会和我一样不再热衷战争。
而这,也许是为众多的热血青年以及以来他们的军政府所反感的。
没有战争是正义的,无论她有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即使“伟大的抗美援朝”也不例外。一九五一年,刚刚度过兵荒马乱正在休养生息不到两年的中国人,又被国家强大的政治机器推向了炮火弥漫的前线,虽然他们被冠以“志愿军”的名义。
而这场战争,它的结果大家也都清楚,从什么地方爆发又回到了什么地方。三八线依然横亘在朝鲜的中部,许多年以后依然是军事对立的代名词。直到今天,在这僵持的拔河式的冷画面背后,依然是大国力量赤luo裸的展示。
朝鲜的局面并没有因为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而改变多少,它唯一改变的就是人的命运。现在大家知道,仅仅那场战争,仅仅中国志愿军,就伤亡了至少一百万。多少家庭被解体湮没,从此不复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只有一点血的痕迹。
那些被称为“伟人”的政治家潇洒的一挥手,许多朝气蓬勃的青少年便前赴后继的奔向了地狱。
就像生和死一样,终点,任何时候都是起点。
碧波荡漾的小清河与水流湍急的淄河在山东广饶会合,然后奔向东边不远处波涛汹涌的大海。他们像两道甜蜜的乳汁滋润了这片沃土,使得各种温带的植物在这块土地上都能繁茂的生长。再加上季节分明,尤其是五月金黄的冬小麦和夏季绿栅栏一般密不透风的玉米高粱,它们一起占据着大部分田野,形成了典型的北方农耕生活的风貌。
可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不是总能享受到安静快乐的生活。尽管广饶县北距天津七百里,西到济南三百六十里,南离青岛五百里。但近一百年来,这块远离大城市的美丽田野,也像一个人身体的某一部分感受着自己的心跳一样,在祖国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里随波逐流,。一块经受着时代嬗变给祖国带来的荣耀和耻辱。
我的家就座落在这片原野上。一个水墨画似的宁静幽雅的村庄,离县城还不足十五华里。百十多户人家,周围绿树成荫,池塘碧波如洗。时常有绿草长出的小路上,间或有二三扛锄头的老汉,抽着一只旱烟,漫不经心的边走边聊。有时则跑过一群孩子或几只狗,几只鸭子,大家都生活的怡然自得,于世无争。毕竟,那时工业革命的触角还没有伸向这里。
我自己对家乡的感觉不好不坏,认为它总体上比大城市落后了一步,又比小地方先进了一步。
同许多村子一样,这个小村平日里也无比宁静。人们过着日出日作,日落日息的生活。间或有一点点新闻在村子里传播,也无非是谁家的狗被盗了,鸡被偷了,或是谁家的婆媳吵架了之类,很少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
然而在一九八七年,这个沉默的如同睡着了一般的小村庄,终于掀起了一番波澜。一夜之间,一个近乎天方夜潭的故事传遍了全村,甚至远及周边地区。一位一直被当作抗美援朝烈士的张银光先生,被确定还活在台湾,而且不久将回大陆探亲。
这个消息不要说张银光先生的直系亲属,就是我们这些三邻四舍,也都感到喜出望外。毕竟,这也是一种死而复生啊。
说到张银光,这之前我自然没有见过他的面。因为我出生时,他已去台湾近二十年了。但我却从很早就知道这个人。他家和我家只隔了一条街,他的妈妈,一个花白头发,腰板挺直,面容慈祥的老太太。也可以说一位意志坚定的老太太,刚刚在张银光回大陆的上一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去世。他的大哥张金光身材魁梧,时年六十二岁,走路脚步迟缓,已略显老态。那时节张金光在城里做水泥生意,生活水准在一般人以上。
张金光的儿子小名“复员”,是老太太起的名字。顾名思义,她代表了老人家一生的心愿。尽管老太太直到去世也没再见到儿子,但与众不同的是,她一直坚定的认为儿子还活着。虽然她后来也看到了烈属证,然而她只是认为那不过废纸一张。尽管除她之外村里所有人的看法都和她相反,但令人高兴的是,她却是唯一正确的。大家都被一纸空文误导了。或许母子之间真的有某种心灵感应吧!
那个时候抗美援朝对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小孩来说,有一种天然的憧憬。老是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要在战场上高呼“向我开炮”。还有邱少云,也经常被老师当作典范来约束我们的课堂纪律。再如黄继光、罗盛教,有时恨不得邻居的小孩也掉进冰窟窿里,又恰巧许多人围观,惟有自己奋不顾身的跳下去。总而言之,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那是一个渴望成为英雄的年代。因为这样一种风气,所以张银光烈士也成了我们崇拜的一个偶像。并且因为他姓名里的一个字,我有时甚至怀疑他就是黄继光或者最次也是黄继光的战友。
果然时隔不久,张银光真的从台湾回来了。全村的人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比见到外星人还兴奋。我当时只是在路上碰见过他一次,高高的个子,消瘦的身材,忧郁的脸孔,有一双动情而迷惘的眼睛。但当时正在考试,没有时间和他长谈,感觉很遗憾。到后来老是在听人们讲述他的故事之余,不由自主的想象他回家后却见不到母亲的悲痛神情------那是一定的。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事情在人们的心中逐渐地淡化了,变的不再那么重要。很快进入九十年代,海峡两岸的关系也时好时坏,让人心里不登底。转眼八年的时间过去了,一九九五年一个晴朗的秋日,天高气爽,我回到家里与母亲闲谈之际,得知张银光昨天又回来了。而且这次还带了他的一双儿女,他是近五十岁时才有的子女,同他一样高高的个子,都西装革履,模样很出息,许多人说“完全不象我们乡下人。”
“哎!”母亲叹了口气继续说到:“一去就四十多年,真不容易呀。一个人孤身在外,抛家舍业。想起抗美援朝参军入伍时,我正在院外种杨树,看到他娘和他媳妇去街头送他。一家子哭的泪人似的,这种事情想起来就好象是在昨天。哎,谁都知道,朝鲜去不得,那是个鬼门关啊,能回来几个!”
“当时咱村里去了八个人,别人半路上跑掉了,最后只有他和王小二去了朝鲜。半年后王小二回家时一只胳膊用绷带吊着,脖子歪在一边,走路还一瘸一瘸的。不过,后来在村里可真是风光了。没人敢惹,动不动就骂街。说老子是从朝鲜回来的。是啊,从朝鲜回来的有几个啊,不是还有回不来的吗?像张银光,当时只知道成了烈士,谁知后来竟去了台湾。命运真会捉弄人,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杨四郎去北国做驸马也才十五年,而他一去就是三十五年。到头来还是没能和母亲见上一面。真可怜。”
我心里感慨万分,便决定去拜访这位传奇式的老人。先后去了三次,前两次都出门了,最后一次,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我终于见到了张银光先生。
一个漂亮雅致的庭院,院子中间是青砖铺成的小路,清洁干净略有些坎坷不平。屋门前是两棵合抱的梧桐树,枝叶繁茂,据说是张银光走之前和妻子一块种下的。墙边是一片绿油油的扁豆,偶尔有几片发黄的叶子,不时有几只昆虫从绿叶里蹦出来。这一切沐浴在小雨中,让人感觉到格外的宁静肃穆。
他哥张金光介绍了我。张金光那时七十岁了,与我父亲年龄相仿。他们一直熟悉且交情不错。和张银光先生握手寒暄后我们便坐了下来。
我这时才能细致的打量一下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他的身体和张金光一样魁梧,但腰板毕直,头发略秃而花白。精神很好,目光有些别样,衣着整洁。看得出年轻时绝对是个好小伙。随身装有一幅洁白的手帕,时常拿出来擦一下手。耳朵稍有些聋,反映略为迟钝。我听人说他在朝鲜头部受过伤,被俘后又在战俘营待了一年多,脑子受过刺激。特别容易兴奋和失忆。
他见我对他的经历感兴趣,便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让我惊奇的是,尽管离家四十多年,老先生依然乡音未改。如果不是他那在乡下人看起来有点洋气的服装,你会认为自己是在同一个本地土生土长的老人聊天。
老人泡了一壶茶,点燃一支烟,深深的吸了一口,意味深长的说道:“我还是从小时侯讲起怎么样。尽管那段往事你或许也听说过,但我喜欢从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谈起”。
“嗯,”我回答:“当然,我也喜欢从开始听呢。”
这时他大哥打了个呵欠:“你们聊会吧,我有点累,先去卧室里躺一会儿。”说着话他站起身,弯着驼背踱到里屋去了。
“这样也好,”张银光笑道:“他比我大两岁。嗨,身体可比我差得远。从小就是这样,我们在一块干活,他一直比不了我。哈哈,那时他经常挨妈妈的说,而我则经常受到表扬,哈哈!好了,言归正题。
我父亲去世得早,是鬼子来的那一年。那年我八岁,我哥十岁。你也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吧,那次惨案很出名。那些日本鬼子作的孽我永远不会忘记。可很少有人知道,那次事件都是后来当了村长的张三麻子挑起的。哎,许多人被他害苦了,如果不是他,我当年也不会去台湾的。当然了,这是后话,现在我也不恨他了。听说后来他犯了贪污罪,死在了监狱里。但那时他可不得了,抗日英雄,民兵队长。在村里那是横行霸道,耀武扬威,谁也不敢惹。”
“是那个把鬼子用锄头砸死推在井里的那个人吗?”
“不是他是谁,正是他。后来还被政府当成了抗日英雄。村里谁都知道,这个泼皮是为了鬼子身上那枝枪,他好去劫道。他本来在村里人人痛恨无恶不作,人人痛恨。后来却是村里的第一个共[chan*]党员。
他当时以为做的天衣无缝,把枪也埋在了一个隐蔽处,然后挑着扁担赶集去了。他有造化,刚出去不久,这村子就被鬼子包围了。后来,终于被他们查到,掉队的鬼子已死在井里。这下村里人可倒了霉,鬼子展开疯狂的报复。那天,咱村里一共死了七个人,我父亲刚进村,就被日本宪兵抓了去。
全村的人都焦急万分,格外紧张。没人敢说一句话,我母亲急得不行,就对我说:‘你去看一下,听说鬼子不杀小孩。看看你爷是否在里面,他这会可千万别回村啊。’
我跑到场院,很不幸的看到我父亲也被绑在树上。一动不动,神情木然。一会儿,鬼子挥着闪光的刺刀晃来晃去,吓的我赶紧逃了回来。到家一说,我妈当时就坐在了地上。哎,那天村里死了七个人啊。”
老人说着说着长叹一声,仿佛又回到那遥远的过去。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父亲临死前木无表情的脸,惘然无助的眼神。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也不清楚他是否看到了我。从此,我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同时也对张三麻子产生了一辈子无法释怀的痛恨。
鬼子带来的坏处还不止这些。本来,鬼子来之前还算天下太平。我哥俩两人都上了学。嘿,那时学的是新式课本,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什么大象和猴子的故事了,什么华盛顿砍了樱桃树后诚实的表现了,感觉非常有意思。还有总理遗嘱,每天上课前都是要背诵的。那时每天放学快乐的妈妈都在村口迎接他快乐的儿子。
那时学校里的几个老师名气特大,校长是一位前清秀才(省府议员),那学问没得说,其他几个也大名鼎鼎,学识渊博。有的干过律师,有的做过政府官员,有的还是老中医。他们品德高尚,对教育十分热心。”
“那时上学花钱不多吗?”
“不多呀”,一个学年也就几块钱吧。只是许多人不想上,认为没用。
可惜好景不成,我只读了三个月,那些可恶的鬼子来了。这下社会乱了套,命都保不住谁顾的上教书读书。后来鬼子也办学校,但全都成了四书五经,谁愿意去学那些东西。鬼子一来反倒落后了。记得小时侯鬼子没来之前去城里,那里墙上画着许多有意思的画。都是政府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的。有两幅记得特别清楚,一幅是:一位烧香磕头耽误了孩子治病的老太太;还有一幅是:一个大脚女子和一个裹脚女人劳动的场景。大脚女人挑了一担水轻松自如;小脚女子用手提了一个小瓦罐还愁眉苦脸,战战兢兢。听老师说孙中山先生去西方国家学医,了解了裹脚的危害,回来就极力宣传。可是一个时候一个风俗,人的思想就是不肯改变。反倒认为大脚是伤风败俗。”
“你喜欢读书吗?”
“当然,可是父亲去世后,想上学也不成了。就这样一辈子,只读了三个月书。形式越来越坏,一家人拼命干活也吃不饱。我母亲天天做针线纺织,我兄弟二人则每天做短工。那时不要说工钱,只要有个地方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
但有时生活并不仅仅是劳动。有一天我和贾旺大叔在城里做短工回来,我们边走边啦。贾旺那时五十多岁,身体很硬朗。他又对我讲起在欧洲做华工的经历,眉飞色舞。那时,正是世界第一次大战前夕,他被招去了德国修铁路。坐船在海上走了一个半月。后来到德国后天天干活。嘿,那种日子还真不错。一天下来也不是太累,天天白面馒头,按中国上等人的伙食供应。在家一辈子也没吃过那么多好东西。
我听了非常吃惊,‘出国那么好么?不是说外国人都像妖怪吗?’
‘那是宣传,一开始我也害怕,谁知到了那里感觉还不错呢。一不挨打,二能吃饱饭,三还有可观的工钱。’
‘工钱?’
‘是啊,那些洋鬼子也算守信用,干了一年半后工钱如数照付。嘿,后来我儿子念书的钱就是我在德国挣的呢?真他妈的不该回来。但不行啊,那时家里去了好几次信,说我妈想我。哎,人呐,如果一个孝字谈不上,其他就什么也不要做了。’
贾旺后来作了贫救会会长,后来,听说他儿子在共[chan*]党方面做了大官。听我哥说,贾旺解放后去北京跟儿子过了段时间,可能老糊涂了或没有文化而招儿子媳妇厌恶,用一张电影票骗了回来。实际上是一张火车票,骗他说看电影,把他塞在火车里弄回了老家,他回家后大概伤心欲绝,放着会长的官职不做,投井自杀了。
一路上我俩边走边谈。我正听的起劲。忽见人群骚动起来,四周不觉间排列了一队鬼子。有一个汉奸做翻译。很不幸,我和贾旺一起被抓去给日本人做华工,到城里修炮楼了。
那半个月简直是非人的生活,没有活动的自由。每天只吃一点东西,动作稍慢就挨鞭子。一天我抽空问贾旺,这就是传说中的做华工吗?
‘不,直接不一样,人家德国人文明多了。’
直到半个月后才脱身回家,期间三个逃跑的工友被打死,累死了三个。临走的时候是我把贾旺一瘸一拐的扶回去,那次差点要了他的命。
见到母亲后吓了我一跳,她身体瘦了整整一圈,两眼通红。本来就不胖,当时更是瘦的吓人。我出去干了半个月,她担忧了同样的时间。就这样,后来我还被民兵队长按了个罪名,行常敲打我,说是给日本人干活,还出义务工不要工钱。
好容易熬到鬼子投降,原以为天下太平了,其实不然,鬼子来时乱,鬼子一走乱得更厉害。各种杂牌队伍风起云涌,国军、八路、游击队,大家都展开了混战。村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被抓了起来,不是这派就是那派。双方不断发生激战,伤亡比鬼子来时还多。
我那年已有十七岁,长的身强力壮。我母亲看到众人羡慕我的眼光,非常自豪。可是太平了没几天,便被迫去当了兵,是在李青山的三团。当然那是个土匪队伍。李青山是盐贩子出身,身材魁梧健壮。年青时贩私盐,一个人能把二百多斤重的麻袋搬到马背上。他没有文化,尽是些参谋主事。
后来解放时民愤很大,李青山在延集公审后被人活刮了。其实他虽是名义上的团长,但后来张主不了多少事。要说李青山也还做过一件抗日的事。就是那年鬼子调李青山的部队,连同鬼子主力一块去寿光打张景月十五旅。李青山原和张景月熟悉,早把鬼子进攻的消息通知了张景月。张景月做了准备,鬼子去时中了埋伏,伤亡惨重,光死尸就拉回好几汽车。
当然,李青山坏事也做了不少。打骂人也不用说,杀人是家常便饭。光被活埋的八路就有十几个。他死也是应该的。有趣的是,他的儿子(是义子)从小就喜欢唱京戏,天分极好。后来解放了,他也加入了县剧团。有一回唱《四郎探母》,不知真的假的。他演杨四郎,哭的特别厉害。后来为此受到了严厉的批斗,说他借题发挥,思念恶父李青山。但我知道那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只是喜欢唱戏,平日里一点坏事也不做。哎,时代吗!
我不得不说一下我哥,他因为大我两岁,参加了伪军组织三青团,一解放可就坏事了。但老百姓历来就是随风草,当时村里百分之八十的男青年都被迫当兵。你知道那家是正规队伍?你能有什么办法呢?只不过三青团更恶劣一些而已。
我们这儿解放的早,四六年八路军就获胜了。但一开始也不稳固,咱村也成立了民兵组织。张三麻子的村长,一个老长工张福是民兵队长,贾旺老先生则做了贫委会会长。恶霸地主统统被打倒,分地闹土改,真是热闹的很。我参加了民兵,我哥因为有错误,只能小心翼翼地躲在角落里生活。
那时的民兵很厉害,谁也不敢惹,说斗谁就斗谁。地主,坏分子在贫农面前抬不起头来,被民兵们没日没夜的批斗。连句话也不敢说。我曾看押过一个老地主,我在他家里做过短工·。说他地主其实家里也就二十亩地,自己六十好几了从来舍不得吃一点好的。那时我们在他家干活,他和我们吃一样的饭,早上上工比我们还早。但要命的是他有一个儿子干了国民党,尽管他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干了八路,但功不抵过,一点用处也没有。开始挨批斗时他还说我也有儿子当共[chan*]党啊,不说倒好,说了这话没多久他的共[chan*]党儿女们来信和他断绝了关系。
哎!也真够惨的。那晚上轮到我值班看押,众人晚上散去后吊在梁上的他叫我:‘老侄子,你能不能把我放下来,让我歇一会。我保证不跑,不给你添麻烦。’
我很爽快的说:‘没关系,你就这样休息一宿好了;只是别和别人说。’
那老地主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你放心,老侄子,你是个好人,我决不会跑连累你。再说我能跑到哪儿。你做了好事,我还要出卖你立功吗?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与朋友交言而无信乎?这点原则我还是有的。’
我后悔说话有点直接,夜深人静时老地主睡不着觉。一个劲的叹气:‘哎,别人再斗我也无所谓,谁让我是地主呢。最让我气不过的是民兵队长张福,他在我家二十多年,最初要不是我把他从雪地里抱出来,早见阎王去了。我还给他说了媳妇,可到头来你看,那天他反倒揭发我是一贯压迫他。批斗我的时候别人还差些,惟独他打我打的厉害,踢的我的腰到现在还痛。我真是伤心透了,你说,这世道怎么了,人的良心都到哪去了?’老地主竟呜呜的哭了起来。
果然没几天,老地主在挨了又一次批斗后上了吊。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结束,时隔不久,国军又进攻了。八路军一时抵挡不住,退了下来。来了又退,退了又来,拉据战打了三个月,老百姓可苦了。
共[chan*]党来了地主们倒霉,国民党来了贫下中农遭殃。来回几次,死了不知多少人。民兵队长就是那时一个漆黑的夜晚被人打死的。他手里有一颗手榴弹,也没扔出去,可能不会用。
好在国民党部队时间不长又退却了,民兵又威风起来。依旧批斗那些地主富农,还有一个八路干部,前两天被俘囚在井里,国军走的匆忙忘了他,后来被人救上了井。据说在井里五天没吃一点东西,差一点饿死。
就这样一个人回来后遭到了民兵的审查批斗,说是叛党叛变革命,天天做检查,被民兵看押了好几个月。有一回批斗时张三麻子指挥,喝令民兵站好队,轮流上去教训这个叛徒。张三麻子这人特坏,先让这个被俘干部的兄弟出场,他也是民兵。
毕竟是他哥哥,他有心不忍动手,被张三麻子骂了一顿。这才动手,没头没脸的打。嘿,真是阶级斗争、残酷无情啊。
淮海战役之后,局势渐渐地平静下来。老会长有一次在群众大会上开始讲话,那次开会很热闹,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是这样说的:
“同志们,前方的八路军已被国民党彻底打垮了。”听到这句大家一愣。老会长接着又说到,“后方的几个民兵游击队也被地主富农看管起来了。”下面顿时哄堂大笑。这时有一个干部直向他瞪眼,说:‘反了,说反了。’
那时的干部都没有文化,时常闹些笑话,但许多地方都差不多。反正不管怎样,这世界是改变了,大家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分完了地主们的田地。我家也有了自留田,不管怎么说,有了自己的土地还是很高兴的。在这点上很感激共[chan*]党,尽管这样做有点残酷。我想,穷人真正翻身做主人,几千年来怕是头一会吧。
一九五零年前后,我们过了一两年的太平时光。那是自小到大少有的好日子。就在那时,我们兄弟俩都结了婚。
我媳妇是四里八乡数得着的好姑娘,人长得漂亮,手又巧相。我妈见我们和睦相处,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哎,新婚燕尔啊。
她是村里的卫生员,识几个字。那次民兵锻炼,不小心受了点伤,到她那里去包扎。啊,真是一个好医生。认真仔细,还很耐心,我的心里甜美无比。日后我有机会便去坐坐,就这样我们热恋了。那时像我们这样自由恋爱的人还真没有。那时看中她的人很多,甚至有一个副县长的儿子都托人去说媒,她都不见。哎,那时节也不流行婚宴,她就一个人收拾了一下包裹来到我家,真够勇敢的。
我妈那阵高兴坏了,婆媳妯娌和睦的很,那段时间真是人生最美的岁月。每天完工回来,她们把饭早早的做好。我媳妇那人心肠好,附近的人有什么小病小灾一叫就去。许多人都对她非常敬重。
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就像当时读的书一样。我们刚结婚三个月,他妈的朝鲜战争爆发了。
一九五一年春,上级来了宣传队,开始大街小巷的宣传“抗美援朝,保家为国”。中国人自己穷的这样还去帮助什么朝鲜人,再说高丽棒子给人的印象也不好,有很多日本的帮凶。我恨透了战争,日本、美国、朝鲜我都痛恨。但痛恨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不是我说了算得。县长说了也不算。老会长更甭说,说了也不算。这是党中央毛主[xi]号召的。哎,前两年美国还是友人,一转眼就翻了脸了。咱从前也不懂政治,你说国共本是一家人,刚合作打完日本自己又打起来了。搞的老百姓没一天好日子过。
五月一日我们民兵也参加了游行宣传捐款大会,县长亲自讲话动员:“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粮出粮,坚决拥护抗美援朝。如有反革命行为哟,严厉镇压,决不手软。”
尔后县里组织了盛大的游行。有好几万人参加,大家狂呼口号:“反对美帝侵略朝鲜-------反对美帝霸占台湾-------以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
这次捐款据说可以买两架飞机。听说当时济南苗海南先生一人就捐了两架飞机。
我们当时对这些宣传感到很惘然。因为之前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美国人。土尔其、杜鲁门对我们来说都是妖怪一样的名字。的确,我们就是把他们当成妖怪来宣传的。
一九五二年的四月,朝鲜代表团还来惠民作报告。县里组织人去倾听他们对美帝的控诉,以激发我们的抗美援朝热情。
抗美援朝一共去了三批。我是第二批。第一批打完了,第三批还没去前线就停战了。
第一次战役死人很多,第二批这征兵就成了问题。没有一个人主动应征。老会长、张三麻子反复宣传动员,就是没人来报名。这次,再也没有人相信老会长说去外国的好处了。
县府急了,开始下强征的命令。完不成上级的任务可不行。凡十六周岁以上的男子,都要应征,否则就是不爱国,就要被看管监押。
嗨,当时说的一句话颇有道理,只要帽子底下有人就行。不管聪明的、傻的,除了四类分子,一概应征。这日没办法了,村里一下子征召了十几人,在县里集训,统一管制。我哥因为做过伪职,没有资格,我是非去不可的。
临走的那天一夜没睡好觉,那天早晨妈和媳妇早给我做好了饭。因为当兵村里奖励了一点白面。可当时一家人的心情遭透了,那么好的饭菜一点滋味也没有。但为了不让他们太难过,勉强吃了一点,就上路了。
那天阳光很好,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情景,有时睡觉,仿佛这一切就在昨天发生似的。
妈妈、媳妇、还有我的哥嫂。那时嫂子的小女儿刚一周岁,被妈妈搂在怀里直朝我摆手。其他人尚可,我媳妇一个劲的哭。好像我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似的。呵呵,你看,我现在不是回来两次了吗!
他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接着说到:“谁知这一去就是三十五年哪。死倒没死,有时比死还难受呀。
我妈当时直劝她,说别猛哭,不吉利。可她怎么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开。那么多人在街上多难看啊,我用力的掰开她的手,笑着向她们告别。然后,像个男子汉一般大踏步的随部队去了。
其实不止我,哪一个送行的人不悲容满面或嚎啕痛哭啊,唉!”
老人说着话,苦涩的一笑。但那笑容一点也不让人轻松。就像喝开水不能解饿一样,只是让人更加难受。
“先是在县城开会,我们邻村一个民兵队长,土改的积极分子,逃跑了两次都被抓了回来,正被县长当作典型批的脸红脖子粗。第二次他没跑成,去了朝鲜,和我分在一个连队。说起逃跑的事他对我言到,还他妈的不如四类分子,他们到不用来前线送死。咱村里其他当兵的大部分都跑了,最后只剩下我和王小二。
我们先是步行到了桓台,那里是新兵的训练基地,在那里住了一个月,那时管理混乱,人心惶惶,总人数几乎跑掉了五分之三。我们村到天津军粮城后只剩下三个人。其他七个年龄大些的心眼多都跑掉了。
这时教官给我们讲话,口气严厉,意思是别以为跑了就没事。我们已经和地方政府通报了,抓住后严惩不贷。还要把窝藏的家人予以同罪处理。
我是不敢跑的呀,剩下的许多人多数和我差不多,自己没什么大错误,家里其他人有问题。我要是跑了,我哥还不被枪毙。
我们在天津军粮城集训,教官是苏联人,大个子、胡子拉嚓。模样严厉吓人,手里拿着一只军棍,谁的动作做不到家得挨几下。我们村的李有财就挨了好几下,他本来胆子就小。想跑又不敢跑,想不跑又不甘心。每天晚上像只老鼠一样翻来覆去的睡着觉。可把他折腾的够戗。有一日我劝他,别担心了,害怕也没用。大胆走吧,又不是你一人。
‘不担心。嗨,说的轻巧。你看不出来吗,咱们团队有几个年龄大的人啊,连长、营长都是毛头小伙子。’
‘当兵就要年轻力壮的吗?’
‘嗨,傻瓜一个。那天我听到,前线流传一句话——三月无老兵。咱们去,我敢打赌,准保活不了三个月。’
‘死就死吧,早晚脱不了的。说不定三个月后我们也弄个连长、营长做做。’
无论别人怎么说,他的担惊一点也没减少。还不如王小二,他年龄小,什么都不知道。整天乐呵呵的好像要去旅游似的。也难怪,他经常说当兵还真不错,能吃饱饭。他家里穷,平日里不要说吃好一点的,就是窝头能吃饱肚子也不错。
我们在天津集训了一个月。同时上级还经常开会,让英雄宣讲自己的光荣事迹,控诉美国罪行,谁知越讲战士们越害怕。那些受伤的英雄们在台上大肆的宣讲,因为他知道自己再也不用上前线了。但下边愈加忐忑不安。
在那里我们还学了几句外语,现在还记得比较清楚——比如‘汉子阿婆,俺爱苇子书,特爱内完湖木屋子’是‘不许动,举起手来’的意思。朝鲜话则被编成了顺口溜,‘阿紫妈叫大嫂,八里八里快快跑,飞机来了平地一扫’。王小二天天背,渴望自己也去抓几个俘虏,尤其是女俘虏。
我们最终被编在67军119师595团,团长是王玉坤。对人和蔼可亲,讲话是总是面带微笑,我们都很信任他。595团的很多人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国军的部队改编的,有很多国民党人。其实就是我们这些新入伍的战士,也大多在李青山的手下干过。虽然是杂牌队伍,但都是国军的番号。
部队开拔的前一天,李有财终于跑掉了。那天是正轮到他站岗,结果他就抓住了这唯一的机会。我心里暗暗担心他被人抓住,又担心他从未出过远门,怎么回家。哎,听天由命吧。当然,我上次回来见到他,我们讲起当时的情景,依旧情绪激动。他说他跑了之后一开始两天两夜没吃一点东西。就知道大体方向往南跑,后来竟到了邯郸,在那里伪装逃荒的干了半年活。积攒了一点钱才回到家。
嘿,他是半年。我却是三十五年,是他的七十倍。
列车到了沈阳,我们看到迎面驶来的列车全是伤员。据说沈阳医院已住满,又往内地调运。包着头的、吊着胳膊的、拄双拐的,垂头丧气,面容疲惫,我们看了触目惊心。
出境前,一位高级首长发表讲话,作战争动员。他说:
‘同志们,这次出国作战,肩负着重大的任务。本来朝鲜就要解放了,可是,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偷偷摸摸地出兵干涉,并且还想阻止我们解放台湾。根据党中央毛主[xi]的命令,我们这次出国,援助朝鲜兄弟,是正大光明的,也是我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抗美援朝,保家为国,是每个人神圣的使命。我们进入朝鲜后都统一穿朝鲜人民军的服装,以显示我们和朝鲜兄弟的友谊。让美国兵摸不着头脑,晕头转向。
再者说了,正义一定战胜邪恶。联合国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美国是纸老虎,没什么可怕的,我们的军队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下一步,同志们要做的就是再立新功。祖国等着你们胜利归来的好消息。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同志们前进。’
指挥员讲完一挥手,我们便开始了大行军,大踏步地走在鸭绿江大桥上,斗志昂扬的唱起了志愿军战歌。嘿,真是歌声嘹亮、军容严整。我们被像施了魔法一样感到自己有无穷的力量。胜利就在眼前,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了。波涛汹涌的鸭绿江,咆哮着奔向大海,我们的歌声在这大桥上传扬------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入朝时正是六月炎热天气,赶了一晚上路进入了山地,到处是水坑,刚下过雨,崎岖不平。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进。走不多时,我鞋里便灌上了沙子,于是赶快停下来,脱鞋到掉。然而不一会又灌上了,部队都在行进,只有忍着继续走。那时是‘天不明,不宿营’,好不容易住下来,脚上早磨出了血泡。卫生员做了处理。用针挑破血泡,搽了药水。但依旧感觉火辣辣的疼。
第二天行军前,一位老兵给大家做了示范,要求像他一样用裹腿把靴子紧紧捆在脚上。大家照着做了,嘿,还真管用,虽然热一点,但比灌沙子磨脚要好受多了。
我们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前线,白天休息,因为有敌人的飞机,我们只能夜晚赶路。沿途不断有朝鲜人做向导。一路上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村子。为了阻止中国部队前进,美国人狂轰烂炸,早把这里炸了个遍。尽管夜里行军,也有人不断伤亡。而村子周围见到的,都是几个老人小孩,看不到一个青壮年,朝鲜的男青年都去了部队。
越往前走,我们的伙食越差。有时会一连两顿吃不上饭。因为后勤供应越来越远,而朝鲜当地又不能提供粮食。还没有打仗,肚子饿了个够呛。有时一天分半斤大米,有时一顿饭只能啃一个干萝卜,一天到晚别的不想,就是想什么时候开饭。
如果偶尔分一块牛肉干,一定宝贝似的藏在怀里,好几天舍不得吃。
到了前线,发现气氛也不是那么紧张,跟后方差不了许多,就像我们一踏上朝鲜土地发觉和中国没有差别一样。其实在路上,我们已饱受了美国飞机的轰炸,已相当于战斗了。
在阵地驻扎后班长便带我们挖猫儿洞,一人一个,上面用树枝伪装。我们则藏在洞里,感觉挺不错。第二天,我便遭遇到了真正的战斗。我们刚伏身猫儿洞不久,远远地就看到敌人进攻了。我正感到奇怪,不是说美国鬼子跟妖精差不多吗,怎么也像中国人。后来才知道前面的小队伍都是南朝鲜军。
连长很有经验,是个三十四岁的四川人,怀里总揣着他老婆和女儿的照片,没事就拿出来炫耀,弄的许多没结婚的小青年羡慕不已。
直到敌人离我们只有二十多米了,我的心紧张的要命,这时才听到连长一声命令——开火,我急忙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冲锋枪扫射。敌人没料到我们就在他们脚下,慌忙撤退,伤亡了二十几个人。后面还有支美国小分队,远远看见之后便躲了回去。
这一仗打完,我们居然一个人也没伤亡。当晚上开庆功会,连长得意扬扬的宣布,美国鬼子不过如此吗,比日本鬼子还差得很远。当年如果不是八路军拖住了日本人,美国早就被日本占领了。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解放南朝鲜。
后面几天几夜平稳,但没高兴多久,我们营部遭到了敌人的袭击。那是李承晚的游击队。当天夜里我们正熟睡时,猛然枪声大作,一颗手榴弹在我们中间爆炸。我正好睡在一颗石头旁边,躲过一劫,只是腿上被削了一块拇指大的肉,而班长等好几个人被炸死了。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死人躺在身边,血迹模糊,登时疯了一般,也不再害怕,抄起枪向上扫射。谁知敌人打了袭击早跑掉了。
转眼到了九月下旬,我们团又奉命攻打818·9高地。我们趁着天黑爬到了半山腰,被敌人发现了,登时枪炮齐鸣。照明弹照的雪亮,连一个蚂蚱也看的一清二楚。我们只有一动不动地躲在石头后面,静待机会。
这时真难受,进又不能,退又没命令,我们一百多号人只能自躲着打冷枪还击。捱到天亮,可就倒霉了,敌人居高临下的往下扫射。我们连暴露在外面,一下子就死了六十多人。但敌人也不敢轻易下山。我们一天两夜没挪地方,只能用口袋里的一点面充饥,好容易到了晚上。我们的增援部队上来,又发起冲锋,但仍没攻下。到白天敌人的火力又发挥了威力,我们伤亡惨重,仍然没有进展。
团长火了,他妈的一个山头攻不下来,干什么吃得。营长报告伤亡太重,团长命令到,剩下你一个人也要往上冲。营长倒好,把团长的命令又原封不动的传给连长,剩下你连长一个人也要打下来。
嘿,还真管用,第三天晚上我们终于攻下了山头,至于死人,那已是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了,我从那时不再害怕死尸。
不打仗时平日里也好受不了,天天住在这种地方,非常潮湿,很多人得了疥疮病,痒得难受。有些战士受不了,就用火药往身上擦,以毒攻毒,效果也还不错。
更糟的是我们开始经常吃不饱饭。后方运不上来,我们只能挖野菜、摘树叶吃。那天也无敌人进攻,我正在猫儿洞闲的无聊,忽然有一只兔子跳到进来,被我一手逮了个正着。这回好,当天晚上伙房里有了肉食。嘿,那块肉可真好吃,尽管每人只吃了一小口,但那种感觉,没得说。
那段时间双方一直僵持。不进不退,偶尔进攻或撤退,规模也不大。有一次穿过黑云岭时我差点被敌人俘虏。那日我们班守在一个山洞里,接连几天很累,夜里我睡的很死。谁知一觉明天才惊讶的发现,我们班,其他一个人也没有。我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大概是刚才我盖着大衣睡觉别人没发现。撤退也该叫我一声啊。我心里有些气愤,又很着急,连忙出洞察看。
这一看不打紧,却见外面有十几个鬼子正往这边走。吓的我赶紧躲在了隐蔽处,他们越走越近。我想,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发现的,于是拿起几个手榴弹掀开盖子。当他们继续往前走时便一甩手扔了出去,然后头也不回的慌忙跑下山逃到我们的连队。
没想到这次掉队却立了功,受到连长的嘉奖,说我一心坚守阵地,而我们班长则挨了批评。连长命令他马上带人回去坚守,让我在连部休息一晚。
多亏了连长的这一安排。当天夜里,我们班守的阵地被敌人炮火摧毁了。七八个人都埋在了洞里,全部牺牲,一个也没活。”
老人说到这里,叹了口气:“哎,真是不堪回首。当时死个人比死个蚂蚁还容易。
第二天更大的战斗开始了,敌人大举进攻黑云土岭。一来我们人少,二来武器不行,根本守不住。上边又不让撤退,那天死人可真多。一阵炮火之后,敌人的突击队又端枪扫射着冲上来。我们也打死了许多敌人,但他们依旧在前进。到最后整个连队只剩下了六七个人,才撤退了下来。在这场战斗中,我们的连长牺牲了。他的照片还藏在胸前,但都被血浸透了,他永远也见不到老婆和孩子了。
我的小腿打断了,一瘸一拐的撤了下来,几乎是爬回了营帐。没多久我们的部队开始休整,伤员们则在战地医院养伤,重伤的则送回国。我听说正在进行和平谈判,每个人都盼着快点停战,早一点回家。
从五二年的春天到秋季,那是战争时期的一段和平。战士们兴高采烈,过一段时间伙房就改善一下伙食,从内地运来水和面,最好吃是猪肉水饺,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一出锅热气腾腾,我一顿能吃两斤。
其它时间则进行训练,有时还能看到电影。国内的慰问团来演出,是武汉歌舞团,战士们都很活跃。我们收到国内的很多慰问品,可是格外遗憾的是,没收到老家的来信。我哥不识字,但我媳妇上过识字班,会写信呀!其实不止我,战士们都收不到的,当时军队纪律很严,不允许私人通信。
冬天来临了,朝鲜的冬天冷的特别厉害,零下四十多度,一个班分一双棉鞋,谁站岗谁穿。
部队业余时间也经常搞娱乐活动。有一天,我们班来了一个新战士李家发。安徽人,小伙子长的漂亮,心灵手巧,能歌善舞。我们其他时间也帮助老百姓种田,在这方面我是行家,每每受到连队的表扬。这时那个新来的小伙子就编歌、讲故事大家娱乐。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他。有一日从野外捡到降落伞,他还给大家做了几件衣服。
但这时间也发生了些不幸的事,我们连的司务长整天郁郁不乐,有一天发现吊死在一棵树上。大概他父亲是富农吧,临走时还在家挨批斗。
转眼到了一九五三年的夏天,部队纷纷传言要停战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可是有一天上级突然来了命令,要给抱有幻想的敌人最后一击。于是我们团又开始了攻击桥岩山西峰的战斗。
原以为这次打仗该很轻松,谁知这次敌军是南朝鲜的部队,他们的战斗力一点都不差,甚至比美国兵更凶猛。九点钟连里吃了一顿大肉包子,但普遍的感觉越吃好饭越担心。
就像南朝鲜军宁愿被我们俘虏也不愿落在北朝鲜军手里一样,我们也是宁肯遇上美国人也不愿碰上南朝鲜军。因为南朝鲜军对中国部队十分痛恨,打仗一点也不留情,说是侵略他们的国家。但他们一旦被俘宁肯自杀也不愿转给北朝鲜,因为那样他们将死的很惨。但我们抓到南朝鲜俘虏必须交给北朝鲜,这是规定。
晚上九点多中,张连长带我们连队出发了。但不久就被敌人发现了,子弹暴雨般的扫射了下来。前面就是敌人的碉堡,我们连一下子死了十几个人,连长干着急没办法,就命令一班班长带炸药去爆破。但连接牺牲了两个班长六个战士,爆炸没有成功。正在这时,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李家发拿起了爆破筒。大声说,看我的,还冲我们笑了一笑,因为任何人都知道,爆破手就是敢死队,有去无回,就像今天的身体炸弹一样,很恐怖的。
李家发十分机智,我们躲在石头后面注视着他,他一连炸掉了两个碉堡。但向第三个前进时,很显然,他受了伤。但看到他并未退缩而是一瘸一拐地冲到那个碉堡前面,把爆破筒塞了进去,顷刻之间爆炸了。这时连长一声大喊:冲啊,同志们,为李家发报仇。
战士们刚跳出来前进,谁知那个碉堡又喷射出了子弹。原来里面的敌人并没有全部炸死。我们的战士一下又死了好几个。正在这时。只见已经倒地的李家发又站起身子。摇晃着扑向敌人的枪口。我们都惊呆了,敌人的枪哑火了,大家一起冲上去,拿下了这个阵地。
连长抱起李家发的尸体放声痛哭,这个小伙子的胸部打成了灯笼一般。后来他被评为志愿军评为一级战斗英雄。其实,像这样死去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啊。
但时间不长,很快明天了。这时,又成了我们坚守阵地,敌人进攻。他们的进攻总是先猛烈地实施炮火轰击。然后组织人前进,一阵猛烈的炮火之后,我们营队伤亡惨重。敌人进攻时,根本抵挡不住。坚持一会,不得已撤了下来。仅仅一天的战斗我们连就剩下了不到二十个人,但好在补充很快。第二天我们连队又恢复到正常的编制。然后在夜里又发起进攻。白天则是敌人的天下。这样持续了三四天的时间。我不知道其他连怎样,但我们这个连又只剩下我和司务长还有一个战士。连长换了好几个,我也晋升为班长。
经过如此惨烈的牺牲,阵地坚守住了,敌人不再进攻。看来他们也拼的差不多了。美国人是不会这样拼命的,只有朝鲜人才会和我们一样搞人海战术。
但我的幸运很快就要结束了。在我们调防上甘岭的那阵子,那是一生中最恐怖的回忆。可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在美军的炮火下唯一能抵御的,就是坑道。我们要做的,只要枪声一停,就赶忙弯下身子挖坑道,越深越好。谁的坑道深,谁活命的几率就大一些。到最后,甚至都形成了地下通道。当然,有时难免深的自己都爬不上来。这次战役比我以前参加的最激烈的战斗都要惨烈十倍。有一回我们在地道里三天没吃一点东西,因为上面就是美军。他们也没想到在他们的脚下还埋伏着一只部队。只是不清楚,为什么共军会猛烈的进攻这个他们刚占领不久的小阵地。但是我们的部队知道,还有许多人在地下等着救援。等到我们部队攻下阵地后我们才得以重见天日。说到底,我还是幸运的。因为战斗中不知有多少地道被炸沉了,不知有多少人被活埋在了下面。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们连长正在召集人员开会时,一颗炸弹不知怎么落到了我们山洞里,我当时失去了知觉。也不知多长时间,才醒过来。睁眼一看,身边躺着七八具尸体。我感到脑袋疼痛,用手一摸,一手血。两臂也麻的厉害,勉强挣扎着爬出来。还好,正有我们的几个战士走过来。他们他们连忙简单的帮我包扎了一下,便由两个人抬我往后方走。但这时,战斗又好像打响了。天上一架飞机俯冲下来,那两个人匆忙扔下我跑掉了。我又挨了一次炸弹,又被震昏过去。醒来时觉得身体沉重,原来是半边身子被土埋住了。我感到头疼的要命,忍不住哼叫了一声。糟了,这才发现附近包围了一群美国兵,我被发现了。我看到有一个人端着枪向我走来。看样子像是南朝鲜军,因为他的眼光中满是仇恨。当我觉得自己要死的时候,冲过一个美国兵把南朝鲜人推到一边。叽里咕噜说了声什么,我也听不出来。他抓住我的手,猛一用力把我拖了出来。我疼的一声嚎叫,把他下了一跳。他明白过来以后冲我诡秘的一笑,然后一招手,上来几个人架着我上了一辆军用卡车。我很清楚,从此在营部学过的外语“汉子阿婆”再也用不上了。我被俘了。
在车上还有十几个被俘虏的战士,我在一阵剧烈颠簸之后又昏了过去。等我再次醒来,居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身上盖着洁白的床单。阳关透过窗子洒落下来,非常惬意,心中竟然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享受感。美国人的屋子就是好,虽像是临时搭建的,但恐怕我们的司令员也住不上这么好的房子。
这时一个美国女护士走过来,朝我点了点头,露出善意的微笑。我心里疑惑不已,宣传队不是说过美国人都很野蛮残酷吗。告戒我们一旦落入敌手最好立即自杀,免得受折磨。现在看来是不是要给我下迷魂药,要对我做解剖实验了。
中午时护士端来一大碗米饭和一碗鸡蛋汤。我咬牙坚持,决不吃美国人的东西。她见我拒绝,莞儿一笑,放下就出去了。但你怎么坚持的了呢,天哪,饿了两天后也不管有毒没有毒了,先尽情享受吧,这最少是团级干部的待遇。反正最多一死,也无所谓。不吃白不吃。
奇怪的是,一切并没有枪毙我们的迹象,相反在医院里倒是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只有七八天的时间,我的外伤便恢复了。只是有时半夜里脑子会疼,大概是后遗症吧。我们几个俘虏又坐上了飞机,说真的,当时的感觉真好。因为是第一次飞上蓝天吗,虽然是俘虏的身份,但好在从此可以不打仗,不用提心吊胆了。
很快到了集中营,后来我们知道这里就是釜山。先是关押了几天,然后开始集训,讲话的是国民党军官。他只简单的地讲了几句,大意是大陆不幸沦陷,兄弟们被迫背井离乡替共[chan*]党做炮灰。大家再坚持一段时间,蒋委员长正在想办法。出钱也好出力也好,一定把兄弟们早日解救出来,恢复自由。说着话还用手帕直抹眼泪,也不知真假。
下面有人躁动,很快过来武装士兵进行了制止。开头有个连长曾经和我串通过,说要联合起来与美帝蒋介石斗争,决不投降,设法反抗。但后来又是他首先在胳膊上刺了字——“杀猪拔毛,反共救国”。
组织了几天学习后又让我们干活,天天修公路,扛水泥,搬石头。如果美国人指挥还好,最可恶的是南朝鲜军官,手里拿着鞭子,稍有异常挥鞭就打。边打边骂,和北朝鲜对待他们的同胞差不多。兼之语言又不通,大家只得忍受。后来有人组织向美军告状,要求改善待遇和工作条件。经过两天的绝食斗争,还真得到了改善。
这是连长挑的头,当时我们几个年龄小的比较害怕。怕一闹起来挨打,连长鼓动我们试一试,说‘不要怕。敌人有联合国公约,不准虐待俘虏,我们闹大了,当官的就得撤职,斗争的形式有多种,最有效的是绝食斗争。’
‘绝食’,我们都吓了一跳。
‘对,反正在国内也练出来了,饿上两天也死不了。暂时难受,以后会过好日子。’
当然了,挨饿的日子并不好受,谁要是嘲笑我们意志,不坚定,那他自己肯定没试过。
我们几个忐忑不安地说,‘假如他们不答应,我们会不会饿死呢?’
‘不会的,别这么罗哩罗嗦,哪像个共[chan*]党军人。我们只需饿上几天肚子。敌人就紧张了。我受过训练,这叫没有硝烟的战争。弄不好他们的领导还要受处罚。’
‘我说假如他们的领导和我们的领导一样呢。’
‘胡说,找死啊。不许污蔑共[chan*]党。’
于是,第二天集训时我便带头高喊:‘反对虐待俘虏’。结果群情激昂。值班的敌人慌了神,马上吹哨子报警。瞬时跑来全副武装的士兵,我心理非常害怕。一会儿敌人的队长出来了,他劝大家:‘好了,不要吵了,今天休息一天,中午每人加二两肉。我把你们的情况反映上去,争取解决。’
奇怪,这么严重的问题难道就这么容易解决?大家中午吃着肉,兴高采烈,我则暗自庆幸。
果然生活得到了改善,我们这些身体好的又被组织天天做劳工。修公路、开山、累是累点,但好在能吃饱饭,仅这一点也就心满意足了。况且还有星期天,有牧师来讲课。我倒不信教,但七天就有一个休息日也是不错的。
没几天,有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做工作。他讲话鼓励我们,说很快就会获得自由的,并且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在福建、广东登陆,共[chan*]党的罪恶统治就要结束了。希望兄弟们早日觉醒,参与反共救国。当下很多人喊政治口号。又有人组织往胳膊上刺字,表明反共决心。我倒没有刺,只是心里颇为他们蛊惑。
时隔不久,终于面临遣返问题了。无论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这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对我们来说,活着已经足够了。有多少年龄相仿的人死于战争,我们这些人虽然正在遭罪,但毕竟还活着。
自愿遣返那天,大家都列着队,那时心里真是百感交际,不是滋味。左右为难,忐忑不安。我最终下了决心去台湾,这在当时是百分之八十的战俘的选择。
当时主要出于这么几个原因。一是见到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感到他们并非我们当初宣传的是纸老虎,不堪一击。很可能我们已经在朝鲜战败。二是亲身经历过民兵组织,一旦回国将受到不堪忍受的审查。并且相信国民党还会回大陆。
谁知这一决定导致人生最大的错误。哎,哪怕当时回大陆再坐上几年牢也无所谓啊,那毕竟还能见到自己的妈妈和妻子啊。
做决定是困难的,但一旦做好,其他事就容易了。我们一行人被组织着乘车来到码头,登上了一艘巨轮,心潮无比激动。他妈的,终于要离开朝鲜这个鬼地方了。
这又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海轮,看到轮船在茫茫天际和一望无垠的大海上航行,碧蓝色的波浪在眼前闪光,海鸟在天上飞行。心中无比的激动,这么美好的世界,为什么人却不断地自我制造灾难呢?
心情舒畅的同时也十分郁闷,担心自己干过共军到台湾会不会被接受。快到码头时,接到一个通知,让我们排好队,依次下船。在码头住了半个月的时间,总之也是集训之类,像出国前差不多。又有军官对我们依次做了登记。包括籍贯、家庭情况。带我们喊了几天的反共口号。大约看到集训的差不多了,又来了辆大车,拉着我们去了台北。
这天接到通知,说是有高级首长来看望我们,让大家准备好。一定要精神抖擞,让长官满意。
我们在营地列好队,那日阳光很好,风不大。因为大家从朝鲜战场撤出来不久,心情也都舒畅。大约十分钟左右,营官喊立正,从远处来了辆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卫兵。而后又出来一个中年人,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笑容满面,但目光炯炯,马上有人前去行礼。看到如此威严,肯定是个大官。后来才知道这是蒋经国。
只见他阔步走到队列前,高声说到:兄弟们辛苦了。受委员长的委托,我专程来看望大家,希望兄弟们在这儿生活的习惯。不过,我和你们一样,在台湾只是临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要回大陆,去夺回被共[chan*]党占领的家园。我知道,各位的父母还在大陆,还有妻儿,有什么办法能再见到他们呢,那只有一条路,收复大陆。
他的话很感动人,兄弟们有些人开始抽泣。
这几年,大家在朝鲜受苦了,蒋委员长对此十分关心。我们国民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同联合国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后是我们政府拿出了一部分钱,才把兄弟们赎回了祖国。也就是说从兄弟们踏上台湾的这一天起,兄弟们就已经获得自由了。
一句话,在台湾是自由的,没有人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可以继续从军报效祖国,也可以选择其他职业。我们会尽力安排,由兄弟们自己决定。另外,国民政府为大家准备了接风午宴,好好吃一顿,恢复一下身体。日后好报效祖国。
果然,中午吃了一顿大餐。这里我有生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饭。
休息了几天后,我们又被编入了国军,一开始驻扎在金门,后又移防。换了许多地方。一晃六七年的时间过去了,感到收复大陆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心中不禁懊悔起来。开始十分强烈的思念起母亲和妻子来。哎,那种滋味真不好受。那时我才三十五六岁啊。每一天都想回去,每夜都思念母亲。哎,不要说见,就连封信也不通啊。在朝鲜还能见到国内的慰问品,在这儿,只能一个人望着天空发呆。
这时候,我们一块过来的北方老乡,共有十一二个人,便凑到一块喝酒。尽情的发泄,借酒浇愁。喝醉后不是大哭,便是大骂,有的甚至用头撞墙,甚至头破血流。第二天又都无比失落,依旧回到无边无际的思念中。
又过了五六年的兵营生活,这兵再也当不下去了,虽然吃穿不愁,可是精神压抑啊。有时甚至渴望去前线打仗好被大陆俘虏,然后遣返回家。那时真愚蠢,日本鬼子那么坏,还都被遣返了,我居然当时怕回大陆受审判。
转业后,我在台北租了间房住了下来,在一家水产公司找了一份司机的工作,开始满台湾的跑。
他喝了口水,咽了下唾沫,又开始说到:
“嘿,这工作一干就是十五年,直到退休。这工作比当兵也好不到哪儿去,唯一就是自由些。有时候偶尔遇上一个老乡,我们会很快乐的聊上半天,然后去喝上两杯。哎,白天还好说,最难过的是夜晚,根本睡不着觉。除非是喝上几杯酒或吃几粒安眠药。一合眼就是妈妈,还有我的妻子,还有哥哥,老是梦见他被民兵抓去的场面。有人在他头上扬着步枪,大声呵斥。最难过的是想念母亲,半夜里常从床上坐起来,喝一口酒哭一声,彻夜难眠。
这时候,我的邻居,也是退伍的老团长,常来劝我甚至陪我一起落泪。看来他也睡不着觉。
这位团长姓赵,大我十几岁,他有妻子和孩子,一家人也算其乐融融。平日里态度也算温和,但谁要偶尔提到母亲,他就大发雷霆。情绪失控,痛苦的撕扯自己的头发,不管外面狂风暴雨都会冲出去嚎叫,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后来我们熟了,我才知道他的一些历史。原来他家是河南,据说家里有一千多亩地。两个亲哥哥,拉锯战时被民兵枪毙了。两个嫂子带了孩子不知去向,惨啊,一家三口。这事件当然和他这个当国军的兄弟不无关连。他本来在村里做教师,后来抗战时加入了国军。那天他本来想潜伏回老家,解甲归田,什么都不干了,远离这是非之地。幸亏回来时是夜里,没被民兵碰上,在老家一间破屋子里他见到了弯腰驼背,声音沙哑的母亲。当他知道这一切时差点昏了过去,是母亲泼了他一碗凉水,才清醒过来。才要哭就被母亲捂住嘴,他本来想背母亲一起走,被他娘打了两耳光,把他撮出墙头逃走了。他回部队后受了处分,而后又咬牙切齿要打回去,但最终却被共军赶出了河南。从此一败涂地离开大陆,和我一样,再也没见到过他妈妈。
战争,他妈的战争,和日本鬼子打还有说处,国民党共[chan*]党都是中国人,自己打啥。
老团长见我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就让他妻子给我物色对像。我还对他说过我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他只是冲我笑笑,那样子我好像我很傻,他说了两个道理:第一,你认为我们这辈子还能回去吗?第二,即使你能回去,你认为她还会等着你吗?
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哪个人也不要太相信。蒋总裁还说要带我们回家,可现在呢,他老人家也怕是有心无力了。
开始时我态度坚决,后来也就动心了。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谈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男多女少啊,都是当兵的哥们。
这段时间,一天夜里我忽然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在田里干活,妻子过来给我送饭,谁知打开竹篮,里面却成了一束鲜花,很好看的。她看着我直笑,笑的有点毛骨悚然。她说以后会有人给你送饭的,我就走了。一转眼间却又像离我很远似的,朦朦胧胧朝我摆手,还说咱妈让你快点回去。然后就神仙一般飘渺而去了。
第二日我感到这梦有些奇怪,便去街找到算卦先生。这先生一听就说罢了,罢了,花者,分离也。你妻子将要离你而去,你们的缘分已尽了。至于以后还能不能见面,这就要看造化了。
我半信半疑,但奇怪的是后来夜里我就果然很少梦见她了。她的形象从前十分清晰而后后却越来越模糊,那是民国五十七年。
后来真有这么一个机会,团长夫人把一个来打工的高山族姑娘介绍给我。她比我小二十岁,模样也还清秀。我们热热闹闹结了婚,老团长为我主持了婚礼。一些老兵来祝贺,大家喝的昏天晃地。北方人喜欢喝酒,那天我一人就喝了二斤老白干,结果第三天才入洞房。
尔后,她一直对我喝酒十分反感,而我也对她喜欢赌博也很厌恶,但好在我们没有发生剧烈冲突。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对生活感到无聊,反正就这么过吧。
后来,我的一儿一女相继出生了,我又开始感到生活快乐无比。有时突然也思念老家亲人,但却不是那么强烈了,小家伙们健康活泼给我带来无穷的快乐。
不久后,老团长生了病,我去看望他,他看着我几岁大的小孩,动情的说:“哎,小张,你还年轻,我是怕活不到那天了。你看他们快乐的样子,我们完全不应该把仇恨再转移到下一代。其实我小时候邻里也是其乐融融的,百姓也非常安分,只是后来鬼子把这局面破坏了。又加上共[chan*]党的虚假宣传,愣是把矛盾升级了。相安无事的中国人从此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就拿我家的老觅汉来说吧,自幼胆小怕事,他是我爷爷买回来的。说是买,还不是他爹娘给他找个吃饭的地方。当时再吃不上就得饿死的架势,我爷爷与心不忍,才把他领回家。多少年来一直善良温和、容易知足。当然也不可能白吃白喝,肯定要干点活。可后来令人想不到的是,八路来后,他和我家莫名其妙的有了不共戴天之仇。我哥哥就是因为他的控告而罪加一等,死于非命。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还有我,倘若不是我当兵,家人也不至于这么遭殃。可我一开始是打日本啊。哎,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把我们一家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些还都在其次,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侍奉父母啊。我母亲现在即使不被他们斗死也老死了。娘啊,孩儿太不孝了;老天爷,但又能怎么办呢?
老团长临死时交代。下葬时一定要头朝西北,这样灵魂就会返回故乡。活着见不到母亲死了也要回家尽孝。
他死时才六十多岁。后来听到消息,他母亲居然还活着。那时已九十八岁,住在内侄女家。多少年来扫地干活没人敢抚养,倒是一个从小失去爹妈被她看大的侄女,勇敢地挑起这个担子。后来老团长的儿子开了一个公司,知道他祖母的消息后便回了一次大陆。老人也被县政府戴上红花,成了台属。谁知他这一回去反倒使老人送了命,怎么?高兴死的。多少年苦难都经历过来了,猛一见到这么大的孙子就在眼前,活脱脱一个儿子当年的形象。她的心脏受得了吗?哎,喜事转眼又成了丧事。
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儿女们逐渐地长大。问我爷爷奶奶在哪,还真难回答,往往又把我的思乡之情勾起来。
最怕的是看戏,小孩子不懂事,认为看戏热闹。其他尤可,就是有一回演四郎探母。一开始是小孩子一片欢笑声,后来几乎成了送殡仪式。一戏院的人痛哭嚎啕。哎,那场面不堪设想。后来,反正再也不去看这出戏了。
因为那次演戏有两个年龄大、心脏不好的当场回了老家。还有一个有三十年兵龄的老战士,反共斗志无比坚强,平日里说起共[chan*]党也是咬牙切齿,动手术也不要麻醉,学关公刮骨疗毒,平日里都没哭过。可就是那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他疯了,用脑袋疯狂的撞墙,头破血流可怕极了。后来被关到精神病院,也没治好。政府从此不提倡演这个戏,据说当时大陆也禁演这个戏,这点倒一致起来了。
当时不由想起一解放时李青山的儿子演杨四郎受到批斗,哎,大家都是一场悲剧啊!
有时候这日子真无聊啊。我不知道,尚若没有现在的妻子儿女,我能不能坚持下来,肯定早就崩溃了。但尽管如此,日子还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转眼之间到了一九八七年,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那年冬天住在台北与我隔着两条街的老朋友,也是老乡,回大陆后给我带来一封信。说真的,我当时高兴的都快要疯了。
原来那两年关系缓和,有少数人开始试探着回乡探亲。这才知道,大陆也已开放,个人的历史概不追究了。不仅如此,当地政府还非常热情。家里也都为“台属”而光荣。那个同乡,做了第一批回家的人。他老家离我村只有十几里路,结果我在台湾的消息也被他带回了老家。我哥听说后便给我写了这封信,哎,那时也没电话---------
嘿,你不知道当时我接到这封信时心里什么感觉,就是给我一百万元也不换。
这位老兵说着话,手足舞蹈,我当然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十年后的现在还这么兴奋。何况当初!
‘天哪’!我大声叫着,从屋里蹦到屋外:‘我妈妈还活着,我要去看她,你们知道吗?’我大声宣布,‘我一天也不能耽误。不,一分钟也不行,谁要敢阻止,我就和他拼了。’
儿子看着我直笑,老婆气冲冲地吼到,‘瞧你的土匪样子,谁阻止你了。’
可能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的心情。要知道,那是一个离开了家乡,在外漂泊三十五年的游子在想念妈妈啊。杨四郎不才十五年吗,我凭什么三十五年?
办手续的那段时间,我心急如焚,夜不能寐,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广饶。怎么能睡的着呢,年龄大了本来就觉少,没事只是在院子里踱步。终于把手续办完了,那一天是6月23日,我登上了回家的飞机。
我怀里揣着最好的三副镯子,一副呢,自然是我八十三岁的老妈妈。一副给嫂子,还有一副呢,这是我心中的小秘密,你肯定猜的到,那是给我那个“她”的。
大哥的信中只是提到妈妈十分想念我,没提到她。但我心里仍抱着希望,这么多年了即使她早已离开我家,但只要她还活着我们能见上一面,也就足够了,别的一切都无所谓。牛郎和织女每年还能见上一面,可我俩凭什么要三十五年?
一飞机的人都和我一样兴奋,大家都胡思乱想。经过三个小时的航程,终于到了北平,哦,咱这儿是北京,我的心啊都要憋不住跳出来了。
一到侯机厅,便见满是来接客的人,好几百人之多。但当时就这么多的人。我一眼,只一眼,我就认出了我那六十二岁的大哥,尽管他已满头白发。他身边还有一个年轻人,肯定是我的侄子。尽管我们分别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一下子认出了对方,哎,一奶同胞啊。他喊着我的小名,我叫着大哥。我们泪水模糊的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好长好长时间,大家才略为安静下来。本来是件快乐的事。嘿,可是你瞧,一大厅的人都在哭叫,好象四郎探母又在上演一般。他说到这里,故作轻松地用手拭了一下眼睛,我看的出,他眼里涌动着喜悦的泪花。
我们坐上了回家的汽车,几次开口,很长时间都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好容易平静一会,才问道:‘哥,娘在家等我们吗?’
哥还没说话,眼泪又出来了,我猜他一定激动的厉害,他开了好几次口,竟然也像我一样没说出一个字。瞧我们可真是兄弟,当年那身强力壮、干净利落的小伙子去哪儿了。时间,只有你才能改变一切。
就这样,一路寒暄着到了家。好么,站了一整街的人在观看。比三十五年前人还要多。哈,那一段路途,可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想当年,我就是从这条路上离了家。嘿,当时妈妈和老婆送到村头,哭得那样子,现在一想就像是在昨天。只是,我在这人群摆动之中没有见到她们的身影,她们不可能不欢迎我回来呀?我在想妈妈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我见到她老人家一定要好好的磕几个头,请她老人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无论对谁,我的罪过都无法补偿啊。妻子,弄不好她真的改嫁了?我不敢再往下想,就这样含含糊糊地到了家。
我一进门就左顾右盼,但仍没看到娘。我可真急了,不顾众人的罗唣,大声地问哥,‘咱娘在哪里,快点说呀,我受不了了。’
这时大哥突然放声痛哭,‘兄弟啊,别怪大哥,你来晚了七个月,咱妈她,她去年冬天走了。’
天哪,我的脑袋嗡一下就大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老人说到这里,我用流泪的眼偷偷的看了他一下。我发现,纵使十年之后,那饱经沧桑的脸依然又一次被泪水淹没了。
‘唉’,老人叹了口气:‘以后的情景你自然也知道了,我醒过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哥带着去了我妈的坟。你不知道那一刻我的心情非常可怕,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无比可怕的憎恨情绪,厌恶这社会上的一切,共[chan*]党、国民党甚至我哥。我害怕自己会失控,但最终挺了过来。
唉,天哪,为什么不能早回来一年呢。命运啊,你这个恶魔。我对大哥吼到,就像我们当年吵架一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妈死了,我还回来干什么!’
当然,大哥说得也有道理,‘是啊,告诉你?咱妈不在了,告诉你你还回来吗?’
是啊,还回来吗,要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妈妈才能叫回家呀。妈妈不在了,我还到哪里去找我的家呢?
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这才知道,我去了朝鲜后,家里来了烈属证。可是我哥怕我妈伤心,一直没敢告诉她。而她呢,居然也一直坚定地认为我还活着,总有一天要回来。为此我的侄儿,她起名叫“复员”。可是在她的有生之年,我竟一直没有复员。
唉,这些年来,我想她的时候,她也不知有多少次想她这个不孝的儿子啊。
听说,我媳妇临改嫁时(那也是生活所迫),我妈妈坚定地告诉她,你不要走,你要是走肯定会后悔的,我儿子一定会回来的,他没死,我知道他一定还活着。
我媳妇是哭着离开的,她一接到烈属证时也不相信,但时间久了,怎么说呢,她也要生活啊。但她又不忍心告诉妈妈烈属证的事,唉,老天爷啊,你把我们一家人害的可真惨啊。
这样又过了两天,我终于可以问到我妻子的消息了。原来她一直在这里等了我十五年,整整十五年啊,十五年后,也就是一九六七年,她改嫁了。唉,你信不信命运,反正我信。要知道,也就是那年我做的那个奇怪的梦,人哪,是有灵感的,这都是命啊!
可惜上次探亲时间太短,临行时哥哥答应我寻找一下她的下落,一有消息再告诉我。嘿,还真让他找到了,原来她如今生活在从我们家往西一百二十里路远的一个乡村。
这回我心里有了底,终于可以了结一下夙愿了。这不,这次回来后,也就是五天前,我哥陪我一块去了那个小村庄。还真见到了她。
唉,你不知道现在我心里这个懊悔呀,我还去见她干什么呀!这哪里是我漂亮可爱的媳妇啊,分明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太婆。沉默寡言,只有她的眼神,还流露出当年的一点影子。
她家的院落简陋不堪,她丈夫年龄和我差不多,长年卧病在床。她一手牵着一个十几岁小女孩,显然是她的小孙女,他儿子打工去了。
你知道,当我激动的心接触到她呆滞的目光时,我有多么凄凉。我满怀的期望梦想刹那间化为泡影,一去不再复返。她怎么这么老啊,她怎么会是我心中日夜思念的娇妻啊?当年那个漂亮的人儿哪里去了?
她轻轻地说了一声,‘回来了。’
‘嗯,’我慌乱地答到,她连座也没让,其实家里也没有象样的座位。
‘在外面这些年过得可好啊?’
‘还不错,台湾吗,生活还是不错的。’
‘是吗,既然好,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她表情冷默地说到。
‘我……’我一下子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我回来看看你,顺便给你带了个礼物。’
我哆哆嗦嗦掏出手镯给她,当时想给她亲自待在手上的勇气不知跑哪儿去了。
‘不要’,她斩钉截铁的说道:‘我要你的东西干吗,你是谁呀,我早不认得你了。你快走吧,以后请不要来打扰我,好吗?’
我犹如遭到雷击一样,一时惘然的不知所措。她对我手里明晃晃的镯子,一如对四十年前县长的儿子一样不屑一顾。要知道,我这次回来,有多少亲的近的都向我索取东西把我当成百万富翁呢。我简直一分钟都呆不下去了,便起身告辞,她依然表情冷默,连门都没送出来。这个女人,嘿,显然她的心都死了,瞧时间把她变成了什么样?可她知不知道,她是我多年的精神支柱啊。
我踉踉跄跄地出了门,像喝醉酒一样,快到汽车时,猛然又见到她小孙女跑来,大声说:‘嘿,你这干老头,你是干什么的,你把我奶奶气哭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不要你的烂东西,以后你再也不要来了。
上帝啊,既使这小女孩不说,难道我还会回来吗?不会了,永远、永远都不会再回来见她了。我怎么忍心再看到她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被生活折磨透了的酸楚的面庞呢?何况再见有什么用呢,难道你能回到过去,回到青春,让生活重新开始吗?
我知道我让她太伤心了,我不该给她东西,不该去打扰她的生活,哪怕你抱着帮助她的目的。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恩情似海深。这些年,她受了多少苦啊。
老人终于说不下去了,我赶快给他倒了杯水。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清楚,彼此心照不宣而已,老人离开大陆后今生可能不再回来了,因为他已有七十岁,而且有腰酸腿疼的毛病,这大概是战争给予他的馈赠。他带走的,并将随他步入坟墓的,将只是故乡的一个遥远的梦而已。
转眼间五六年的时间又成为过去,我听他侄子说,如今他还在台北。有时通电话,知道他身体已经相当弱。一活动就喘不过气来,说话言语都有些昏沌了。而他哥哥,则已去世三年。这位老兵,这位饱经沧桑和苦难的中国人,也将不久于人世了,我感受着人的命运多劫和生活之苦,不由地记起这样的一个墓志铭:
艾丽娜大婶去世了,我不知她是去了天堂还是地狱;但她无论去天堂还是地狱,都要比做劳伦斯的妻子好得多。
战争,自我毁灭的战争,无论它以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出现,也不能掩饰它半点嗜血的本性,也不能减少嗜血的人的一点点罪恶。让我们共同诅咒这可恶的灭绝人性的战争,让我们发出共同的呼吁,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否则,我们实在被值得怀疑,已进入了所谓的“文明社会”,并且还大言不惭的宣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李少悦
2007年5月15日
-全文完-
▷ 进入痛饮狂歌的文集继续阅读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