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有起源。神话和传说，并不能确切地反映出咸宁桂花的发展历史。桂花作为中国特产，据文字记载已有25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实物记载表明，其更早的历史可追溯到一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在桂林南部甑皮岩新石器遗址，曾经发现过桂花的花粉。那么，作为中国桂花之乡的咸宁，桂花起源于何时，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史籍寻绎，楚辞觅踪，方志窥影，让我们看到了咸宁桂花的芳踪倩影。

□香透千年

探索咸宁桂花之源，不能不谈中国桂花之史。寻绎中国桂花的历史，就仿佛那阵阵幽香，从厚厚的文化典籍中溢出，穿越千年时空，一下子弥漫在眼前。

翻开先秦典籍，《山海经》中有“招摇之山，其上多桂”的记载，《吕氏春秋》有“物为美者，招摇之桂”的美誉，楚辞中有“辛夷车兮结桂旗”的咏叹，这应该是荆楚桂花的最早纪录；东汉袁康、吴平辑录的《越绝书》中，载有计倪答越王之话语“慧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这就让人瞥见了江浙桂树的影子。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桂花成为名贵的花卉与贡品，并成为美好事物的象征。葛洪《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献名果异树奇花两千余种，其中有[木匋]桂十株。《三辅黄图》又载，公元前111年，武帝破南越，接着在上林苑中建扶荔宫，广植奇花异木，其中有桂100株。当时栽种的植物，如甘蕉、密香、指甲花、龙眼、荔枝、橄榄、柑橘等，大多枯死，而桂花有幸活了下来；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提到桂花，可见桂花往北引种秦中的宫苑初获成功，并具有一定规模。这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就把桂树用于园林栽培了。宋王灼《碧鸡漫志》记载：“汉代鼙舞，三国时存者，有《殿前生桂树》等五曲。”三国时期的曹植《桂之树行》记载了一种开红花（朱华）的桂花：“桂之树，桂之树，桂生一何丽佳！扬朱华而翠叶，流芳布天涯。”南京为六朝古都，南朝齐武帝时，湖南湘州送桂树植芳林苑中。

唐代文人引种桂花成为时尚。柳宗元自湖南衡阳移桂花十余株栽植零陵。白居易曾为杭州、苏州刺史，他将杭州天竺寺的桂子带到苏州城中种植。唐相李德裕在《平泉山居记》中提到，他在二十年间收集了大量花木，其中剡溪之红桂，钟山之丹桂、曲阿之山桂、永嘉之紫桂、剡中之真红桂，先后引种到洛阳郊外他的别墅所在地，可见此时园苑、寺院种植桂花，已较普遍。

宋代关于桂花的记载也很多。苏轼《格物粗谈》中，谈到了桂花栽培技术：“栽桂宜高阜，半日半阴处，腊雪高壅于根，则来年不灌自发。”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宋高宗南渡建都临安时，曾在德寿宫赏桂，有象山士子史本家木樨忽变红色，异香，接本献上，高宗画为扇面，作诗以赐从臣。诗云：“秋入幽岩桂影团，香深粟粟照林丹；应随王母瑶池宴，染得朝霞下广寒。”自是四方争传其本，岁接数百，史氏名声大振。“接本”即嫁接，可见宋代已经掌握了桂花嫁接技术。

唐宋以后，桂花已被广泛用于庭园、寺庙中栽培观赏。宋之问的《灵隐寺》诗中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著名诗句，故后人亦称桂花为“天香”。李白在《咏桂》诗中则有“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阴亦可托，何惜植君园”。表明诗人要植桂园中，既可时时观赏，又可时时自勉。这种需要，导致园中栽培桂花日渐普遍。如宋朝梅尧臣《临轩桂》：“山楹无恶木，但有绿桂丛”。宋代毛滂《桂花歌》中“玉阶桂影秋绰约”说明在玉色的台阶前植桂。元代倪瓒《桂花》诗中“桂花留晚色，帘影淡秋光”指出窗前植桂。

明清时期，桂花栽种普遍，而且艺桂技术也发展到一定水平。明代托名郭橐驼（实为俞宗本）的《种树书》指出“桂花接宜冬青”，即以优良桂花品种的枝条为接穗，以同科植物女贞为砧木进行嫁接；同时该书还提到了桂花可用压条繁殖，春天将桂花枝条攀曲，使之着地，用土压之，至五月便会生根，逾年截断，当含蕊时即可移栽。明人王象晋的《群芳谱》，则记述了寒冷地区采用覆盖保暖措施成功种植桂花的经验。

各地的方志、家谱多有桂花分布的记载。民国《湖北通志》引《武昌志》，提到武昌寒溪有丹桂，轮棞十围。清光绪八年（1882）年《咸宁县志》记载，明弘治五年（1492），咸宁学宫有桂树一株。

桂花的记载史不绝书，桂花的香味由远而近。至此，咸宁桂花的芳踪倩影已渐露端倪，让人仿佛闻到了那溢出院外的浓郁而亲切的芬芳，甚至看到了那伸出墙头的风姿绰约的一枝。

□屈子吟踪

明朝弘治五年咸宁学宫前的那棵桂树，只是提供了咸宁人工栽培桂花的历史个案。这个个案很快就被桂花镇葛藤坪后背山上那棵“金桂王”所取代，根据生长锥测算，它的生年为公元1385年，即明太祖洪武十八年。它比咸宁学宫那株桂树早了107年。

但是，如果要说咸宁桂花在历史上露脸的年代，那就得向前推移许多年了。

我们从咸宁满山的野桂说起。咸宁的野桂，地方老百姓称之为铁桂，又称木桂。这种桂花，是当地为数不多的能结籽的的品种之一，果实为核果，呈椭圆形；春季四五月时，果皮呈紫黑色，表明果子已成熟了。今天在咸宁市咸安区汀泗桥镇，还有散生的铁桂2000多亩。铁桂是一种野生种，也是一个原始品种。既然是野生种，就不是人工引进、而是自然分布的了；既是一个原始品种，也就不能断定是明代才开始有的了。

那么，明代以前的典籍有没有关于咸宁桂花的记载呢？

由于桂花在黄河流域并不多见，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未见桂花的记载。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在江淮以南的广大地域，已有桂的记载，在《山海经》、《吕氏春秋》、《吴越春秋》、《楚辞》等古籍中，我们找到了桂花的影子。而正是在《楚辞》中，我们寻觅到了屈原流放南行的脚印，寻找到了咸宁桂花的痕迹。

在屈原的作品《九歌》中，多次写到桂；人们没有留意，为什么桂花反复出现在屈原的词赋之中？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屈原的流放江南时行走的路线，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秘密。

屈原的另一组著作《九章》，是继《离骚》以后又一组直接叙述作者身世和遭遇的的自传性质的作品。其中《哀郢》篇中这样写道：“去故乡以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意思是离开故乡郢都而远行，沿着长江和夏水（汉水）间的狭长地带行走。这是屈原在江北流浪的路线，他又是怎样过江南行的呢？在《涉江》中，他这样写道：“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意思是登上鄂渚回头顾盼，秋冬的余风令我哀叹。纵马缓缓在山弯，我的车在方林旁留连。也就是说，屈原涉江是从“鄂渚”舍舟登岸后陆行的。

诗中“鄂渚”一词，关涉屈原涉江南行的路线。新版《辞海》已明确记载：“鄂渚，《楚辞•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相传在今湖北武汉市黄鹄山上游三百步长江中。隋改郢州（治今武汉市武昌）为鄂州，即因渚而名。世称鄂州为鄂渚。”这个鄂州，治所在今天的武昌。清代著名楚辞研究专家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论及屈原涉江南行的路线时，就这样说：“鄂渚，今武昌府。济江而西，道经武昌”，“自武昌陆行，过咸宁、蒲圻至岳州”。

蒋骥说的“咸宁、蒲圻”，就是今天咸宁市下辖的咸安区和赤壁市。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也就是说，屈原涉江以后，走的正是咸宁这条湘鄂必经路线，即在武昌登陆，经咸宁，过汀泗桥，穿羊楼峒，进入岳阳，到了方林（陆路终点），再舍车登舟，乘舲船，下洞庭，溯沅江西上。当年一路行吟的屈子，他看到的反复吟咏的，莫非就是汀泗桥镇禅台山这些野生的铁桂？

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屈原的作品中为什么屡屡出现桂了。我们说咸宁是桂花的原产地之一、屈原是最早引咸宁桂花入诗的诗人，并非武断的臆测，而是现实的可能。

咸宁桂花的香味，穿越千年时空，从战国时代的楚辞一路飘来。

□何令风雅

像封建时代的许多偱吏良臣一样，清朝初年咸宁县令何廷韬是一个有着风雅情趣的人。他的足迹遍及咸宁县的名山胜迹，在咸宁的政绩也有案可稽。

除了上文所述明弘治五年咸宁学宫那株桂树，据万寿桥村的《王氏家谱》记载，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村人就开始引种桂花。清光绪八年（1882）年《咸宁县志》还记载：明末，县衙庭院、文庙等处均栽有桂树，因多系官员士人观赏，时人称之为“官桂”。这些文字和实物，证明咸宁人工栽植桂花最迟始于明朝初年。

清康熙四年（1665），咸宁知县何廷韬（字毅庵，沈阳人）援引古人“以槐名庭”、“以柏名府”的先例，在县衙内建“桂花堂”，并自拟楹联一副：

抚案瑶琴传雅韵，徵招角招，调出曲中民里；

临轩丹桂挹天香，日照月照，移来化里菁莪。

又作《桂花堂赋》，在序言中自谓：“潘岳种河阳之桃李，其花满县；予则培咸治之官桂，其花奚止满堂乎？盖以退食之余，有时携清风，邀明月，主宾相与酬酢，区划庶政，忽视天香自云间来，其艳缤缤然，其气芬芬然，如赠我以蟾宫之枝。余因思古有以槐名庭者，怀其明德之二也；古有以柏名府者，百姓留其惠爱之普也。则余当此风晨月夕之际，得袖惹名香，清新馥郁，其无负于簿书中之仙吏可知矣。乃援古人因物题名之意，以颜其堂曰桂花堂。”

何廷韬建桂花堂，一时传为雅事、盛事，至今仍然为人所称道。但不少人理解为，何知县在官署中植桂，并将“官桂”推向民间，则是本末倒置了。民间现存的一些古桂栽植时间远在康熙四年以前，就说明了这一点。地方官员建什么“爱民堂”、“观稼亭”、“丰乐亭”等形象工程，实为古已有之的流俗，不过是托物言志或自我标榜罢了。从《桂花堂赋》的序言可以看出，何氏是“培咸治之官桂”，“官桂”一词，本由明末而来；一个“培”字，更是道出了何氏并非“植”桂的史实。可以推断，县署中这棵丹桂，是明末栽植留存到清初的，何氏只是培土、浇水而已。不过，他又是建堂，又是作赋，又是撰联，对当地的官绅士子应该是影响不小的。这样，使乡野之桂走向官绅的庭院、进而刺激民间植桂，实属必然。因而，何廷韬的风雅之举、提倡之功，实在不可抹煞。

何廷韬倡导植桂，以一树、一堂、一赋、一联，引得万树桂花竞相开放。从那时起，咸宁县乡间房前屋后、山坡河岸，城里官衙县学、富绅大院，均有桂树栽植。

据方志记载，到了民国初年，咸宁县白沙桥、柏墩、高槎、双港、麻塘、大幕、高桥、双溪桥、贺胜桥、横沟桥、张公、官埠桥、甘棠、汀泗桥、古田、花纹等地，均植有桂树。其中，柏墩镇一带植桂尤多，出现了大片的桂花林。仅桂花村葛藤坪、太原韩、楠木坑、对门周、燕窝李、沟口赵等自然村的桂花树有5000多株。抗战前夕，桂花镇田家垄村的吴淑海家，拥有成林桂树120多株，年收鲜桂花3000多公斤。

在临近的崇阳县路口镇，也有大片的桂花林。路口镇曾家湾屋前屋后的桂花树，仅曾松青家就有老树80多株，一年可打桂花2000公斤左右。据考证，落户曾家湾的桂花树，是明朝万历年间由浙江引入的。尔后曾家湾每年不断向外地出售的桂花，便成为崇阳山区的著名特产。清末，崇阳路口沈家大屋农户沈某从浙江引进桂树苗100多株，栽于屋背窝，民国时期稍有发展。

□淦水花船

当装满桂花的船只从从柏墩港出发的时候，咸宁桂花经济之舟也就随之扬帆启航了。

随着桂花的发展，咸宁桂花已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局面，开始走向市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桂花主要以原料销往外地，花农在花市上自由交易。清末以来，广式月饼、天津糖果都需要桂花作原料，孝感鲁源兴桂花糊汤米酒、汉口鸿兴杂货铺生产的青山麻烘糕、汉口的汪玉霞月饼，都用咸宁桂花作配料。

这种出售鲜花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往来于桂花镇的络绎不绝的车流。那么，当年那些桂花又是怎样运走的呢？

历史上，淦水是咸宁一条直通长江的黄金水道，咸宁东南山区所产的茶叶、土纸、山货，都由这条水道运到县城和汉口。淦水有东西二源，东源为正源，发源于大幕山南麓的分门楼，沿途接纳三十六人泉，向西北流经白沙桥、万寿桥，接纳流经刘家桥的白泉；西源起于鸡冠山南麓的鸣水泉，沿途接纳柏墩港等溪流，过朱桥、黄桥，在下禾场附近与东源汇合。两源汇合后，经黄钜桥，接纳源于桃花尖的黄水河，经马桥（1975年人工改道后，改绕严洲畈）出温泉，于小龙潭处接纳源于飞仙洞的龙潭河水，经永安镇出罗家渡，至郭家湾纳横沟河，然后过梓潭，经垚嘴出龚家澥，注入斧头湖，出金口，入长江。

淦水西、东二源各有一个集镇，即柏墩镇和白沙桥镇。清朝末年，舟楫由长江金口，沿淦水西源直抵柏墩小河港，沿东源则直达白沙桥镇。这两个小镇，今天已合并为桂花镇。

柏墩镇区原有八个天然土墩，墩长柏树，咸宁方言“八”与“柏”音近，于是得名柏墩。柏墩东南与通山、崇阳两县相邻，是咸宁古老的集镇之一，也是咸宁南部的水陆码头和物资集散地。清末到民初，咸宁、通山、崇阳三县部分地区所产茶叶，多集中在柏墩茶庄加工成砖茶外销，其中生甡川砖茶一度享誉海内外。本地及邻县崇阳所产桂花等土特产品，均由此外运武汉转销各地。一路上，手车吱嘎不绝，肩挑接踵相踪。民国时期，镇上有店铺70余家，常住人口逾3000人。老街长240米，宽16米，系武（汉）界（上）公路过境路段。老街房屋均为木结构小阁楼，条木铺面，别具一格。

另一个集镇是白沙桥镇，因一座古廊桥——白沙桥而得名。在金水闸建成以前，舟楫可沿淦水溯流而至，是江西、通山等地谷米、土纸等物资的集散地，有米行数家，人口逾千。南川、刘祠、刘家桥等地的桂花都汇集至此，水运到咸宁县城中转外地。当时有民谚说：萝卜不如苕，柏墩不如白沙桥。可见，白沙桥的繁华并不亚于柏墩。

每到桂花采收季节，华北、东北商人常到柏墩采购桂花，产地商贩也将桂花运往汉口、广州、天津等地销售。当时，咸宁桂花产量已是位居前列；其他桂花产区一般认为，银桂品种群鲜花质量最好，但咸宁却以金桂品种群质量为最好，朵大，肉后，留香持久。所以各地客商纷至沓来，坐庄收花。柏墩小河港经常日泊花船数十只。客商云集，市井喧哗，南腔北调的客商坐庄收花。

当时，桂花花价10倍于稻谷，一担鲜花可卖到6块银元，客主两愿，各得其所，皆大欢喜。每年对外销售约4万公斤。照此计算，一季桂花可以卖到4800块银元。

当年，往返于淦水上的这种载重吨级以下的小木划子，因为河道陡急，上行时犹如爬坡，因而被称为“爬山船”。当“爬山船”逆流而上时，悠长的船工号子，在狭长的河谷里久久回荡；而顺流而下时，则是一叶轻舟，两岸鸟鸣，满河花香。

淦水花船满载着桂花到达咸宁县城，再由常驻咸宁的内河船帮用木帆船转运武汉，分销各地。而销售的最远地点，北到天津，东至上海，南到广州。由于汉口是分销点，一时间，人们竟误以为那是武汉产的桂花。

千桥流水，满船桂香。直到1935年金水闸建成，斧头湖水面下降，水运渐衰，金水航道断航了，咸宁桂花才改由陆路运输。

□名花之劫

1938年9月1日，日军飞机空袭柏墩，9月8日，柏墩沦陷，日军纵火焚烧古镇，老镇面目全非。从此，咸宁桂花与桂乡人民一样，遭到了日寇的肆意蹂躏。

不久，柏墩成了日军入侵长沙的留守给养站。日军以柏墩镇为中心，分别在港下雷、郑家嘴村设立据点。柏墩这座繁荣古镇，顿成人间地狱，桂树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

桂树木质细密，纹如犀角，既是雕刻的良材，又是烧炭的好料，桂木炭耐烧，热量大，火苗金黄，气味芳香。但用桂树烧炭无疑是暴殄天物，桂乡人从来不用它烧炭。1941年，日军为补给汽车能源，到处强征木炭。汉奸王风向日军报告了桂树炭的特点后，日军指派其伐桂筑窑烧炭。

王风原籍沈阳，系国民党军队散兵。1938年，他流浪到柏墩，在一寡妇家立足，后与其打伙成家。此人嫖赌逍遥，不务正业，是以遭乡人非议。日军入驻柏墩后，他千方百计接近郑家嘴据点的日军，后来与天谷警备司令部部下的警备队长河野、松本、岛田等往来密切，同时又与柏墩维持会长刘协成、朱八亢等勾结鬼混，不久又成为青红帮头目，伙同当家老三王敬管、红旗老五王暖轩狼狈为奸，鱼肉乡民，敲诈勒索，闹得地方鸡犬不宁。王风为讨好日军，除大量伐树架桥，还大肆砍伐大桂树、大槠树为日军烧炭，造成咸宁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桂花劫。

仅从1941年底到1942年初，就毁掉大桂树1万余株，只有偏远地方的大桂树才幸免于难。王风与康熙初年的咸宁县令何廷韬同乡，两个沈阳人，一个建堂作赋倡导植桂，一个为虎作伥大肆毁桂，功罪昭然，判若天壤。

日军的魔爪，还伸向了南川等地。当时南川乡的桂花树，主要分布在万寿桥、金祠、白沙桥、刘家桥4个村。1941年秋的一天，日军小队长佐佐木更三指使汉奸王力成，强迫村民砍桂树烧炭。村民眼看桂花满树不能采摘，个个满怀愤恨，上前找日军评理，佐佐木当场开枪打死农民王甫育。当夜，200多名日军包围了石鼓山屋，强行砍倒桂树40多棵，然后放火烧山。农民王甫厚忍无可忍，气愤地冲向日军，欲与相搏，结果被连砍数刀，到在血泊中。当晚，日军还放火烧毁民房115间，打死打伤村民80多人，砍倒、烧毁桂树170余棵。次日凌晨，村民王德会见自己家桂花树被烧砍毁尽，痛不欲生，一头撞死在烧焦了的树桩上。

与此同时，崇阳等县的桂花也遭受日军的破坏。路口村曾家湾曾某家在屋后的尖山有80多棵500多年树龄的老桂树，这是明朝万历年间从浙江引进的，路口据点的日军宣抚班，因为害怕中国军队里用桂树作屏障伏击，竟在一天早上将其砍去一半。清末，崇阳路口沈家大屋农户沈某从浙江引进桂树苗100多株，栽于屋背窝，抗战期间，这些桂树基本被日军砍光。

由于日军骚扰，社会动荡，8年中，咸宁的幼小桂树也无人管理，更无人繁殖幼苗。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柏墩地区的幸存受益桂树减少到800棵。收花季节，外地商人到柏墩坐庄收购，每市斤法币500－530元。1949年，咸宁全县仅存桂树2600余株，年产鲜花仅为16吨。柏墩境内仅有桂树2300余株，年产鲜花不足2·3万斤。崇阳等县的桂树也所剩无几。

杀人，展现的是魔鬼的疯狂兽性；伐桂，则显示出侵略者的无比贪婪。至今，桂花镇明星村朱家垅还存有当年伐桂烧炭的部分窑址，这是日军对咸宁实行经济侵略的罪证。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7-9-10 16:09:55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