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清末的“诗界革命”到五四的“新诗革命”。这一场具有强大震撼力的，关于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大变革，从最初的试验到广泛的实践，走过了跨越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漫长道路。这一变革历程丰富而曲折，简单概括大抵就是：走了两个步子，一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改良”，一是“诗体大解放”的“革命”。这两者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正是“诗界革命”的开拓之功，尤其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意识和怀疑精神。诗歌功用的转型以及关于变革传统诗歌途径和手段的思考，为“新诗革命”作了很好的先期准备。正是因为“诗界革命”这一极为重要的经验，才让“新诗革命”在此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大大加深，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呼声。此时中国资产阶级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领导和发动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进程中，日趋停滞不前，更可以说与中国当时形式发展极不协调的中国传统诗歌，首当其冲地成为众矢之的，成为文学革新的的先潮。

一、诗界革命的兴起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为配合当时的变法运动而兴起的诗歌的改良运动。其基本内容就是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中国传统旧体诗的形式束缚，主张按照当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开辟诗的境界，以利于表现新的社会生活，新的思想情感和新的理想。诗界革命虽名为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体诗的形式束缚，但更多的诗仍是留恋旧体诗的光环，旧瓶装新酒，依然没有突破旧体诗的樊笼，没有涉及诗歌的本体问题，因此诗界革命并没有形成新的诗歌传统。所以说诗界革命并非诗界“革命”而是诗界“改良”。

诗界革命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是有其原因的，主要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战火摧毁一切，也让许多事物在废墟中得以新生。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已经大大加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在这样的悲剧遭遇中，在这样的实际处境下，一切都变得简单实际了。而关于诗歌本体的那些长远性、也有点抽象的思考，让位于诗歌如何接近中国的苦难现实、眼前的、比较实际的思考，则是必然的趋势。可以说苦难是诗界革命的真正出发点，而诗界革命即从属于社会变革，成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又反过来服务于，并推进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传教、留学和翻译等活动带来的中西文化的无情碰撞与办报和学会的兴起及宣传与教育的变革，域外政治文化的传入，冲击着中国传统诗歌的发展，给中国传统诗歌带来巨大的挑战，影响着中国传统诗歌向通俗化方向发展。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及宣传和教育的变革，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文的发展，催生了改良的“诗界革命”以及稍之以后的“新诗革命”。古代汉诗文体的僵化及诗界复古对当时诗人形成文体压迫，束缚了诗人的创作，再加之西方思想文化教育界流行的“民主”、“进化论”等与封建政治专制及汉诗的诗体独裁相抵触的新思想，还有在西方诗歌界出现的“浪漫主义”思潮、“散文诗”运动、“自由诗”革命，都导致了中国诗歌的革命。

文体功能决定文体形态及文体价值，持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清末被完全废除，导致汉诗由应试转变到启蒙大众的抒情言志，特别是对抒情功能的肯定极大的促进了诗人的主体性及自我意识的大觉醒，出现了“我手写我口”、“诗中有我”的平民化、个人化、自由化、情感化的诗歌职能的巨大转变，使格律诗、试帖诗等束缚诗人的诗体远远落后于时代，导致旧体诗的松散甚至消亡，科举制度的取消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诗人的生存方式和谋生手段，习诗的目的由以诗进仕谋取功名转变为以诗自谋职业，诗人在科举时代的主要出路是当官，在非科举制度时代他们为了生存，成了办报的报人、执教的教师等自由职业者，身份的自由使他们能够尝试更为自由的文体。

二、诗界革命的一些情况

诗界革命起于黄遵宪，梁启超响亮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推誉黄遵宪为“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为诗歌口号，主张以“流俗语”入诗。黄遵宪的诗，“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具体、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从咸丰以来到“庚子事变”前后的历史面貌，贯串着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和对卖国投降与顽固守旧势力所进行的斗争，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时代精神。黄遵宪是“诗界革命”中成就最大的诗人。

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他们开始试作“新诗”，企图融合佛、孔、耶三教的思想资料，创立一种为维新运动服务的新学。这类诗，当时称之为“新学运动”或“新诗”，也叫“新派诗”。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于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重要方面。他在《清议报》、《新民从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他主张诗歌要具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

新派诗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配合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新思想，开辟中国诗歌创作的新道路，大力倡导“诗界革命”，并逐渐发展形成的晚清的一支进步的诗歌流派，学术界称之为“新派诗”，它是与社会变革休戚相关，也是因为社会变革而产生的。新派诗以其崭新的面貌，歌颂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鼓吹变革社会，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以其实绩奠定了以它为表现形式的诗界革命在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诗界革命使诗歌的写作更加“自由”。其写作内容也更加开阔，相较以往而言，束缚大为减少。如此而来，新思想、新事物通过诗歌这样一个特殊传播功能的文体得以更为有利地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政治的改良和社会的变革。

它吹响了诗歌革命的号角，无形中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尤其是新诗的发韧，作了最好的先期准备；为“新诗革命”做了必要的催生和铺垫。这一点在后面与新诗革命的对比中将着重论述，在此不多作敷述。

三、诗界革命的局限性与新诗革命的兴起

如上所述，诗界革命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成为中国诗歌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转折点，然而，由于它没有变革诗歌本体，没有形成新的诗歌传统，最终还是没有突破旧体诗歌的束缚。不管是梁启超先前所提出的“诗界三长”还是后来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都没有涉及诗歌的本体问题，不但如此，他的自相矛盾的主张导致诗歌的形质分离。这样不动体制和语言本质的改革，实际上以新思想与旧形式的糅合杂拌为奋进目标的改革，从起步之初就预示着步入自我深陷的泥潭，走的越远，就越没有了出路。“诗界革命在经历了短暂辉煌之后，手脚被逐渐自我束缚起来，再要前进时才发现已无路可走，随着维新派政治变革的失败，逐渐销声匿迹。”

那么究竟又是怎样的局限，使诗界革命最终无法承担历史所赋予的重任，辜负了人们所给予的期望呢？

从时代背景来看：清末小说文学发达，其书写工具不是浅近的文言，就是市井流行的口语，小说的发达推动了语言文字的通俗化和口语化。但由于维新派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以及诗界革命本身所扮演的过渡或者说转折的角色，导致诗界革命必然摆脱不了对传统诗歌的牵念。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局限束缚着他们本身的行为，面对问题，他们解决起来总是拖泥带水、犹犹豫豫，面对日薄西山的中国旧体诗歌，他们只能轻拿轻放，做着小心翼翼的变革，然而就是这样的变革他们也要瞻前顾后，生怕做错了什么。

诗界革命从一开始所充当着的就只是一个“过渡”的角色。大凡“过渡”都只是一个尝试性的实验罢了，它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承接，而不是完全的改变，否则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再有过渡之后的阶段了。

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局限和诗界革命的角色定位才导致了诗界革命的局限。

从资产阶级对诗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上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前期的“三长”还是后来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都没有变革诗歌本体，难开一代诗风，只能导致诗界革命的裹足不前。

所谓“新语句”，既是不仅要吸收新名词，而且要引进新句式，在语法结构以至内在思维方式上进行根本的变革，还要打破传统格律，这些与保留古风格的要求显然是背离的，旧的形式与新的词语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拒绝。已经固化的以五、七言为骨架的古典诗歌，它的与日常口语相脱节的文言以及由文言构成的、非常稳定的形式，对于那些来自西洋和东洋的新名词，仿佛先天的抗体，有着强大的排斥作用。“它们只能被生硬地“镶嵌”在旧的框架中，而并没有、也不能与原有的“风格”融为一体。”

而所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一主张的提出，既是诗界革命的进步，也是诗界革命的退步。“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却拒绝对传统格律与语法进行任何变革，这些都说明诗界革命最终还是无法摆脱传统诗歌形式的束缚，革来革去依旧不过是改良而已。旧诗的“运载工具”，根本无法承载“新意境”。把“新意境”放在第一位，虽然纠正了形式主义的偏颇。但是，形式是和内容相联系的，新内容必须要求嬗变出新的形式，梁启超的“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本身也有着其片面性。

另外，虽然当时也出现了摹拟民谣和民间说唱的诗作，甚至也有个别基本是白话体的篇章，但旧体诗依然占着统治地位。

诗界革命无法取得长久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短暂辉煌，在取得一些成就之后，画上了一个不算完美的句号。人们怀着无比惆怅的心情告别了诗界革命，然后满含期望的等待着新诗革命的到来。

新诗又叫白话诗、自由诗或现代诗。而所谓新诗革命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诗歌界兴起的白话诗运动。它是为了五四运动而兴起的，是中国新文学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新诗革命追求“诗体大解放”，以摧毁旧形式为突破点，立志重建中国诗歌文学的新秩序，体现五四的时代精神——狂飙突进。新诗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革命，它完全摆脱了旧诗，闯出了一条新路——白话诗创作，由此揭开了诗歌历史的新篇章。中国诗歌经历了从诗界革命到新诗革命的发展，终于由传统韵律诗走向现代自由白话诗，这是符合时代和形式的要求的，是进步的。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八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模拟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词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以此八大主张来改革旧诗。一九一八年，也就是五四的前一年，《新青年》杂志率先改刊白话文章，小说，议论文字之外，也兼及新诗。这即是新文学革命的序幕，也是新诗革命的开端。

胡适在发表白话诗并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同时，进一步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向中国传统诗歌的“立命之基”的传统形式开刀，以“活工具”造“活文学”。诗体大解放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认为中国诗歌要想起死回生，必须打破五言七言的格式，打破平仄，废除押韵，另外就是重视域外诗歌作品的译介，以便从中学习别人的长处。胡适的文学主张，引起了当时文坛竞写新诗的热潮，康白青、刘半农、刘大白、朱自清、冰心等，都是那个时期涌现的诗作者。这些人的新诗，无论题材，内容或表现技法，都令人耳目一新。

胡适之后，诗的后续建设工作，更有另一批俊伟之士经营拓殖，成绩卓著；而几个重要社团的成立，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文学研究会”的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主办《小说月报》及《诗》月刊，推展小诗的创作；“创造社”的主张尊崇自我，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开拓自由诗的审美领域；“新月诗”的重视人生的爱，美与自由，提倡新格律；“普罗诗派”的指出改造社会新途径，反映劳工疾苦、歌颂革命；以及后来“现代派”的捕捉现代感觉表现自我，讲求语言的创造和意象的经营；“七月诗派”的打击黑暗，歌颂光明，敏锐地反映大众生活；“九叶诗派”的强调形象思维及诗的独创性，借重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手法，抒写中国的苦难现实等。每一个文学社团都拥有自己的诗人群，都留下可观的作品，比如说闻一多、郭沫若、冯至、以及戴望舒等。

中国的新诗革命对中国诗歌总的发展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大破大立，它的出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胜利写下了决定性的最后一笔。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开创了诗歌史上的新纪元，永远值得纪念，在文学史上将光芒永驻。

四、诗界革命与新诗革命的对比

从相似点看：

不论是“诗界革命”还是“新诗革命”，都是以旧诗为对象的，都是为了变革与时代和形势格格不入的旧诗而兴起的。旧体诗的僵化无法满足新时代下传播的需要，改革旧体诗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才相继有了“诗界革命”以及较之以后的“新诗革命”。

无论“诗界革命”还是“新诗革命”，都是与政治变革、政治运动密切相关，说的明确点就是中国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是密切相关的。苦难是中国诗歌革命的真正出发点。近代以来包括诗歌变革在内的文学变革，都是把这种变革置放在社会变革的总的格局之中。它从属于社会变革，成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但又反过来服务并推进社会变革的进程。诗界革命与维新变法，新诗革命与五四运动即为如此。

无论是“诗界革命”还是“新诗革命”，都不是纯粹的文体建设运动，而是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世俗化（急功近利地实用化）的极端的文体运动，不可否认它也利用了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这在前一问题中有所论述）。这注定了新诗诞生时就是一个难于进行诗体建设并且与时代政治靠得太近的“畸形儿”。新诗孕育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全方位地发生巨大变革的特殊年代，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流行。生于乱世的身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各个时期的诗体建设，常常不得不受到政治化、世俗化等非诗因素的巨大影响。

从不同点看：

“新诗”在这两个时期虽都有所见，但前后的概念使完全不同的。“新诗”这一名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晚清时的“诗界革命”。黄遵宪在少年时代就有“别创诗界之论”，而梁启超则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直接使用过“新诗”这一名词：“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然而这时的“新诗”却不是“五四”之后普遍使用的“新诗”概念。这一时期的“新诗”即为“新学之诗”，又称“新派诗”，这种诗深深厌弃封建文化，狂热追求西方传入的思想文化，以大量翻译词语和自造隐语入诗，以表现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晦涩难懂，有诗歌之形而无诗歌之韵。而“五四”所谓之“新诗”，即白话诗，又称自由诗或现代诗，是完全地以白话入诗，打破一切所带来的诗歌开创。

从“革命”具体内容来看，诗界革命的“三长”主张以及“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都没有涉及诗歌本体问题，旧瓶装新酒，难开一代诗风，难以形成新的诗歌传统。而新诗革命主张“诗体大解放”，破罐子破摔，一切从零开始，以大破赢得大立，从而获得了创作上的成功，推动整个文学界，甚至社会的发展。

从“革命”的性质来看，“诗界革命”以旧风格表现新内容，是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兴起的诗歌改良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范畴。而“新诗革命”主张“诗体大解放”，一切打破，重建诗歌新秩序，它是20世纪初所兴起的一次新诗运动，属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亦即五四新文化运动范畴。

从彼此之间的联系看,作为两种在时间上紧密联系着的历史行为，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诗界革命对新诗革命的影响上。这种影响主要是观念上的,具体表现于下述几个方面:

对于中国传统诗歌的“革命”意识上：

虽然诗界革命没有变革诗歌本体，没有迎来诗歌发展的真正春天，但仔细审视当时的“诗界革命”，我们不难发现：就是这样的“边缘革命”，尽管诗体的革命很不彻底，但仍然透露着一种隐蔽的信息，一种充满朝气的革新精神和怀疑精神将继续传承下去。

无论是黄遵宪的开辟“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还是梁启超的“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都是针对旧诗的痼弊而产生的怀疑。这些都体现了开辟、革新的革命精神。而梁启超的“三长”主张以及后来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中对“新”字的追求，更说明了“诗界革命”是对“旧诗”的“革命”之举。诗界革命只是一个开头，然而中国有识之士对诗歌“未有之物，未辟直境”的探寻，却由此开始，新诗革命的发起人正是继承了这样的“革命”精神，才有了后来更加深入、更加彻底的“新诗革命”。

对诗歌功用的认识上：

在“诗界革命的兴起原因”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清末科举制度的取消导致汉诗功用的转变。诗歌不再是谋取功名和附庸风雅的工具，而是转变成启蒙大众的抒情言志的一种手段。正式诗歌功能的转变，导致了诗歌创作的个性化、平民化和自由化，诗歌功能的转变同时也为诗歌文体或者说形式的转变创造了可能。

诗界革命之后，汉诗与现实逐渐走近，逐渐成为反映现实、揭示现实以及抒发个人心灵的重要工具，正是有了在功用上解放，才使得变化诗歌形式以求诗歌更进一步接近现实、反映现实、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在这种情况下，新诗革命要求“诗体大解放”的主张也就显得理所应当了。

因此可以这样说，对诗歌功用认识上的转变以及诗歌功用实质上转变，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新诗革命的到来。

关于变革传统诗歌的途径和手段的思考上：

诗界革命虽然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和“革命”成果，但它在变革传统诗歌的途径和手段的思考和探索是贡献巨大，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不管是梁启超的诗歌“三长”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以及新派诗的创作实践，还是黄遵宪“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的开辟以及“以流俗语入诗”的尝试，都是维新派诗人对变革传统诗歌不同角度的思考和探索，正是因为维新派在这些道路上的失败抑或是在这其中的局部成功，都给了新诗革命很大的启发。诗界革命在变革传统诗歌种种道路上尝试的失败致使新诗革命选择了“诗体大解放”这一妙方；也正是因为这一选择，才使得汉诗得以起死回生，并迎来新诗的诞生以及诞生之后的大发展。

如前所述，诗界革命为新诗革命作了很好的先期准备，它是新诗发韧的着力点，是新诗革命极为重要的本土经验，是新诗革命的铺垫和催生。

从诗界革命到新诗革命，完成的是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大变革，是中国诗歌在历史上的大转折。新诗从“诗界革命”最初探索到“新诗革命”的试验和广泛实践，走过了漫漫长路，几代诗人为之付出心力，。这两种“革命”无论其得失如何，都是中国诗歌史，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抹灭的光辉篇章！

本文已被编辑[舞袖霓裳]于2007-9-6 13:32:46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