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交强险是否存在暴利，律师方和保险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已历时半年之久。有关交强险的“暴利帐”，笔者至今参详了各方四种不同的算法。

律师孙勇说：“保监会公布的交强险平均费率在1000元以上，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已达1亿，只要投保率达到80%，每年交强险的保费收入就能达到800亿元。除去每年不会超过200亿元的交通事故赔偿总额，以及不会超过200亿元的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业务成本，交强险一年至少有400亿元的利润。”

保监会回应：“律师计算保费收入时源于对机动车构成不了解，算法不准确。根据目前我国公安部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三月底全国共有1·48亿辆机动车，其中汽车只有5100万辆左右，平均交强险保费1000多元；摩托车8200万辆，保费平均为100元；拖拉机1300万辆，保费50-100元不等。即便投保率达到100％（事实上目前并未达到这一标准），全国机动车交强险保费总额至多不过550亿元。另外，律师们在计算交强险赔款支出时用交强险的6万保额乘以事故量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实际保险赔案数远远大于交通事故数。”

一位起初主张交强险暴利说尔后改口的教授解释：“某地区去年共收取交强险保费1·2亿元，赔付却只有500多万元。交强险费率有被高估的可能。”时隔数月，该教授向新民网给出了另一种算法。“我去年的估算不够准确。由于车险赔付存在滞后性，一些责任发生后还未来得及赔款，计算利润时，首先要去除1·2亿保险金的50%，即6000万元的责任准备金，然后去除一定比例的赔款准备金，再减去24%的管理和营销费用，5·5%的税费支出等。这样比去年的首次估算的利润低不少。”

８月２２日，《中国青年报》刊载《交强险赔偿率不到6%》一文，透露了刘家辉律师对942辆委托其申请保费听证的机动车车主进行的交强险事故率调查结果。经统计，这942辆机动车共计缴纳保费1506810元，已赔付总额为55137元，未决赔付10人，可能发生最高的赔额不超过：人伤1·1万元，物损1·6万元，已赔款及未决赔款总额为82137元。刘家辉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交强险运行一年，保费简单赔付率为5·45%。

仔细分析各方的算法和说辞，似乎都不无道理；但无论是官方的表态，专家的解释还是律师的质疑，多少让人难以完全信服：孙律师的计算没有考虑到“保险赔付的滞后性”；保监会的回应用孙律师的话来说是“掩盖事实”；教授的解释考虑了“为来年提取的责任准备金”，但没有考虑到“上年转入的责任准备金”；刘律师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但总让人感觉有些失之狭隘和偏颇。

事情的最终结果，似乎只有等待９月，保监会将保险公司上报的数据公之于众后，盈亏方能见分晓。

然而，孙勇律师再度“出招”，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上书，指称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对交强险提取的责任准备金之中，暗藏着２００亿元的“节余”！

孙律师的再次“发难”是否强词夺理？

笔者有过在某保险公司基层机构从事５年之久车辆保险工作的经历，凭心静气地说，孙律师的疑惑不能认为毫无依据。

保险除了必须提存的“责任准备金”之外，还有“未决赔款准备金”等，　“未决赔款准备金”包括“已报案未赔付”和“已发生未报案”两种情况。

根据笔者过往的经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数字，多是根据车主的报案记录和手头已经掌握的相关资料来统计的。“已报案未赔付”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赔案已经缮写完毕等待客户领款的”，另一种是“客户索赔资料已经交到保险公司等待调查核赔的”。对于“已报案未赔付”准备金的统计，因为手边掌握着第一手资料，数据相对客观真实些。“已发生未报案”也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事故已经发生，交管部门处理完毕，但车主尚未把索赔资料送交保险公司的”，还有一种是“事故已经发生，交管部门尚未处理完毕，车主无法把索赔资料送到保险公司”的情况。对于“已发生未报案”准备金的统计，说句心底话，由于我们当时手头缺乏原始凭证，只能是估计加统计了，数字的伸缩性还是比较大的。

笔者始终认为，交强险的最终统计数据要尽量做到准确而科学并不太困难，因为这毕竟属于技术的层面，以今日的科技手段处理这一简单的加减问题应该不在话下；然而，交强险的统计数据要做到客观而公正，让政府满意，令百姓信服，有关部门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中国政府要求经营交强险的机构遵循“不赢不亏”的原则，略有企业管理常识的人都清楚——不亏就是赢。我想，有关部门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拿出一套让人信服的利润处理方案。比方说，交强险当年赢利了，利润该如何管理？假如亏损了，政府又当如何补贴？一味地围绕着交强险是否赢利，以及赢了多少利而争执不休，如今已经毫无意义。

在当下这一特定的语境，假如保监会能够虚怀若谷，主动“避嫌”，延请国家权威的审计部门来审计保险公司上报的过去一年的交强险数据，相信对消除双方的“误会”应该大有裨益。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２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