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想起来都怕，都心酸。这样的经历我想谁都不愿意有，谁都害怕有——与死神对决而且只许胜不许败。

也许是命运对我的考验，也许是“乐极生悲”这一古老命题在我生命中必然要印证，这种考验和印证是我一生都几乎无法负荷的痛。但凭着我和妻对儿子的那份执着的真情和关爱，所有的苦难和痛楚我们一家三口一起熬过来了，在这场与死神对决的严酷考验中，我们终于艰难地取得了胜利。

自从妻怀孕后，我便沉浸在即将做爸爸的喜悦之中，每天乐呵呵的，以前所有烦人的事看起来都不算什么了，喜悦是毫无遮拦地写在了脸上。每天我都要把耳朵贴在妻的肚皮上听一听孩子的动静，然后便很陶醉地与妻侃着关于孩子的话题。

一个人可以没有钱而贫穷一生，可以没有任何成就而碌碌一生，但谁也不能承受没有孩子的寂寞、孤独和凄凉。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做爸爸更伟大和神圣的了，孩子是我生命的延续、生活的根本、一生的责任和骄傲，可以说孩子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

没想到妻竟然是“高危孕娠”，临产前20多天全靠药物维持正常，医生说如果控制不住，只能保一个。我的一个同学的妻子也是这种病，结果没有保住小孩。这种选择真叫人为难——谁都想“鱼与熊掌兼得”，我也不例外。但万一不行，我告诉医生，只能先保妻子，毕竟孩子可以以后再生，而妻却不能……

好在妻儿还算幸运，战战兢兢过来了。1993年的1月2日午后，妻在产房里经历了人生最伟大的疼痛之后，我们的儿子“哇——”的一声出世了。抱着这个粉嘟嘟、胖乎乎、小手小腿乱伸乱踢的儿子，我心中那个高兴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

一家人都高兴，爷爷、奶奶更是乐得合不上嘴，热热闹闹为孩子做了“满月酒”，隔不了几天就要把他接过去带一带，我们有时带孩子回家去看他们，也会让孩子留下住几天。

不料这时死神正一步步的、悄悄地逼近我们的儿子——一场罕见的大病正降临到孩子身上。

那揪心扯肺、心有余悸的一次次“较量”至今历历在目：

3月29日，我和妻去接孩子。到家后，妻便急不可耐地接过孩子就亲，其实也就两天不见，那神态看起来好象几年没见了似的。我发现孩子有点不太对头——没有往常那么活泼、安详，脸呈淡金色，便问妈妈是不是孩子生病了，妈告诉我们，这两天孩子睡得不大好，不爱吃，常哭，怎么逗也安静不了多久，显得焦躁不安，拉的尿呈金黄色、屎呈乳白色且不成形，可能是感冒了。

感冒虽然是小毛病，但我不敢大意，在孩子的问题上，我历来认为“小题大做”比较保险、不会错，尽管妻是医生，一般常见病都能处理好，但毕竟不是儿科医生，有些问题也不懂。当下，我和妻急忙带着孩子往人民医院赶。

自妻怀上孩子后，我立即对全市最好的妇科和儿科医生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儿科“高手”都公认是人民医院的刘小阳医生。不巧这天刘医生休息，门诊医生给孩子检查以后，认为是感冒，开了些药，说是没多大问题，吃点药，过几天应该会好的，

但没有刘医生“亲自出马”，我始终有点不放心，加之孩子这一晚症状仍然，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孩子去看刘医生，好在刘医生已在门诊室。随着刘医生的一番话，儿子与我们的痛苦和幸运就开始了——

刘医生仔细地给孩子检查了以后，吩咐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血液化验，化验结果一出来，妻告诉我有几个指标不正常，但不知道是什么病。待刘医生看过化验单后，我们的心就被悬起来了。

她说：“你们孩子得的很可能是‘婴儿肝炎综合症’，这种病按理说在小孩子一岁以内由于母体带来的先天免疫功能的作用，是不可能发生的，但现在大约十万例中偶尔发现一例，医学界对次还没有找到致病原因，一般常误诊为感冒或肝炎，很难对症治疗，延误治疗时机，造成……我在湖医大进修时见过这种病例，你们到上级医院确诊后带些药回，我们应该也可以治的”。看得出为了安我们的心，她是尽可能低调处理了。

天啊，别说我这半个医生、就是妻这个全职医生也闻所未闻，世上居然还有这种病，而且居然还可能让我们的孩子给摊上了！真是“人不走运，喝口凉水也会噎着”。

事不宜迟，赶紧去长沙——省儿童医院。

去长沙，医疗技术和环境肯定要好，但花钱听说也是没商量的。我们结婚不久，已欠了不少债，还能借到钱的地方实在不多了，没办法，我东奔西走到处借钱，总算凑了7000块，不管够不够，救人要紧，先去了再说。4月1日，我们带着孩子来到了省儿童医院。

到底是大医院，专家、高手云集。门诊部的医生一看就说你这个孩子是“婴肝”，而且比较典型，得马上住院治疗。

接下来他的一番话更叫人“毛骨悚然”：“这种病例一般医院都不敢接诊，因为很罕见、死亡率高，医学界正在做一个重大课题进行研究，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们是儿童专科医院，必须接诊，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还在摸索阶段，现在还只有一套治疗方案，以前治愈率大约30%，这几年经过不断完善，提高到了大约50%，也就是说治好的机会最多只有一半。根据我们的经验，一般治疗三周以后，如有效果，我们一般就有把握完全治好，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快者只需再治一周，慢者也可能一年半年的，而且没有后遗症。如果三周内患儿情况和进院是一样，我们就做家属的工作，带孩子回去，不必浪费钱了，也就是说孩子的病我们没什么办法了，对不起。”

医生说来不疾不徐、神清气定，在我们听来却如同晴天霹雳。尽管来前已有些心理准备，但毕竟心存侥幸，希望孩子不是这种病，希望是刘医生误诊，可是这种心理准备怎么抵得住近乎“灭顶之灾”的打击？我当即懵住了，妻更是泪如雨下……抱着可怜的孩子、看着焦急的妻子，我还不能乱了方寸，只有我首先挺住了，儿子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才能更快地好起来。我用孩子掩着脸，强忍悲伤，安慰妻子：“别怕，医生一般往往先把问题说得严重一些的，你们不也经常这样说吗？要相信我们的运气不会太差，要对儿子有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这样的话其实很苍白——这种可怕的、十万分之一的“背时”机会都让我们的儿子给碰上了，还有什么运气可言？我应该安慰妻子，可是，谁来安慰我呢？这种愁苦有谁能知！

但不管怎样，既然不该来的已经来了，我们只能坚强地面对。我们三人要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狙击死神，打退它！

儿童医院制度很严，不准留陪人，医院有专门的护士护理。但这种恶劣的情形，我们又怎么舍得和孩子分离片刻？说尽好话，也许看在妻也是同行的份上，医院终于“恩准”我们留下陪孩子，但孩子的病房里不再进新病人，另一张病床的费用由我们负担，这时候我们根本无暇考虑钱的问题，能陪孩子就行，钱总能想出办法来的。

为了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最公正的治疗，我不得不多几个“心眼”，因为听说有些医护人员职业道德也不很好，性命攸关，我不能让因为他（她）们的疏忽而丧失孩子的生机的事情发生。于是，我专门用一个本子将每一天孩子所用的药记录下来，将医护人员查房的时间和次数记录下来，万一有什么事，也好对孩子和家人有个交代。我甚至还和妻子说，如果因为哪个医护人员责任心的问题导致孩子的生命危险，我一定会杀了他！

入院的头几天，孩子所受的痛苦可以说是“非人”的——头上、手上、脚上都打上了“点滴”，一动也不能动，稍一动腾就可能导致针尖移动、药水滴不进去、受针部位肿胀，又要重新注射。

为了尽可能减轻孩子的痛苦，我和妻轮流盘腿坐在病床上，把孩子平抱在腿上、另一个人则轻轻地抚摩他的受针部位，好让药水顺畅地、无痛苦地流入孩子体内。尽管如此，孩子有时还是忍不住乱动而要重新扎针，望着孩子身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我们除了流泪、还是流泪，而我，有泪也不能流、不敢流，我必须给他们勇气和信心。

那时候，我们俩谁也不想睡、不想吃、甚至连澡也不想洗，不看着孩子不放心、看着孩子受罪又伤心，实在困了就伏在孩子身边打个盹，饿得难受就到外面随便买个盒饭或者方便面对付一下，我们本来就瘦，这样一来，就更加没有人形了，连医生也老劝我们注意身体，其实我们何尝不知道，可是，谁又能在这种情形下顾得上自己呢？

毫无疑问，儿童医院的医护人员是认真负责的。我偶尔也溜到别的病房去看一看，这样的病人在别的病房也有的，用的药和我儿子用的确实一样，证明他们不是吓唬人的，那些家长听到的也和我们一样。

儿子进院第五天，隔壁病房送来一个望城县的孩子，9个月大，也是“婴肝”，在县里当感冒治了十多天，贻误了治疗时机，快不行了才送来这里，第二天就死了，他家里人呼天抢地的哭喊，好不让人心寒，心疼。

第七天，我催医生给孩子做血液检查，医生说还没到时候，需要两周才可以做的。我急于知道孩子的治疗效果，无奈只好去医生办公室“偷”了一张化验单和一个注射器，让妻子冒充医生签好化验单，再在孩子身上抽了血送到了检验室。

老天保佑！化验结果出来后，妻子告诉我有几个指标明显好转。按医生的说法，孩子的命是保住了！我们开始放下心来。又过了一周，医生给孩子做了详细的检查，结果证明和我们猜的是一致的。

年轻的经治医生周医生说：“你们的孩子按理应该是完全可以治愈了，没想到效果这么显著、这么快，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你们的钱带够了吗？”

说真的，我确实开始有点担心钱的问题了，不说别的，每天输一个血浆、每隔一天一个白蛋白，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更何况那些药品也价格不菲？

果然，护士和快就拿来了催款单：再不补交钱，就马上停药。我知道这是无法通融的，便让妻回家想办法借钱，本来我回家可能会好些，但我怕万一医院有事妻应付不来，只能让她去了，因为我知道有人存有好几万在银行没动，写个借条，说明这个紧急情况，应该是能借到的。

没想到在这种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最应该帮助我们和孩子的人竟然不肯帮助我们，而且理由还是那样的可笑和“自欺欺人”——钱在银行里，是定期的，取不动！我的天，不肯借钱给我也要说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啊。

三天后，当妻疲惫地来到长沙告诉我这些时，我那时的感觉就和当时医生告诉我孩子的病情一样——天要塌下来了！妻伤心地哭着，我强压悲愤，安慰她：“不要紧，要相信我们和孩子不一定非要某些人帮助才可以度过这一关的，不是也有人把钱借给我们了？钱不够，我讨也要去讨来的，绝不会让孩子死在没钱的问题上。”

好在孩子的病一天天好起来，睡得香了、吃得多了、有时还和我们笑一笑，我们的心情也一天天好起来，只要孩子能好，所有困难都算不了什么。

4月底，在医生的允许下，孩子终于可以带药出院回家了。不过，医生还留了一个也算沉重的“尾巴”——回家后，把孩子放在一个固定的房间里，不要让人来探望，因为孩子正在恢复期，怕感染。一个月内不要给他洗澡、不能太热、不能着凉、不能吹风……绝对不能让他感冒了！如果感冒了，一般难救活，那我们医院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千万，千万记住。

这番医嘱，意味着虽然“胜利在望”，但还没有彻底胜利。我们是一字不漏地把医嘱刻在心里，不敢大意。

回家后，孩子要继续巩固治疗，好心的岳母心疼女儿和外孙，住到我们窄小的家中帮着照顾孩子，我们是求之不得，我们实在太累，实在太需要人来帮一把了，再这么绷着，我真担心妻的身体会垮掉。而且妻的产假也到了，我也不可能不去上班，虽然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非常理解，同情和支持我。

每当我们离开家时总要把那番“医嘱”反复叮嘱老人，生怕万一有个疏忽让我们后悔莫及，我们实在经不起折腾了。

没想到偏偏又发生了意外！更大的、更可怕的灾难在等着我们！

5月14日下午，天气闷热，室内温度很高，外边却刮着风，岳母见天气不错、孩子有这么久没洗澡，身上气味难闻，便给孩子洗了澡，想来应该没什么问题。洗了澡以后，她又担心孩子在室内闷久了不好，用一块“包裙”把孩子包着就抱到外边去，我正在厨房做晚饭，在窗口看到了，立即叫她带孩子回家，她说没事，还说孩子闷久了不会，要呼吸新鲜空气。老人总认为自己带过这么多孩子，经验丰富，固执己见，妻回来后催她回，也听不进去，在外面大约呆了半个小时才回。唉，我只能相信命中注定我们的孩子还有一劫。

晚上，孩子开始有点咳嗽、发烧、哭闹，我们立即把他抱到人民医院找刘医生，不想她又不在，又不知道她家住哪里，只好把孩子抱回妻的医院。只不过这么一会功夫，孩子的情况就严重了——高烧、气喘、咳个不停，我们立即找来医院所有最后的医生，给孩子用上了能找到的最好的药，输上氧气，可还是不能控制病情。当夜，我又四处奔波，厚着脸皮到处借钱，孩子治病到哪都需要钱哪，而我们早已身无分文，负债累累！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孩子来到人民医院儿科找到了刘医生。刘医生一看，二话没说，马上让孩子住进了抢救室，孩子的手、脚和头上又被扎上了“点滴”，看那架势，谁都知道事态的严重了。

药品换了这种换那种，治疗方案换了一个又一个，医院最好的医生都来会过诊，许多人摇摇头不说话。此情此景，所有人都心酸落泪。妻已经近乎麻木地只是以泪洗脸，而我是欲哭不能。我强做镇定，安慰妻一定要沉住气：要相信医生和孩子，上回孩子都能挺过来，这次只是感冒而已。可是连我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话纯粹是“自我麻醉”——长沙的专家那些话我们都记得一清二楚：这种情形他们也无能为力。

孩子的情况越来越糟：体温降下去又迅速反弹上来、呼吸越来越困难、心跳异乎寻常地快。可怜的孩子，小小年纪，便要遭受如此痛苦和磨难，又不能说话，怎不叫人伤心。

孩子所有的亲人都来了，我们的同事和朋友都来了，谁都只是看着孩子掉眼泪……

果不其然，第二天，刘医生委婉地问我：“你们是否考虑过转院？上级大医院到底技术和条件好些，也许能有办法？”

我知道他们已经是全力以赴了，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但此去长沙，路这么远，孩子的情形又这么糟，万一路上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和妻商量，一向精明强干的她已经近乎糊涂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只是一个劲地傻哭。

没办法，与其让孩子在这里等死，不如搏一搏，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犹豫再三，我终于决定再去长沙。我告诉妻子和刘医生，要她带上急救药品随我们去，而且还要请医院最好的内科医生也一同去，我则去借钱、请假、搞车，准备去长沙。总之，我们不能失去孩子！

中午时分，当我请好假、弄好车，准备四处借钱时，不知是心灵感应还是什么，我决定先去医院看看。当我骑着单车来到住院楼的坪中，一眼就看见儿科抢救室里人头攒动，心头有紧，丢掉车子飞奔进去。只见病房里挤满了医生和护士，妻抱着孩子在号啕大哭，妈流着泪在安慰她，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在大声叫：“到底谁来签字？不签字不能手术，快点，不能耽误了！”

——天哪，孩子已经不行了！

我二话不说，抢过手术单就签了字，冲到里面把孩子抱过来，只见他脸色发紫、没有呼吸、手脚冰凉、只是心口还有一点微微的跳动。

我木然地抱着他坐在病床上，心里反复地对他说：孩子，爸爸来了，不要怕，我们一定能挺住的，爸爸小时候也有过这种经历，爸爸都能过来，你肯定比爸爸强，一定能挺过来的。你一定要醒过来、一定能好起来了，还有好多有趣的事等着我们去做呢……

医生见我签了字，马上来到病床前，“来不及准备手术室了，就在这里做，这类手术我做过很多次，都没问题，但这么大的小孩我没做过，没有绝对把握，因为很难分清孩子的血管和气管。一刀下去，如果切中血管，那就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怨不得人。”

只见他像木工一样用尺和水笔在孩子细细的脖子上比了又比、量了又量，终于确定了下刀手术的部位，一刀下去，只见脓血喷射而出！

谢天谢地！切中了气管。

护士立即拿来了吸引器，熟练地把一根细长的管子伸进伤口，把里面的堵塞物吸出来，再滴上几滴消炎药水。因为每隔几分钟就需要做一次，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事就由我来做了，我们实在不敢要求医护人员太多。

孩子手术后，医生告诉我们，孩子的命只是暂时保住了，因为他现在的状况很虚弱，必须马上输血，否则，很难熬过今夜。但医院血库里没有血了，我和妻子立即要求验血，刘医生看着早已瘦得不成人形的我们，果断地拒绝了：“你们不行，我不能刚救活孩子又要救他的父母。”

没办法，我只好到处去找人来验血，所有的亲戚朋友听说后，都毫不犹豫地来到医院准备献血。谁知一连找了三十多个也没一个合格的——不是血型不对，就是是合不了血。但我没有放弃，我也不能放弃，那样孩子和妻子会怨恨我一辈子的，我自己也会后悔一辈子。

我盲目地走在街上，希望碰到一个熟人，这时候谁都可能成为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我一定要找到他！哪怕真的只是一根稻草，只要能救孩子，我也要捞到它！

“皇天不负有心人”，晚上10点左右，救星终于出现了。一个平时只有点头之交、我甚至还叫不出他名字的人见我六神无主地在街上乱转，便主动上前问我怎么回事，我便立即“祥林嫂”一般地向他说了孩子的情况，谁知他古道热肠，马上要和我去医院验血，我当然求之不得。一检查，完全符合要求，医生马上抽血给孩子输上了。孩子的情形也果然慢慢好起来，脸色好看些、呼吸也强一些了，我们的心也没那么紧了。

大难不死，我们在抱怨命运多戕的同时也庆幸孩子的运气好，碰上了那么多的好心人。我们一家人要永远记住他们。

接下来的事情很顺畅，孩子一天天好起来并且在“六一”出院回家。所有的医生都说这是一个奇迹，但奇迹毕竟在我们和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发生了。尽管无情的病魔威胁过我儿子的生命，可我们终于战胜了死神！

在这里，我要深深地说一声：“谢谢，谢谢所以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令人心惊肉跳、身心疲惫、不堪回首的六十天我们就这么硬撑着过来了，靠的是无数好心人的帮助，凭的是我们对孩子的那份与生俱来的执着的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