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李占启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从永宁寨消失了。从此，村子里或者十头八村的孩子们再也不用害怕因为看到这样的人（或许他们不以为他是人）而吓得哇哇直哭，他们的娘也不用一而再地哄着说“别哭，不咬人，不咬人”了。

我保留了他的照片，就像保存一件珍贵的艺术品那样地珍藏着。的确，李占启他长得太有创意了，就像造物主特意为他专门设计的一副尊容。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被眼皮矇盖的严严实实，他的半边脸的那些赘积多余的眼皮和七扭八歪的鼻子什么的分的不太清，就像一朵朵错综复杂的仙人球拼命地耷拉、堕落。为此，高玉英给他起了“二偏头”这样的名字。

李占启他是那样揪着心地烦透了人，他又是那样揪着心地让人怜悯和记挂。

他烦透了。他总是生着法儿地打电话给我哥、我弟、我妹和我，电话里他说，他要熟饭，他又说他要熟饭，他说他快要死了，就要死了，他让我们去看他、管他，给他送饭。即使一时半会儿他没给我们打电话村里人也会使坏极力怂恿让他打。……我们去了，一次次；我们给他做了熟饭，大包小包，饺子、包子、大饼、炸糕，连方便面也一箱箱地买，他好喝酒，我们给他带酒了。我们给他买了足够过冬的煤，给他零花钱。我们都很忙，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家，我们得上班、做家务，我们得照顾老人和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做不完的事情，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钟摆突突地转，更何况路又是那样得远，可李占启总给我们打电话，渐渐地我们正在一点点失去对他的耐心——“三辈子害”娘说的一点没错，他是我们的累赘。他怎么就做不熟饭？他是怎样一辈子吃着生一半熟一半的饭以至于常常跑肚拉稀走过来的呢？

他真是烦透了，揪着心地烦。可他不烦我们，烦谁？谁叫李占启是我们的二叔，是和我们的父亲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亲二叔呢？

二○○四年腊月二十六，已临近新年。晚上我刚下班，就接听了哥打来的电话，说村里来电话告诉二叔病了。我们商量是晚上还是第二天去看他、给他请医生看病。为此我们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决定挨到第二天早晨去。因为天已很晚，因为我们实在想不出如果我们连夜赶去晚上会落脚哪里下榻何处。

以至于后来我们是多么后悔当初我们所做的决定。

天下了雪，薄薄得就像棉絮。第二天早晨，哥从南留庄驾车来，弟自暖泉乘班车来，到了县城，在我家会合，正赶上妹妹也在我家，七点整我们四人乘哥的车奔七八十里路去看二叔。我们商量待看二叔的病情先给他请村里的医生吊上几瓶输几天液，凭着平时不大用药，药性肯定管用，一定不会有事的。可我们的心情却并不是十分轻松。他一而再地打电话，一而再地说他病了，就像喊狼来了的孩子，他生着法儿地要我们去看他，然而我们预感到，这次他是真病了。凭了我们的直觉，凭着亲情的那份揪心。我们做着多种猜测，但愿二叔又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想让我们看他；如果他真得病了，病得很重，从此卧床不起，送不了屎尿，那将怎么办，我们得花钱给他看病、雇人，照顾他吃喝拉撒；如果他已在昨天晚上死了呢？不能想象。难道这不是我们潜意识里巴不得想要的吗？可我们的心仍然沉甸甸。从昨天晚上我接听了哥打来的电话起，一整夜都没有睡好觉，我梦见了二叔，他偏着头蹒跚着朝我走来，要我给他做熟饭，我是被这梦惊醒的，醒来才凌晨四点钟，我出了一身冷汗，感觉前所未有的害怕，感觉黑漆漆的家里总有东西叮当地响；弟说他也有同感，三点来钟听到街上有女人哭泣，哭得那个凄惨啊，估计是死了人，嚎丧呢，可他依然感觉头皮一乍一乍地，他预感到这是不好的征兆。

我们把车停在乐楼底下，巷子太窄过不去车，我们徒步朝二叔家走去。太熟悉了，那里曾经是我们的家啊。门虚掩着，推门进院我们就大声地喊：二叔，二叔，二叔……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响，没有回声，不好，李占启死了，一定死了！他的耳朵比兔子耳朵还灵，不会听不见。我们就这样面对着死亡。进吧。进吧。进吧。我们说。推开家门，我们进去，好黑啊，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仍然一声声地呼唤：二叔！弟弟推开里屋门摸索着试图去找二叔，他的手触到了被子，被子下面是什么，凉嗖嗖的，怎么找不到头？哥打着了打火机，我们隐约看到了二叔的头，就挂在炕沿底下，耷拉得很长很长，正好触在弟的腿上。屋子好黑，炕沿好黑，李占启的头好黑，不曾记得他是否洗过脸了。我和妹放声地嚎啕起来。这嚎啕是要告诉世人、告诉永宁寨村的人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有过这么一个光棍儿，偏着一颗头走过了永宁寨的犄角旮旯走过了人生不长不短七十几个年头，现在他死了。凭着炕沿底下吊着的那颗头足以证明他死了；这嚎啕并不是我们这几个侄男侄女对他撕心裂肺的想念，我们不想他，他活着就是我们的累赘——我们烦透了他。这发自内心的嚎啕是因为挂在他眼角的两道泪叩击着我们，直抵灵魂深处——我们不想他，可他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他除了那位一辈子甚至九泉之下都牵着肠挂着肚的哥而外，就我们这几个侄男侄女是他的亲人了，可他的哥，也就是我们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难以想象，昨天晚上他是怎样在弥留之际在亲情思念的痛苦中挣扎——他想我们。想这几个侄男侄女。那是一个孤独老人对自己儿女子孙的想。他是怎样曳着最后的一口气断然不肯咽下以至于把头挺出老远挂在了炕沿底下的呢？（写到这里，我哭了）。他干净利索地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累赘。该死。难以言语。如果我们昨天晚上赶过来就好了。哥说，别哭了，也好，死了也好，他就再也不用活受罪了。哥说，这就是一个光棍儿的下场、归宿。哥说的极其沉重。

我们退了出来，那是一个光棍儿的屋子，屋里臭气熏天到处堆满垃圾和煤灰，连一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曾经这屋子是多么亮堂啊，因为曾经这屋子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曾经在这屋檐下度过了我们的少年时代。

站在依然飘着雪的院子里，好冷啊，就连牙齿都在咯哒咯哒地打冷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雪，是冷却、凝固了的体温——毕竟，他是我们的亲人。

哥出去找来了人，我们着手为李占启办理后事，挖墓、抬材、找鼓匠、赁孝服。棺材是现成的，哥老早就为他定做好了，我和妹又用麻纸和色纸以及金箔裱糊了棺材和棺材头。我们得为他披麻戴孝摔盆扛幡、就像亲娘老子那样为他送终。临近新年，必须在年三十之前把他弄出去，好入土为安。

他解脱了，我们也解脱了。没法估算娘说的“三辈子害”是从何时算起，也许大概不是实指，也许大概是从我们的爷爷辈算起吧。但真正为二叔付出最多的还是我们的父亲。二叔五岁也就是我们的父亲十岁的时候死了娘，这样的一个哥拉扯着这样的一个弟，他们的父亲连最起码的温饱都不能给他们。也许他们的家族有过辉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早已败落得一塌胡涂，那些深宅大院也早已归属别人居住。他们只好饥一顿饱一顿，哥有口吃的尽着弟吃，年三十天寒地冻给村里看大半夜戏箱子只能挣来两块玉米面饼子和弟分着充充饥，稍大一点，哥就去给人跟驮，走在毛驴的屁股后头翻山越岭跟一冬驮挣两身棉衣服哥俩就过了冬，他们的小时候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

当我们把李占启的死讯告诉母亲的时候，她居然放声地哭了。她说，我哭哭他。她说，没个人哭他。她是在为哭他而找理由（后来她才不得不说实话，她说听到你们说你二叔死了就不由自主地想哭）。因为她本不该哭他的。因为从若干年前高玉英嫁给我们的父亲的时候起，李占启就把仇恨深深地培植在了她的骨髓里，她牙痒痒地仇视他。是李占启就像魔鬼一样阴魂不散地缠上了她，这种纠缠无疑将是一辈子的事情了。这不公平。对于高玉英，这简直是上苍的眷顾是专门为她而设置的阴谋。她甚至还愤然地发誓赌咒教唆我们不要管他，不要给他钱，不要孝敬他不要为他养老送终。孝敬爹娘老子天经地义，他算哪根葱？害了一辈害一辈，不知要害多少辈。她高瞻远瞩已经预感到李占启不仅是她的累赘迟早也是我们的祸害。因为自始至终我们的父亲总是把本该属于高玉英、本该属于我们的那份工资、那些吃的喝的分一部分给“二偏头”，因为“二偏头”拿了钱拿了吃的喝的不要紧他还总是三天两头来我家烦高玉英，让她给他做饭、做好吃的、洗单的缝棉的。债，还不完的债。她该下他的了。因为到后来到六七十年代到我们的父亲挨了批斗已不再是公社书记我们的娘已回村下地干活挣工分的时候，李占启不但对我们这些和他有着密切血缘关系的妇孺少小“外插户”无所照顾，而且居然还不止一次地站在乐楼底下（虽然只有巴掌大的地方，可那是我们村最大的大街）公然地跳着脚儿地笑话谩骂高玉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当惯了‘官太太’，让她也受受洋罪，活该。甚至还和我哥和他的亲侄子撕破脸皮大打一场。

他怎么能这样对待侍候他吃喝缝洗多多带少的亲嫂子呢？这不为怪。我们的二叔，他不是傻子。那座穷僻的大山照着，村子里是会出几个眼斜嘴歪憨里憨气缺心眼儿的。李占启就缺心眼儿。不然，为什么当我们的爷爷也就是二叔的亲爹死了的时候，当别人问及他时，他居然说，惯惯儿的就死了。用词不当。以至于后来给村里人留下了笑柄：惯惯儿的就死了。

这就是割不断的亲情。七十年代中期，当我们再次举家外迁的时候，高玉英还是把她用二百块钱亲手置买的我们的房子和全部家当留给了他，让他居住，而不是给外人。越到后来，到我们的父亲去世以后，高玉英就常常在嘴里念叨，你二叔这咋过呀，这冬，这煤，不把他冻死了？好喝一口酒，他还有没有零花钱？直到我们说，煤已经给买了，钱也送去了，她才沉默不语。到后来我们才越发明白，真正牵挂二叔的不是我们，是高玉英，是我们的母亲，是李占启的亲嫂子。

在收拾二叔的遗物时，从一个记帐的本子里看到了一个女人的照片，梳着长辫子。谈及二叔时，听村里的人们不止一次地讲过，他的一生中有过女人。他有钱，村里有句俗话叫眼皮子比蛋皮子还薄，村里的那些女人们就是冲着二叔手里的钱，冲着二叔前几年看秋能从生产队里偷一星半点玉米棒子，就去跟二叔睡觉。为此村里人还专为二叔造了口头禅：李占启越坐越往里。他就是这样把父亲给他的钱挥霍一空的。

事后我们把二叔的家当也包括房子统统送给了村子里的左邻右舍以及当家子三亲六故，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甚至想到，如果二叔地下有知，当看到人们大缸大柜一件件地把他的东西抬走了，甚至连房子也归属别人，一定心疼死了。二叔是什么时候从挥金如土到惜财如命的呢？也许这就证明他老了。他懂得珍惜了，珍惜生命，珍惜生活——他也活了一回子人啊！几个月前临近七月十五，七十有余和二叔同岁的他的嫂子曾率领我们哥兄妹几人前去看他，事无巨细地叮嘱他：那些粮食，换大饼子，换豆腐、豆腐干，换粉砣，换着吃吧，留着也没用。可他就是不去动它，硬是积攒下了十五、六大缸和三大柜小米、大米、白面，任由这些粮食生蛆发了霉。还有从衣服堆里寻到的几百块钱，也任由老鼠啃咬得七零八落，那一千块钱的存款折子，是他从牙缝里节省下来的我们平时孝敬他的零花钱。谁说李占启缺心眼儿？他精明着呢，他的记帐本子上写的清清楚楚，谁该他两块三毛，他该谁一块五毛，他甚至连自己的后事都为我们想的周全，如果我们不是把他的家当连同房子送人而是折卖几千块钱，加上那一千块钱的存款是足够打送他入土的。他甚至吝啬得舍不得用地上积攒下来的别人帮他挑的那两缸水洗把脸。橱柜里的那些酒、蛋糕什么的，是前几天哥给他捎来的，他都没舍得吃、舍得喝，叫给他看守棺材的晚上吃喝了，那一块猪肉和二小桶麻油是村上救济他的，也完好地吊在那里没动，他是想留待以后慢慢吃慢慢喝慢慢品味慢慢地生活，他是想好好地过上一个年啊。可他就是没有过去这个年。

我们走了，离开了村子，离开了那几间房。那村、那房，是那样熟悉。它曾经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在那几间房子里度过了八九个年头，曾经那里居住着一位孤独的低智能残疾老人——他是我们的二叔。现在那里已经再也没有了任何的牵挂，那房子已经归属了别人，就像甩掉一个沉重的包袱一样我们及早地把它处理掉了。可我们的心为什么总是空落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