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人类作为自然的客体的话，那么，自然就是人类这一客体的母体。其实从我们日常生活来看，我们都知道，自然，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人们从自然中汲取了无数的营养。而作为人类思想结晶的哲学，其本身就是来源于自然。可是我们纵观东西方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博大的自然给予东西方哲学却是两块不同的土壤。换一句话说，东西方哲学从自然中以不同的方式，汲取了自己所需要的养分，而这种养分又是不同的，由此在同一片土壤上长出了两棵不同的苗，我们便不再奇怪了。

那么，自然这块神奇的土壤，究竟具备了什么样的品性呢？我们可以试着这样描述：自然，一方面表现了一种清新的、和谐的愉悦之感；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而东西方哲学在经过一段时间孕育之后，便正是按着这两种方式发展下去的。

可是，东西方哲学又是怎样孕育着这一过程的呢？从东西方哲学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在孕育的时间上不一致，可是都经历了胚芽和发育期，这又是相同的，即东西方哲学在一开始都是对宇宙世界作了相同的解释。东方我国哲学的萌芽是从“泛水平土”的经验总结，即对征服自然的神话到认识自然的哲学萌芽，而后从“五性”的产生，到《易经》“象数”的推演（《易经》最基本的思想就是承认事物的对立矛盾）。其时，中国的哲学思想才算是真正产生了。从我国古代哲学认识发展图表来看，从神话中分离出哲学，从征服自然的幻想到升华为解释自然的科学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其中，在对自然的本源的探讨中就蕴含着哲学思维的可贵萌芽。

西方哲学的源泉——古希腊哲学，在其萌芽阶段，大约相当于人们习称的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他们主要注意的也是对大宇宙的自然探讨，即追问宇宙万物从哪里来的，是如何生成的，灭之后又回到哪里去了。即“本源”问题。这一时期的哲学，称之为“自然哲学”。其中以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为最高成就。

但是，当东西方哲学经历了萌芽时期对自然物质的探讨之后，他们便按着各自的规律发展了。当然，这期间微妙的转化是经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的，我所要说明的是哲学主流的不同。

西方哲学在其源泉开始后仍然坚持了对事物本源的探讨，它从自然中吸收了规律性的东西，并深入地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从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对大宇宙的探讨；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知者派对小宇宙，对人类灵魂、本性的科学研究；以及到亚里斯多德对逻辑、生物、数学等大范围的研究其自然的规律性。即便是在涉及到思维的方法上，他们也不象中国哲学家那样从“养心”到“养性”，而是对之加以科学的推论、分析。当然，发展到后来的康德、尼采、叔本华又不一样了。可是他们也未能脱出祖上给他们留下的科学分析的方法。因此有人说西方哲学的传统的核心和基础是形而上学，是很有道理的。

而东方中国的哲学，在经历了萌芽之后，一方面走向了主观主义的玄学，一方面向人的心性发展。我们知道中国的哲学在经过儒学的“天命论”之后，在主流上便开始了向人心、人性方面发展，他们从自然中吸收了“和谐”的一面，大加发挥，引导人们“修身、养性”。孟子要求人们养“浩然之气”，强调超越道德的价值，走向了神秘主义。倒是荀子强调社会对个人的控制，重视自然主义。并论述了逻辑的理论。在一方面他把儒学和“名学”作了融合，显示可科学的可贵萌芽。老子的唯心主义哲学从“太虚、气”等方面发展为“玄学”，庄周又把它引向了“消遥游”，即逃离到山中去作隐士，去“得道”去了。儒学经过董中仲书的发展，以及后期与佛、道的结合，到宋明理学，也继承了逻辑的传统，但是也没有得以发展。最终没有走出人的内心，不过是强调“内圣外王”罢了。中国哲学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建立起了“内心”的小世界。那里面有陶渊明如“世外桃源”般的“小桥、流水、人家。”其极致就是追求一种自然享乐主义生活。

所以，西方的哲学是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它直接导致了西方后来的“工业革命”；而东方的哲学则是与诗歌、文赋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就主流而言，东方的哲学吸取了自然中一些柔和的、协调的自然之美；西方哲学则吸取了自然中一些规律性的精华加以发展。其结果肯定也是迥异的。

就其哲学萌芽的地理位置来看，也是有意思的。古希腊是沿海国家，是一种海洋文明，对外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征伐，催生了他们哲学的萌芽和发展的方向；而我们的中国则是内陆国家，中央帝国对内陆争战，无非是对土地的索求，也注定了其哲学是以“农耕文化”为中心的人的内心小世界。

当然，如果我们再以自然为始源，立足于现今社会的发展来推理哲学本质的发展，那么东西方哲学的融合已是必然，因为最终它们还是要回归于自然的。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我们现今要抓住发展和融合的机遇，要分析哪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的，哪些东西是我们现存的，以现实生活的转变，找到得以融合的契点。笔者以为，就现在是来说，该到了以“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实用理性的时候了，所不同的是，与此相适应还需建立一套“科学的方法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