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才子佳人信有之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对才子佳人津津乐道，倍加推崇。

先秦人在《诗经》中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唐柳祥的《潇湘录•呼延翼》写呼延翼妻对丈夫说：“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

宋代柳永在《玉女摇仙佩•佳人》词中讲：“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恁相偎依。”

旧时代有句俗话，叫做“少看《西厢》，老不读《三国》”。这句俗话的意思是说，少年时血气方刚，热情洋溢，最要紧的是戒色杜情，所以不宜看专写才子佳人、相思偷情的《西厢记》。到了年龄渐长，阅世日深，机心越重，读了《三国演义》，便容易变成奸诈狡猾的人。

话虽这么说，但是自从《三国演义》问世以后，在元、明、清三代七百年间，却风魔了千千万万的青年男女。

就拿明代来说，仅仅从万历五年到明末（1579——1644），在六十五年中，就接二连三地出现过六十多种不同版本的《西厢记》。要不是人人爱读《西厢记》。书商们怎么会这样争先恐后地刊刻发行呢？

《西厢记》描写的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是《西厢记》提供了两种不朽的艺术典型，才子和佳人。正如剧中红娘所唱的：“方信道才子佳人信有之！”

才子富有才华，佳人也能诗善赋；佳人面貌娇美，才子也俊俏风流；才子必遇佳人，佳人必配才子；——这不是文学家的老生常谈，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心灵幻设，而是人们对美好的青春、幸福的爱情的向往和寄托。

最早的才子佳人，要数西汉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实在是汗流充栋。但是明清两代的戏剧，就有孙柚《琴心记》、杨柔胜《绿绮记》，陆济之《题桥记》，叶宪祖《琴心雅调》，陈贞贻《当炉记》，韩上桂《凌云记》，谵慧居士《凤求凰》，椿轩居士《凤凰琴》，朱凤森《才人福》，舒位《卓女当炉》等等。

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也写了一个晋朝的才子佳人故事，这是脍炙人口的“韩寿偷香”。才子韩寿和官僚贾充的女儿午姐，一个才华横溢，一个眉毛动人，两人互相倾心，竟然做出逾墙钻穴的事来，他们的胆大包天，真是令人咋舌。

不过，真正具有典范意义的才子佳人形象，还是到唐代才出现的。唐人的传奇小说中，如《西厢记》的原型《莺莺传》，如《步飞烟》、《李娃传》、《霍小玉传》等等，才子佳人的遇合情节已经形成一种模式，才子佳人的形象基础也已经奠定。

经过历代人民和艺术家的陶冶，才子和佳人成为了一种情趣型的理想人格，成双出现，影形不理。儒雅俊俏，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不入时俗，着就是才子。天姿貌美，才智卓异，情深绵绵，外柔内刚，这是佳人。

在明清文学界，才子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他们既继承了传统的理想人格的风叛，又被染上了时代的审美趣味的熏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鲜明而活跃的身姿。

二、风流才子

“小生姓张，名琪，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这么一段唐突冒失的“自我介绍”，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在初见到红娘时，迫不及待地说出口的，瞧他这份大胆热情，简直到了痴狂可笑的地步。

张生对崔莺莺一见钟情，为了追求美满幸福的爱情，竟把上京赴考的事抛到脑后。在这以后，张生这种近乎痴狂的行为就接二连三地出现，几乎成为他的主要行为方式。情而至于痴，痴而至于狂，这是张生形象最为明清两代才子所称道和效法的地方。

但是，对张生“银样蜡枪头”式的无能和“傻角”式的憨厚，明清的才子们却实在不敢恭维。张生对老夫人的变卦失信，崔莺莺的出尔反尔，几乎束手无策，只会三番五次地跪求红娘帮助，这未免太不争气了。

至于那种“才高难入世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的心态，和“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秀才是文章魁首”的胸襟才调，却在明清才子们的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明代中后期是才子辈出、狂人林立的时代。早在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0），就出现了桑悦、徐威、唐寅、祝允明、张灵等一批“狂简”之士。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更涌现出一大批个性鲜明的文人：徐渭之达，王艮之怪，何心隐之侠，李贽之狂，卢蚺之豪，袁宏道之放，钟惺之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的率性而行，疏狂任诞，矫奇背俗，目无礼教，鼓荡起一股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潮。这股风潮，为明清文学中的才子形象染上了光彩夺目的色调。

“唐伯虎三笑姻缘”的故事，至今仍然为人民喜闻乐道。早在明代，这个故事就已经盛传阎闾，被改编创造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传奇小说有冯梦龙《情史》卷五所引录的《泾林杂记》，话本小说有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六《唐解元一笑姻缘》，戏剧有孟称舜《花前一笑》，卓人月《花舫缘》，史磐《苏台奇遇》等等。

这个故事的配角人物众说纷纭，不过主要情节是大致相同的，大意是说：

唐伯虎才高气雄，放荡不羁。一天，他外出游玩，偶然在虎丘邂逅一位大户人家的婢女，美艳动人。这婢女跟随车骑，从唐伯虎身边经过，对他嫣然一笑。唐伯虎的魂灵被这一笑给勾走了，他情不自禁地尾随车骑，到一高门，探听知道是某某官僚的府第。唐伯虎想：“怎么才能接近这位美人呢？”他心生一计，乔装成乞丐，卖身府中做佣人，充当公子陪读。主人器重他的文才，要为他娶妻。他要求在府中的婢女里自选一位，当然就是选中了那位嫣然一笑的婢女。结婚以后，唐伯虎向夫人说明了原由，两人乘着月色，双双逃走。后来，那位官僚过访唐伯虎家，唐伯虎让夫人出来拜见，这下才真相大白。

有趣的是，在明代类似的故事不止这一桩。如《耳谈》记载的吴江人陈玄超娶秋香，《露书》记载的江阴吉道人娶秋香，《西神丛话》记载的无锡人俞见安娶美娘，等等，至于唐伯虎的风流艳遇，反而不见记载。但是时人和后人传说纷纷，都异口同声地称道唐伯虎，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唐伯虎之所以为箭垛式的人物，是以历史原型的性格特征为依据的。

据《明史》、《列朝诗集小传》等书记载，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江苏吴县人。他少年时就才气奔放，纵酒狂诞，弘治十一年（1498）举乡试第一，世称“唐解元”。后来进京会试，触犯了规矩，被免去功名，他自我解嘲说：“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

从此以后，他更加放荡不羁，诗酒自娱，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的诗名风采，照耀江南，人人仰慕。他虽然放荡不羁，却坚守节操，自诩：“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

像唐伯虎这样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在明代那种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潮中，怎能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附会传说呢？

“唐伯虎三笑姻缘”的故事，关键不在于它真实与否，而在于它典型地表现了明代才子的一种特殊的情趣和风貌。同样是追求幸福的爱情，明代才子不会满足于像张生那样，借住西厢，赠诗酬简，那未免像望梅止渴，未免太缺乏主动精神了。他们愿意主动出击，积极追求，即使采取反常背俗的手段也在所不辞，甚至以为越是反常背俗，越能显示才子特出的风貌。

唐伯虎仅仅为了追求一位一见倾心的丫鬟，就甘愿脱去举人衣巾，换上青衣小帽，屈身为童仆，想方设法，非把意中人弄到手不可。像他这样做真得有点惊世骇俗的胆量不可！这种痴狂的热情，的确是张生可望不可及的。

能够抛弃体面，逾越名教，超逸流俗，主动大胆地追求幸福，这就是唐伯虎形象的不朽魅力所在，也是明代风流才子流芳后世的原因所在！

三、痴情深化

当然，唐伯虎追求的意中人还是真有其人，亲眼所见。要是描写才子未尝与意中人见面时，那一番痴心梦想，柔情蜜意，那不是更加深挚，也更加迷人么？

明末戏剧家吴柄的《画中人》传奇，就塑造了这么一位情迷意痴的才子——扬州秀才庾启。

庾启才高八斗，誉满文林，但是常常郁郁不欢。原来他心中有一段难与人言的想头：“必得落雁沉鱼，方好配我雕龙绣虎。”这是才子对佳人的热烈的企慕。也是才子对幸福的衷心的向往。

不过，庾启还有一种奇特的看法，他觉得在人世间哪有真正的佳丽，若要神采映发，骨肉停匀，极态穷妍，纤毫无憾，除非把心中所思、梦里所想的美人图，张挂内室，顶礼膜拜，向画图频频呼唤，如痴如狂。这样整整三七二十一天，美人果然从画中飘然而下。

画中美人不可能变活，着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庾启日夜呼唤的，正巧是刺史郑志玄的女儿琼枝。琼枝被频频呼唤，中心感动，魂离肉体竟然飞到了庾启家，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吴柄这一艺术构思的过人之处，不仅仅在于“把一幅死丹青掂活了”，而且在于“呼画虽痴非蠢，情之所到真难忍。”呼唤画中美人，这当然是痴迷的举动，但却并不是愚蠢的表现，因为非如此设想描写，就不足以披露才子与众不同的痴情。这种痴情一旦产生，就像决堤的洪流，滔滔滚滚，不可阻挡！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才子痴情的一种深化：由实而虚，揭示才子内心中一段不可遏止的深情。

无论是唐伯虎还是庾启，他们梦寐以求的爱情幸福，终究都如愿以偿了。不是有的才子佳人，最后却不能不双双殉情的悲剧命运。张灵和崔莹的恋爱故事，就是其中一例。

张灵是唐寅的同时同乡人，两人意趣相投，据《明史》《列朝诗集小传》等书记载，张灵文思敏捷，词采斐然，为人佻达放纵，不合时俗。有一天，唐寅在虎丘设宴，张灵乔扮乞丐去撞席，高谈阔论，吟诗作赋，目中无人。同席的人惊讶不已，奇怪怎么一个乞丐竟有如此的才华。

后来，张灵由于太放浪形骸了，被官府革斥了秀才的名号。他不以为然，仍旧自适如狂。传说有一次张灵在豆棚下举杯自饮，有人拜访他，他理都不理，自顾喝酒，那人怒气冲冲地找唐寅评理，痛骂张灵无礼。唐寅听了，笑着说：“你这不是在讥讽我么？”在当时，张灵和唐寅并称的一位才子狂人，两人可说是难兄难弟。

张灵和崔莹的恋爱故事明清时期流传很广。清初黄周星作传奇小说《张灵崔莹合传》，乾隆间钱维乔作戏曲《乞食图》，此外还有陈元林的《乞食图》，无名氏《十美图》，汾上谁庵《图画缘》，刘清韵《鸳鸯梦》等戏曲作品。

这是一个痴迷凄艳的爱情故事。张灵和崔莹等人都放归家中，崔莹才得知张灵的死讯。她专程前往吴县，在张灵的墓前设酒祭奠，悲不成声，自缢身亡。

张、崔死后，一天夜里唐寅梦见张灵对他说“君以为我是真的死了么？死的是形骸，不死的是性灵。我既然是一世才子，死后岂能像其他人那样泯灭呢！”

《西厢记》中写张生害相思，害到颠颠倒到，疯疯魔魔，白天里“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到晚上“睡着不如翻掌，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倒枕捶床”。可是要比起张灵的以身殉情来，张生还不免稍逊一等。

对于张灵来说，爱情几乎是他的生命，爱情无法实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活在人世间无法和意中人相亲相爱，朝夕相处，那还不如索性死去，让自己的真情永远依傍着意中人。丧失躯体，获得爱情的永生，这是值得的！

这是才子痴情的又一种深化：由生而死，表现才子个性中一种舍生忘死的深情。才子对佳人的一片深情，不仅仅是一种倾倒于美貌的感情，而且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知己之情。

蒲松龄《聊斋志异•瑞云》中，记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瑞云是杭州名妓，一心一意要选择才子，托付终身。杭州才子贺生慕名前来，两人相见，怜才爱色，情意绵绵。可是，贺生家贫，无法常访青楼，他十分遗憾地对瑞云说：“我是一贫士，惟有痴情可献知己，怎能有过高的奢望呢？”

过了些日子，瑞云被一位过路的秀才和生点破美容，变得极为丑陋。贺生听说后，不仅不嫌弃她，还出钱把她赎回，娶作妻子。他真诚地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

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贺生邂逅和生。和生问起瑞云的遭遇，贺生以实相告。和生赞叹道：“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他立即略施小术，使瑞云又恢复了旧日的艳丽。

这个故事十分离奇，但却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知己之情，是不以外貌的美丑而改变的。岁寒而知松柏之常青，患难方才见痴情之深挚。

这又是才子痴情的一种深化：由表及里，表现才子人格中一种超脱形骸的深情。

四、脉脉相关之情

当我们把目光从才子转向佳人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展现一派百花盛开、争奇斗艳的春天景象。一位位美貌多才、柔情似水、哀婉动人的少女形象，犹如一朵朵艳丽夺目的奇葩，将明清文学的花园点缀得五彩缤纷。

明代末年，荑获散人的《玉娇梨》小说，描述才子苏友白和佳人白红玉、卢梦梨的爱情婚姻故事。小说中苏友白对什么是佳人，发表了一番别具一格的见解，他说：

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既有才又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

这可是代表当时人们对佳人的基本认识：作为一种理想人格，佳人应该具有“色”“才”“情”三种要素，三者缺一不可。

当然，在三者中，“脉脉相关之情”的摆在第一位的，是佳人所以为佳人的最本质的人格要素。“情”字当头，“色”、“才”都要退避三舍。

那么，什么才是“脉脉相关之情”呢？这首先是佳人对才子人品才华的倾心仰慕，和对才子体贴入微的柔情。

《玉娇梨》中的两位佳人白红玉和卢梦梨，都知书能诗，而且爱才怜才。白红玉的择婿标准是：“不论富贵，只要人物风流，才学出众。”在风闻苏友白的才貌人品以后，她并不轻陷于情，不但要亲见其人，还要亲试文墨。一旦了解苏友白，她不仅以心相托，还为他出谋划策，让他明媒求婚，揭穿了恶人张轨如的骗局。苏友白感动地称赞她是“深情慧心”。

卢梦梨也是爱才如渴，她能在苏友白患难时，慧眼识英雄，大胆地吐露炽热的情感。当听说苏友白另有一头亲事时，她并没有露出偏狭、嫉妒之情，而是真挚豁达，出银相赠，并且送给苏友白金镯和明珠，作为爱情的信物。这种善解人意的少女，不正是文人心中朝思慕想的佳人典型么？

唐人鱼玄机《赠邻女》诗说：“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确，世上最珍贵的，就是“有心”。金人元好问《摸鱼儿》词说：“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确，不能生死相许，还算不上情深意笃。

明表崇祯十一年（1638年），戏剧家孟称舜创作的《娇红记》传奇，描写了一个情深百折，凄绝感人的爱情故事。

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里，深闺女子王娇娘深深地感慨：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多少佳人借配了鸳鸯偶！“她决心大胆地追求”自求良偶“。她说:

奴家每想古来才子佳人，共谐姻眷，人生大幸，莫过于斯。若乃红颜失配，抱恨难言。所以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无学李易安之终妥匪材，至或两情既惬，虽若吴紫玉、赵素馨，身葬荒丘，情重来世，亦所不恨。

这么大胆的看法，是过去的佳人们敢想而不敢说，敢说也不敢做的。可是王娇娘却敢想、敢说，也敢做。

王娇娘所谓的“良偶”是什么样的人呢？她深情地说：“但得个同心子，死共穴，生同舍，便做连枝共冢，共冢我也心欢悦！”“同心子”，就是志同道合的人，这不仅止男女双方的相怜相爱，而且是对双方的人品、道德、感情旨趣的真正了解，是两人之间忘我的爱。

王娇娘很幸运，她的表哥，风采翩翩的秀才申纯，因为落第，来到她家。申纯和王娇娘朝暮相随，两相爱恋。这对热恋中的青年，经历了种种相互的试探和痛苦的相思，终于私自结合了。

他们的结合是违背礼法的，因为他们的相爱是不合时俗的。但是，真正的才子，真正的佳人，是不会顾忌、更不会屈从世俗的礼法的。不料平地起风波，权势赫的帅节镇为他的儿子，派人前来要逼娶王娇娘。王娇娘之父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婚事。

王娇娘誓死拒婚，抱恨成疾，卧床不起。人们为劝说王娇娘嫁给帅家、骗她说申纯已经另娶他人了。王娇娘丝毫不怀疑申纯的爱情，她说：“相从数年，申生心事我岂不知？他闻我病甚，将有他故，故以此开释我。“这是一种多么深挚的了解和信任啊！

果然，当王娇娘自尽以后，申纯悲愤地说：“我与娇娘情深义重，百劫难休。她既为我而死，我亦何容独生？”所以他也绝食身亡，相从娇娘于九泉之下。要不是为了这样的“同心子”，王娇娘怎能以身殉情呢？

全剧结尾，王、申两家，将申纯和王娇娘的尸体合葬。从此以后，他们的坟墓上常常有一对鸳鸯相向对鸣，人们把这个坟墓称作“鸳鸯冢”。

也许王娇娘心里早就明白，她要和“同心子”结为“良偶”的要求，实在是一种奢望，在现实社会中是可望不可及的。所以她从开始就抱定、以死殉情的决心：“情种来世，亦所不恨”！这种生死相许的感情，足以惊天地，动鬼神，使佳人形象千古不朽！

既然生在人世，难求佳偶，那么魂归冥间，也要苦苦追求像《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那样，到了阴间地府，还紧紧咬住一个“情”字不放，非要找到梦里的意中人柳梦梅不可，这是多么强烈的感情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写了许多花妖鬼狐，冲破阴阳界限，超越生死关隘，热情地追求真挚的爱情，这是佳人之情的引申和升华。

在明清文学中，佳人形象的这种“脉脉相关之情”，总是极深、极广、极强的，它不仅和古代的“女德”、“女诫”之类的封建教诲大唱反调，就是和以往爱情婚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五、无才不美

清代初年，烟水散人写了一部奇书，名叫《女才子书》，专述作者“近世所闻”的女才子的故事。书中，他对什么是“美人”提出了新颖的看法。他认为，“色撞语寡”者未足为“艳”；精于女红，而不读书、不吟诵者，不能称“雅”；行坐不离绣床，不会“倚栏待月”，怨春伤时者，不为有“韵”。这样的美人，“形如木偶，踽踽凉凉”，“太失风流之致”，那算不得真正的美人。

那么，真正的美人是什么样的呢？作者提出了这样的标准：“贤也，智也，韵也，斯为上也”；“胆也，识也没，是其次也”。真正的美人，应该是“胆识和贤智兼收，才色与情韵并列”。

如果说，对佳人那种“脉脉相关之情”的揄扬，还不过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那么，对佳人的才识胆智的歌颂，就更朝明地披示了明清文学的时代风貌。烟水散人之所以高标女子之“才”，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中国有一句古训，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对广大妇女的心灵造成了很深的毒害。在明代以前，人们往往认为妇女操文弄墨，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例如，唐代孟昌期的妻子孙氏，有一天突然将自己代夫创作的诗稿焚毁，说“才思非妇人事。”元代孙蕙兰善作五七言近体诗，也把自己的诗稿烧毁，说：“偶适情耳！女子当治织组紃，以致其孝礼，辞翰非所事也。”

明清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仍然象一把利剑悬在妇女的头上，明代嘉靖年间，常熟有一位女子季贞一，从小就很聪明。她父亲是一位老儒，一天让她咏烛，她么声道：“泪滴非因痛，花开岂为春。”她父亲闻言变色，把她推倒在地，愤愤地说：“非良女子也！”

的确，在世俗的观念看来，会吟诗已有伤妇德，要是吟的又是情诗，那就更要不得了。所以，在《红楼梦》中，素有大家规范的薛宝钗，虽然才华出众，博览群书，却一再劝告姐妹们，吟诗作赋不是闺中女子的正业，有工夫还是多做点女红才是。

尽管凛冽的寒风一直剥落着女子的才华，但是在明清时期，对才女的肯定和称扬，毕竟已经冲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渐渐形成风气了。明人谢肇浙在《五杂组》只首贞、节之类的妇女，成了“列女传”，这是不合适的，应该将“才智”、“文章”之女也列入传中。

明清时期的女子常常也以才自珍，以才自许。《列朝诗集小传》记载，明人项兰贞一生酷爱吟诗，临终时说：“吾于尘世，他无所恋，惟《裁云》、《浣露》小诗，得附名闺秀后足矣。”他把自己的诗歌才名，看得比人世间的一切都可宝贵，这是前所未有的观念。

钱谦益在《士女黄皆令集序》中说，当时的许多女才子，诗作功底深厚，意境广远，大有“不服丈夫胜夫人”的气概。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土壤上，产生了明清戏剧、小说中不可胜数的才女形象。佳人必为才女，无才不是佳人，这是明清文学的一个普通现象。

明末吴炳的《绿牡丹》传奇中，塑造了两位诗才超迈的佳人：沈婉娥和车静芳。沈婉娥是官僚家庭的小姐，她父亲为她召开文会，考试招婿。有两位假名士柳五柳和车尚公，滥竽充数，请人代写诗作，企图蒙混过关。结果被沈婉娥在批阅诗稿时，看出了破绽。她父亲感慨地说：“馆阁休夸有鉴裁，不如闺阁闲评第。”

车静芳的文才便是远胜乃兄车尚公，车尚公的诗作，多次请妹妹代笔。沈婉娥的父亲读了他的是诗作后，称赞道：“娇痴也只好斗花钿，怎知俊气还流纸上烟？莫欺儿女亚君贤，看他挥毫也不让文人健！”

清初小说《平山冷燕》，更是一曲才女的赞歌。小说写明朝时，天降才星，皇帝下旨搜求海内不世奇才。那天正赐宴百宫，有白燕双双翩飞，皇帝命百官当场赋诗。谁想满朝衮衮诸公，竟然相觑，去人应对。

后来，大学士山显仁献上他的女儿山黛的《白燕》诗，皇帝读了大喜，立即召见，当皇帝的面，山黛挥笔成章，撰《天子有道》新诗三章，皇帝欣喜异常，赐她“弘文才女”四字匾额，并玉尺、如意。

一时山黛名重京师，四方文士都来求诗。有的官僚不服气，上疏说山黛是徒有虚名。皇帝特命山黛在玉尺楼和翰苑名公对阵，考较诗文。山黛才压群英，赴考的举人、进士的都输给了她。

无独有偶，河都县的一位平民女子冷绛雪，也是美貌多才，和山黛正相匹敌。她被推荐为山黛的女记室，和山黛一见倾心，引为知己，皇帝读了冷绛雪的诗，赏鉴称异，赐她“女中书”的名号。

山黛和冷绛雪的遇际，可说是旷世奇遇。作者极力地笔歌墨舞，让才女占尽风光。最后，山、冷二女，分别嫁给了绝世奇才燕白颔和平如衡。虽然燕、平二生的诗才仍不是山、冷二女的对手，但他们也算是万里挑一的了。

小说作者刻意颂扬女才子，把山、冷二女描绘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简直不亚于七步成诗的曹植和斗酒百篇的李白。和她们相比，那些翰苑公卿、玉堂学士、词坛宿彦、诗社名公，通通相形见绌，丑陋不堪。

作者开宗明义，说：“富贵千年接踵来，古今能有几多才？”才远远高于富贵。又说：“道德虽然立大名，风流行乐要才情。”才又非道德能比拟。以才傲视富贵，鄙薄道德，这在当时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佳人的才还不仅仅是文学之才，也包括她们的胆识和贤智。《女才子之书》的作者赞叹道：“文士之胆，不如女子更脸；文士之心，不如女子更巧。”佳人的胆识和贤智，甚至连文人才子也自愧不如。

明代万历初年，徐渭在《雌木兰》和《女状元》两部杂剧中，采用历史题材，塑造了花木兰和黄崇嘏这两位女扮男装的奇女子形象。木兰决定代父从军时唱道：

休女身拼，缇萦命判，这都是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

黄崇嘏决定改装应举时唱道：

对菱花抹掉了红，夺荷剪穿将来绿，一帆风，端助人扫落孤鹜。词源直取瞿塘，帆文气全无脂粉俗。包袤紧牢髻麓，待归来自有金花簇。

她们自豪地把自己比作男子，甚至还不把男子放在话下。花木兰直捣敌人营，生擒敌将；黄崇嘏当庭对曲，稳胜须眉。作者极力表现她们在文事武功、精神气概上超过男子，热情地歌颂道：“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也记载了明末一位女学士颜氏的奇行异举，颜氏饱读诗书，尤其擅长八股文。她嫁给一位才子后，朝夕劝夫研读，严如师友。可是丈夫不争气，激磁赴考，都名落孙山。她感慨地说：“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视之！”

后来，她果然女扮男装，连中秋、春两试，从县令一直当到御史，衣锦还乡，荣耀非常。蒲松龄深深地感叹道：“天下冠汝冠，称丈夫者，皆愧死矣！”

但是，在古代中国，象山黛、冷绛雪这样施展才华，蒙膺殊荣的才女，毕竟是凤毛麟角；而像颜氏这样女扮男装，博取功名的奇事，更是世所罕见。更多的才女，却空有才华，枉为遗弃，只能禁锢在深闺之中，老死在蓬门之内。清代著名才女王筠的愤慨，道出了千千万万才女的心声：

闺阁沉理数十年，不能富贵不能仙。读书每羡班超志，把酒长吟李白篇。怀壮士，欲冲天，木兰、崇嘏事无缘。玉堂金马身无份，好把心情付梦诠。

在曹雪芹的红《红楼梦》中，最富才智的，不是那些须眉男子，却是一些闺阁女子。却不说王熙凤的才干，也不谈薛宝钗和林黛玉的文采，但说那位“带刺的玫瑰”贾探春，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女中豪杰。她为人的精明，处事的老练，看问题的洞若观烛，再加上知书识礼，在贾府的众千金中的确是首屈一指的。

然而，贾探春却无法摆脱庶出的命运，最终落得远嫁的结局。曹雪芹给贾探春下的判词是：“才自清高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不仅是对才女探春的悲叹的也是对所有才女的悲叹。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真实的事例，来说明才女被摧折的悲惨命运。清代雍正年间，江苏丹阳有一位少女，名叫贺双卿。她家世代务农，她却貌美对才。幸的是她嫁给了一个粗暴野蛮的砍柴人，动不动就蹂躏她，让她累死累活地干苦力活。双卿对天长叹道：“天哪！愿我双卿一身，代天下绝世佳人受无量苦，让千秋万世以后，所有的佳人，都别像我双卿这样苦命！”

双卿不堪忍受虐待，终究劳瘁而死。临死时她将自己的诗稿托付给童子龄，嘱咐他把诗稿作为殉葬之物。她有九首绝命诗，用胭脂写在手帕上。最后一首道：

妾住衡门傍彩楼，夜香吹下隔帘愁。

袖开落尽秋红句，衰草残阳梦远游。

才禀给佳人增添了多姿多彩的魅力，也给她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

文献资料：

1、《明史故事选》学苑出版社，1991年。

2、《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3、《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

4、《（1992年）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综述》，《中国文学年鉴（1993）》。

5、《明清小说的文化意蕴》，《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1999年5月4日。

6、《论明清文人传奇的理想人格范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第2辑。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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