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异化

——读卡夫卡《变形记》

卡夫卡《变形记》写了一个旅行推销员一觉醒来，变成甲虫的荒诞故事。人变甲虫，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啊，但读下去，我们会看到这个外表荒诞的故事里，包含着真实的人生底里。

人是什么？这是个古老的话题，从柏拉图“人是无毛两足动物”开始，有说人是群居的动物的，有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的，有说是万物之灵长的，有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这些说法都有局部的真理，但人其实就是人，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本身是动物，不过比一般动物多了些智慧而已。灵与肉，人性与神性既然结合在一起，人就是矛盾的统一体，有时不免自己跟自己打架。为了肉身的存活，人得跟一般动物一样，要为欲望（即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搏杀。但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动物，他满足欲望的方式自然与一般动物不一样。比如要“男女”，得先举行恋爱、结婚的仪式；要吃饭，得先向主祷告，等等。小说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为了吃饭，为了替父母还债，就得“长年累月到处奔波。……在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那种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的、劣质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在这里，责任、工作、食宿、友情等一系列的现代文明人应有的东西，全成了主人公的孤独之根、烦恼之源。小说当然还写到其他的方面，如上司的讯斥，同事（秘书主任）的监督。除外部压力外，还有来自主人公自身的面子、自尊、先入之见等主观因素。内外夹攻，人就变得不像人，而成为“非人”。这就是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说资本主义使人一切向钱看，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所谓“商品拜物教”）。卓别林的电影则表现现代大工业机器生产，人逼迫跟机器竞争，“异化”为机器。

西方之所以觉得人为衣食而劳作，是不正常，是“异化”，是因为他们对“人本来的样子”有了一种理想的模式。这个模式在《旧约•创世纪》里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书（信徒们谓之“经”）上说：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造了人，即亚当，让他在“伊甸园”（一种理想国）里无忧无虑（那时没偷吃智慧果，只跟一般动物一样）地生活，因为自己没脑子，也就无所谓烦恼。而生理的反应只是肚饿，但园里的果子尽够吃的，且没别人来争；气温似乎也不冷不热，遂衣食无忧，身得极乐。坏在上帝会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为亚当寂寞，给他造了配偶夏娃。夏娃意志不坚，受蛇的引诱，两人偷吃了“禁果”，于是人就懂得了羞耻，懂得了物、我、彼、此，有了思维，被发怒的上帝驱逐出了“伊甸园”，流放到人间，并罚要在土里刨食吃。所以，照西方人看来，人从一生下来就是个罪犯，是犯了“原罪”的。人生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即努力求得上帝的宽恕，取得一张通往天国的门票，好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得好日子过。如此，人间就是苦海（佛教略同），人间的一切都无意义，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苦恼的，价值在天上，人的“正确”活法也只有在天上。持此标准比照人间，当然人间的一切都不足数了。所以，他们看“旅行推销员”的一切，都可鄙。如果照我们东方人乐观的看法，旅行可全国各地走动，欣赏风景；推销可接触不同类型的人，广交四海宾客，何乐而不为呢？老子说：没有吃过苦，不知道甜的可贵，因为苦乐相依，美丑相形，离开一方，都不成世界。但西方的理想主义，使他们觉得的是“旅行推销员”吃不饱，穿不暖，收入没保障，心灵无所归。他们没听过东方圣人“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类的教训。他们厌恶竞争，痛恨机器，但机器是他们发明的，竞争也是他们自己挑起的。我们东方人主张人要“役物而不役于物”，知道外物不能满足自家欲求时，绝不强求，而是“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求之”。别人吃鱼肉熊掌，我吃萝卜白菜也能活；别人住摩天大厦，我的蓬壁何尝不能生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别人有“奔驰”“宝马”，我有“面的”；别人有毛皮帽子毛皮围巾，我则可以晒晒大布犊鼻衣……，总之，天无绝人之路。当然，这不同于“阿q精神”，也并非鲁迅所批评的那种“金人有狼牙棒，大宋有天灵盖”之类的自欺之谈。东方的哲学，用冯友兰的话说，是既出世又入世的。它视平凡为道，把西方人的天国拉回人间，不把理想设定在“天国”或“将来”，解决了人如何在这个美丑杂陈的“现世”生活的问题。

《变形记》的主题，不过是揭露人的“异化”。但表现的确深刻动人。我们可以来欣赏以下一些段落——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比起诺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条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这是小说开头的一段，描写得相当逼真。但我在教学生时开玩笑说，还有点没照顾到，就是格里高尔的短裤不知哪里去了，或许他是一丝不挂的睡觉。值得玩味的是“他那许多条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一句，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人“异化“的程度——自己的腿也不听自己的使唤，更别指望指挥他人了！

再来看一段——

“而且即使他赶上这班车，他也免不了要受到老板的一顿训斥，因为公司听差曾等候他上那班五点钟开的火车，并早已就他的误车作过汇报了。他是老板的一条走狗，没有骨气和理智。那么请病假如何呢？这可是令人极其难堪、极其可疑的，因为他工作五年了还从来没有病过。老板一定会带着医疗保险组织的医生来，会责备父母养了这么一个懒儿子，并凭着那医生的诊断断然驳回他的一切抗辩。在这位医生看来他压根儿就是个完全健康、却好吃懒做的人。”

人生病而请假，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格里高尔却认为是“令人极其难堪、极其可疑的”。他的逻辑是：我已工作五年不生病，以后就不应该生病，所以现在请病假，一是我自己没面子，二是别人也不会相信的。人不是机器，即使是机器，机器也会有磨损的，也需要检修。格里高尔的荒唐逻辑，很深刻地展示了人在现代生活压力下的一种病态心理。我自己教书，这两年，随着越来越多新同事的到来，睡梦里常常也会作学生罢课不让教的恶梦了。好在我国的政治是“不患寡而患不安”，我们有着这样美政的阴庇，可以占着茅坑不拉屎，多是站在岸上悠闲地看新来大学生们为争一只饭碗而自相残杀。当然，校长在各自为阵的大好局面下，管理也容易得多。

再看一段——

“‘您听，’秘书主任在隔壁房间里说，‘他在转动钥匙。’这对格里高尔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可是本来大家都应该对他喊，父亲和母亲也应该对他喊：‘加油，格里高尔！’他们应该高喊：‘永远向前，紧紧顶住锁孔！’以为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注视他的艰难动作，他竭尽全力，死命咬住钥匙。他随着钥匙的旋转而绕着锁孔舞动。”

格里高尔本来是独自反锁房门睡的觉，现在自然谁也没见着他变甲虫的情况，包括爱他及他爱的父母亲。但他“以为”大家都知道了，“应该”对一只甲虫能开锁的伟大壮举进行鼓励、加油、表扬。我们之所以能认识了解别人，全凭自身的经验；但经验有时是主观的，故而认识也往往错位，主观臆断，成为“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本是人认识理解他人的法宝，经作者生花之笔道出，却显得多么的荒唐无理啊！小说中还表现了父母对“甲虫”儿子的不理解：母亲吓昏死，父亲要打他（而他却因为要为他们还债，才至于变成甲虫）。人的自私自利的天性，人与人的隔膜，当然是理想人生所不容许的，所以作者竭力刻画它。

小说的优秀之处还很多，这里不一一述及。有心的人最好能去读全本，读原作而不是翻译。

2007-8-30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