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标题上这句话是遇罗克在他的《出身论》中说的。全句是这样:甲:(学生)“你什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这就是“文革”时期所鼓吹的典型的封建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年在这种排山倒海强调血统逆流的波及下,神州大地血雨腥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靠批斗、暴打“反动父母”来与之划清界限的。《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的儿子老鬼就是这样。有两个地主子弟因其父亲成份的牵累,三十好几还打光棍,讨不到媳妇,满心怨怒之下残忍地把父亲杀死,还受到表扬。
建国以后,成份论已若隐若现地通行于机关学校,如果你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就休想入团入党,休想进入机关工作。虽然那时有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但执行起来“成份论”是硬道理,不打折扣;“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是软道理。在那宁“左”勿右的年代,鲜有那个单位领导人敢大胆任用成份不好的人,有那么多根红苗正的人为什么非用成份不好的人呢?某军文工团有个女报幕员,嗓音圆润,长相端庄,颇受观众欢迎。但她出身于一个反动军官家庭,沉重的家庭成份包袱,压得她抬不起头来。尽管找不到象她那样优秀的报幕员来顶替她,文工团领导考虑到她的家庭成份,也要她复员回乡。
“文革”则将成份论推向极端,简单地把人划分成“红五类”“黑五类”两种。招工、招干、参军、升学等事关人生命运前途的大事都一律把“黑五类”拒之门外。而那些最苦、最重、最脏、最累、最险的无人肯干的活都叫“黑五类”去干。
从某种意义上说,“黑五类”等同于印度种性制度中等级最低的“贱民”,使人一见就远远地躲开。“黑五类”去看病,医生首先问什么成份,得知是“黑五类”,随便给些药就是人道了,多数都不理不睬。“黑五类”外出住宿,没有旅店肯接待;上饭店吃饭也受到冷遇。
运动来时,要抓什么“份子”,“黑五类”首当其冲,斗争对象必先从“黑五类”中寻找,因为他们都有“阶级罪恶根源”。说错同样的话,成份好的是认识问题,从轻发落;“黑五类”则是立场问题,要追查反动根子。
“文革”期间曾一度出现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提法来替代“黑五类”,这种提法首先就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需要经过特别的“教育”。下乡知青中,回城、推荐上学和招工,首先考虑的都是“红五类”,最后剩下的往往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了社会边缘化的一群。
“黑五类”不敢提自己的家庭出身,遮遮掩掩。
“成份论”使千万人身心受到伤害,影响一生的命运,甚至付出血的代价。
27岁的遇罗克也是唯成份论的受害者,他父母被划成右派后,成绩优异的他两次高考都名落孙山。大学读不成就参军吧,然而,他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在旧创口上,使他更觉疼痛,更感惶惑。于是,他开始撰写《出身论》,痛陈“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危害。
遇罗克为不公平的成份写下“反动血统论”而壮烈献身,为千千万万的“黑五类”仗义执言,仅这一点就可载入史册。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常听到类似的声音:“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听他(她)的爸爸干什么的?是厅长,还是局长?奶气未干的小孩子自豪地说:“我爸爸是老总,开宝马车。”
只有工农子弟遮遮掩掩羞于出口:“我爸爸是工人(农民)。”
“出身论”还是有市场的呀!
“出身论”万岁!
2007·8·13·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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