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三《语文》第五册，有冯友兰的《人生的境界》和赵鑫珊《人是什么》两篇，逼着学生反思“人是什么”或“我是谁”，要他们写出见解来。站着说话怕腰疼，只好逼自己也写，也来问问“我”是谁。

“我”是谁？“柴立中”三个字根本代表不了“我”，虽然它是笔名，能揭示“我”的某些方面。说我是老师，也不太肯定，因为照韩愈所说，老师是要能“传道受业解惑”的，我受业解惑差强人意，传道则敬谢不敏。说我是父母的儿子，也不太像，因为自从工作以来，很少回家；结婚以后，更是自扫门前雪，没有多在父母膝前承欢。说我是女儿的父亲，妻子嫌我不管她的学习，说我是丈夫，妻子说“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说我是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会上我很少发言，也没写过提案……。我今年三十七岁了，虽近“不惑”之年，要真问“我是谁”，我还是“惑”的，说不清楚我到底是谁。

活了大半辈子（以“人生七十古来稀”论），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的人生似乎不值得活的。可是别人不这样看。他们看我有固定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月收两千元），有很好的学问（虽然不知道有多好，或许只看到藏书比他们多），有当县长的老婆（应该加个“副”字，但一般都省了），有近百个平米的居室，有六位数的存款；女儿读书不错，家人身体健康；教书的事业虽不见得蒸蒸日上，而饭碗之铁似不可动摇。总之，“我”该很幸福的，很值得大活特活。

“我”很幸福吗？扪心自问，三十多年的人生，没经历什么波折，诸事顺利，要说幸福，好象也算。但我却不爱笑，不是因为不快乐，而是心头少事，寻常的得失难以觉得有趣。现在是上得一堂好课，觅得一本好书，查出一个僻典，有几分钟的窃喜，其他发工资，领奖金，也觉得理所该得，而搓麻将输钱倒不气，恼的是玩的人不爽。喜怒都形于色，毕竟修养还不到家。至于值不值得活，也不容易回答的。有人说：无希望活不得，有希望死不得。我的教书，是无希望为特级教师的，所希望的是将来有“立言”不朽的一日，但那又在不可知之数。如此，活的底气似有不足，但我现在却不想死。

不想死就得有活的理由，古代人说是“父兮生我，母兮掬我”，我得为他们而活，现代人看来不信这个了，他得为自己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史铁生找到的是：死是必然会来的，故不必去寻死，剩下的就只是怎样活好的问题。“要活好”是他活着的理由。一切哲学、宗教，都从追问“人是什么”入手，到头来，都是以回答“人应该怎样活”作结。逻辑学上叫“偷换概念”，但因为死亡的不可变更，答案也只能如此了。所以赵鑫珊虽然问《人是什么》，却写成了“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对往事的回忆、对现在的把握和对未来的憧憬。”我的活的理由，向来也不曾想过。我只在小的时候，大约七八岁时，想：“我”是谁呢，别人肯定也会想“我是谁呢”这个问题，他们说的“我”显然跟我说的“我”内容不一样，如果我生在小福全（我儿时的一个伙伴）家，“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会不会再想“我”呢？对这个问题，幼小的我当然无力回答，但它是我生命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现在读了《说文解字》，知道：“我，施身自谓也。或说：我，顷顿也。”“我”是自己对自己存在的认知，就像偷吃了“智慧果”后的亚当、夏娃发现自己光着身子一样，人开始有了物我之分、人我之别，人的烦恼、罪孽从此滋长。所以佛教叫人要无我相众生相，儒教也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只是“顷顿”的存在，因此把握现在尤为重要。但那时的我，虽不知道这些，却妄图把生命记录下来，并尽力做了，就是从初中到大二的日记。后来日记虽因恋爱不成而终止，但读书明理，基本使我找到存在的价值，那就是冯友兰所说的“觉解”。周国平把“觉解”演绎为“世界的广大是跟人的认识成正比的”，我的存活理由，应该说是我的世界广大了。觉解不需要创造奇迹，我们能从平凡中见出的意义越多，世界就越广大，人生的境界就越高。我自愧不能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支撑我活着的力量，只是“明白的度日”而已。“我”知道我正在教育孩子，我正在和老婆吵架，我正在生气，我正在聊天，我正在喝酒等一切事，所以我不是在打敌人，生气打人时下手很轻，愤怒骂娘时不说离婚，聊得热火朝天时不搞网恋，喝得天旋地转时不发酒疯。“我”是谁？“我”，只是一个能较为明白地生活的普通人。明智的生活，比之大多数“无明”之人，我活下去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

近四十而差能“不惑”，还远远不够的，我希望我能“耳顺”，能“知天命”，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到那时，庶几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一日，此生也可算“不虚此行”了。

2007-9-6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