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期的《上海一周》上,有一篇文章讨论“点评老师网”。据说“该网站把全国近4000所高校、275948名任教老师及其著作、专业都收录其中,天南海北的大学生们在这里七嘴八舌说着自己的老师”。从总体上看,参与点评的学生是能够客观、公正、理性的评判自己老师的,讲课风趣幽默、师德高尚、诲人不倦的老师普遍得到了学子的青睐。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学子的“肆无忌惮”,可能最真实的折射出了老师的能力水平,网名评出的“魅力老师”,远比发文件,授予“教学名师”称号更有说服力。事实上,许多初入大学的fresh们都可能感受过学长如此的推心置腹:某某老师的课一定要听,否则终身遗憾,某某老师的课完全就是垃圾,浪费青春。学期结束的时候,学生还可能收到数张卡片,做一回主人,给老师们打上三六九等——依此,奖金也就三六九等了。
但是,在这里,我想表达或者坚持的一个观点是: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可以评的。为什么?很简单,多数学生的学识没有老师高,胸怀也未必比老师们宽广,否则你就不用上大学了。依据学生的判断,来确定某个老师有能力否,根据选课人数的多少决定开设某课程否,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善于投机、哗众取宠的老师,门下弟子三千,课堂人满为患,反之,则是门可罗雀,户限难穿了。北大当年高喊“兼容并包”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问题。
对于老师,中国人讲究的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总觉得这逻辑,和既想做b*子又想立牌坊,既要马儿跑的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一样荒谬透顶的逻辑。这个世界上,品学兼优的有几个,都以为自己是孔子啊?其实这两句话分开了实行是没有大问题的,学高自然是可以授业,身正也自然可以示范(在大学,我觉得可以专设一个道德教员的职位,让品学兼优的gcd们担任,效果一定好啊)。关键有时候,学高,不一定是世人能够理解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天才。身正也要看具体的社会环境,道德也是观点也是不断变化的。
从学高来说,你说,让梵高去教绘画创作,够不够格?伽罗瓦去教数学够不够格?杜甫去教律诗,够不够格,沈从文湘音浓厚,课堂上座率是很有限,俞平伯教授诗词的时候,每每自己先唱读。每唱完一首,自己先赞道:“好!”沉吟半晌无语,学生想要知道其所以好,他已开始唱读第二首。唱毕,又由衷地赞曰:“真好!”学生欲知其细节,终不可得。当然,还有另一些,学高,身却未必示范的。法国的福柯据说是得艾滋病死掉的,想必私生活也是不够检点的,他在法兰西学院授课十三年,我没听说他被开除。刘师培是有名的疯子,不修边幅,不理发,不洗脸,黄侃也是“拐”了女学生做老婆的,辜鸿铭拖着小辫子,长袍马褂在北大大放厥词,他示范吗?刘文典是爱好抽鸦片的,陈独秀是爱好逛八大胡同的(可惜牵涉到派系斗争,被人以此开出北大),郁达夫也是嫖妓的,人家统计学教授做得安稳的很,遗憾的是今天复旦的陆德明就没这么走运了,据冯友兰的回忆,那个时候去“八大胡同(当时北京妓院集中的地方)去的人,比较多的是两院一堂。两院指的是当时的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指的是北京大学(当时沿称大学堂)。
对于所谓的师德问题。胡适就陈独秀嫖妓一案做出的论述很可借鉴,他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一方面认为公共人物(public men)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的私行为也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任何人把私行为当做攻击某人的武器。道德这个玩意,用最简单的思想,就是,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权利,老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他人的权利,宪法上一条条列的很清楚。
今天,越来越感觉到,工业社会的流水线已经生产到大学里面了。大家希望生产出来的学生掌握了一样的技能,培养了一样的素质,我都在想,以后不会量化到这样:你这堂课向学生布置了几个作业?你和学生互动了几分钟,你这个作业的难度系数是多少?你这次考试是不是比例分配适当?大家对老师的要求好像也越来越类型化:幽默风趣,滔滔不绝,长袖善舞……
这是时代“进步”的悲哀。我想起前一段时间阅读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的核心论述就是: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评和超越能力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现在,我们对上个世纪,那些消逝风景的念念不忘,未尝不是在说明我们的理想已被现实超越,我们每个人都在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而大学本来可能是抵抗这种单向度化的最后堡垒,而现在,他也在流程化、工序化、或者说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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