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作为一代文豪的鲁迅先生，一生留给世人的除了那数量不多的短篇小说外，主要是大量的杂文，几十万字的大部头著作一部也没有，其实，写作大部头著作,不是鲁迅不想做或没能力做，而是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他静下心来做。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只能以“战士”的姿态出现，以杂文为武器，与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不过，这丝毫无损他作为现代新文学奠基人的光辉，反而更成就了他作为“民族魂”的伟大。根据有关资料可知，鲁迅生前计划而未完成的大部头著作有两部学术著作，三部长篇小说。

两部学术著作是《中国字体变迁史》和《中国文学史》。鲁迅先生认为，治学首先要治史，治史必须重视史识。中国文学向来无“史”，郑振铎著有《中国文学史》，但鲁迅认为“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鲁迅平生有志于写“史”，他曾著有《汗文学史纲要》（讲义）和《中国小说史略》，但他对这两部书仍不满意，这两本书可看作是他在为写“史”而做的尝试工作。据鲁迅的同学、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计划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分章是：（一）从文学到文学；（二）思无邪（《诗经》）；（三）诸子；（四）从《离骚》到《反离骚》；（五）酒、药、女、佛（六朝）；（六）廊庙和山林。其大意也向他叙述过。1934年4月9日，鲁迅在致曹聚仁信中说：“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可惜，由于时局动荡，生活紧张，鲁迅没来得及写作这两部著作就去世了。不过，可以弥补人们遗憾的是，鲁迅另有两篇重要文章，可以看作是这两部未竟之书具体而微的缩影。一篇是《门外文谈》，一篇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两篇文章比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更能表达他的理论，体现他的“治学首先治史”的观点。

鲁迅首先计划创作的一部长篇是历史小说《杨贵妃》（一说是剧作，可能开始是构思剧作，后来又改为写历史小说）。他创作《杨贵妃》的动机是基于对唐代以来描写杨贵妃的文艺作品的思考。鲁迅认为，从白居易创作七言长诗《长恨歌》，一直到清代洪晟的剧本《长生殿》，都是文人学士、墨人骚客在不胜伤情地为玄宗“树碑立传”，让杨贵妃作替罪羊，承担了祸国之罪，还让玄宗在“老日”时于“天国”同贵妃的骨魂“团圆”。鲁迅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在“撒谎”，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他说：“我一向不相信大唐走向末路是由贵妃造成的”，“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的男性作者是一钱不值的。据孙伏园、许寿裳回忆，为创作《杨贵妃》，鲁迅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性格，对成为唐代的背景的地理、人体宫室、饮食乐器等统作过详细的考证和研究。鲁迅先生将《杨贵妃》的提纲和大体情节都设计好了。这部书计划写三幕，每幕用一个词牌名，第三幕是“雨霖铃”。作者还解释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谈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这部小说以玄宗被刺开头，刀光剑影，然后倒叙，结尾不让玄宗在病中的“天国”与贵妃“团圆”，而是令这位风流天子大得“疯流”，不死不活受罪。小说腹稿打成后，迟迟未动笔，主要是鲁迅还想去一躺古长安，体味一下大唐的风光，为创作再积累点素材。1924年夏，鲁迅与孙伏园一行，借到陕讲学，到了古长安——“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的计划完全打破了”，后来一直未写出一个字来。《杨贵妃》的流产，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鲁迅计划创作的第二部长篇是关于中国工农红军战斗生活的小说，即类似苏联《铁流》那样的小说，其动机是由与红军将领陈赓的会面引起的。1932年夏天，陈赓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斗中负伤，后来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治病。陈赓在上海治病期间，对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讲了不少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英勇斗争的故事。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朱镜我，把陈赓讲的事迹整理成材料，后来又送给鲁迅看。鲁迅看了很高兴，几次对冯雪峰讲，欲邀陈赓去他家谈谈。当时鲁迅住上海北四川路，陈赓就由冯雪峰陪同一起到了鲁迅家里，鲁迅和许广平准备了酒菜，热情地接待了这位特殊的客人。两人整整谈了一下午，话题由苏区的人民生活、文化建设到土地改革等等。鲁迅听到那些阿q式的农民翻身解放，很是兴奋，听到如何打土豪劣绅，农民怎样支援红军，倍觉新鲜。陈赓说到兴奋处，还顺手给鲁迅画了一张根据地地图。这张地图一直被鲁迅珍藏着。（据楼适夷回忆，鲁迅可能是两次会见陈赓，因为第二次是冯雪峰通知他陪陈赓去见鲁迅的。他发现二人根本不需人介绍就谈开了，说明他们见过面，且这张草图是他这次在场看到陈赓画的。他认为时间长了，冯雪峰和陈赓都记不清楚了，但陈赓也提到鲁迅再约相见的事。）鲁迅为写这么一部反映中央苏区工农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积极搜集材料，自己也觉得是一项非常光荣而重要的任务，极愿写出来。但经再三考虑，仍不敢动笔，因为他没有根据地战斗生活的经验，怕写不好，甚至歪曲，因而终未能如愿。

鲁迅还计划创作一部反映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发展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大约三十年、或四十年，即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鲁迅想通过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过程来反映中国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也是有原因的。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曾十分沉痛地写道：“不是年轻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这里“三十年”指的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到1928年这一段时期，涉及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等重大历史事件。鲁迅还说过，“以后年轻的一代，恐怕就不易熟悉这些了”。鲁迅的话，是对他的写作动机的最好注脚。写中国知识分子，对鲁迅来说是轻车熟路，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主要以写杂文参加社会斗争，但和友人闲谈时，也表示过有意重提小说创作的笔的意思。他还说过，写《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都是为重写小说作准备的。只可惜，身处黑暗社会的鲁迅，悲愤常常袭着他的心，使这位伟大的作家“不能沉静下来”完成他的生命中的“大部头”著作，给世人留下了永远的不可弥补的遗憾。

(原载广州华南师大出版《语文月刊》2005年第4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