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强险自去年7月面世以来，社会各界对其声讨之音不绝于耳，有关交强险暴利的争论更是处于风口浪尖。

面对公众持续不断的暴利质疑，笔者留意到一个不太有趣的现象：作为当事的保险方，要么三缄其口，“忍辱负屈”；要么反击律师的计算“不科学不准确”，举证“到去年北京的车险出险率为160%至170%。”其说法的潜台词即为“交强险是亏损的”。

我们姑且暂不讨论交强险暴利是否存在，笔者试问：假如保险人在过去的一年里经营交强险真的亏损了，是件好事吗？公众是否就会因此感到心理平衡而偃旗息鼓？我真有点后怕！

近日重温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在书中阐述了其“看不见的手”理论，他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利己心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摈弃的；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假如说亚当•斯密的理论对于今日回归市场经济的中国具有借鉴意义，联想到交强险费率厘定的初始阶段，我们对于以保险公司的“雇员”为主要成员的精算师班子，在交强险费率厘定时遵照政府要求的“不赢不亏”原则，优先考虑“雇主”保险公司不亏损——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应该属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然而，交强险运营一段时间之后，公众突然发觉其“存在暴利”进而“讨伐”；我们不妨冷静地思考：此时的交强险假如产生了赢利，是不是保险人的过错呢？如果在既定费率已成事实的情况下，保险人该赢利而亏损，问题是不是更为严重？

美国风险与保险学会将保险定义为：保险是投保人（保险消费者）通过将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保险公司）而对偶然损失进行共同分摊。投保人将风险转移给保险人需要承担的成本是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投保人偶然损失进行经济补偿，资金来源于投保人共同缴纳的保险费所汇聚起来的保险基金，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并不会造钱，只不过充当保险基金的管理者。如果保险人对保险基金管理不善而出现亏损，可以说同样对不起客户，用保险的专业术语来说——危及未来的偿付能力。

如果说现行交强险保额设计偏低不合理，这是一个赔多赔少的问题；假如交强险持续亏损，保险人偿付能力不足，这可就是能不能兑现保险合同，赔与不赔的问题了！孰轻孰重？

笔者认为，要解除交强险“暴利”争端，消除双方“误会”，实现车方、保险人、交通事故受害者以及政府的“四赢”，目前与其过多地为既往的交强险是否产生“暴利”以及产生“暴利”的机制争执不休，相关机构不如切实地去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交强险未来可能利润的合理分配方案。

在祖国的另一片土壤——台湾，“交强险”也是采取无盈无亏的方式经营，保险公司只赚服务费。每一百元的保费保险公司拿20元，其他的８０元用来支付赔款·要是有多出来的钱保险公司必须放在另一个独立的银行户头(设立的特别准备金)。特别准备金可以用来改善交通安全设施，充实交通事故特别救助基金，或者通过增加保障额度的方式回馈客户。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国明末张岱说，“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意也。”如果说交强险如一个教授所说是“带病出生的孩子”，相信公众不会对一个有缺陷的孩子过多地吹毛求疵，只要孩子表现出足够愿意改进不足的坦诚和勇气。

假如说过往的交强险存在利润，我想保监会也没必要遮遮掩掩，理直气壮地如实告知公众。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保监会保障保险公司实现利润，保证充足的偿付能力，更是保障保险消费者的权益！否则，笔者还担心保监会因此给保险人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保险公司不用通过减少经营成本来追求最大利润，不用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留住客户，反正有人“撑腰”；倘真如此，保险人未来的作为将与政府的期望和保险消费者的祈冀渐行渐远！

正如亚当•斯密在其另一名著《道德情操论》所言，“只有把经济上的利己性和伦理上的利他性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人性。”交强险的经营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呢？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７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