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梁公案
梁漱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一位身份特殊、作用亦特殊的老朋友!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有过多次不广为人知的重要交往。1918年在北京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家的相遇;1938年初,梁漱溟一赴延安与毛彻夜长谈;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与毛等十名中共领袖坦率讲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进京后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曾多次找他长谈……
杨怀中家的相遇
杨怀中,湖南人,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应蔡元培之聘,也在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梁当年才20多岁,与杨年龄相差甚大,都是哲学系同事,竟成为忘年之交。因杨是长者,梁便主动登门,常到豆腐池胡同杨家拜访。
梁漱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彼此相互点头,并不交谈。虽然杨先生曾告诉过梁毛的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
当梁第一次赴延安与毛见面时,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到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梁漱溟吃惊地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
在延安梁毛彻夜长谈
“七七”事变,在山东搞了7年乡村建设工作的梁漱溟再也搞不下去了,关闭了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南京,成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为抗战出力。眼看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梁对此大失所望。梁想,国民党太令人失望了,共[chan*]党又如何呢?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便产生去延安见毛泽东的念头。梁是国民参政员,把这个愿望向蒋介石提出,蒋爽快的便同意了。中共方面也表示欢迎,梁便起程北上。
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晚上办公,谈话也安排在晚上。头一天谈话从下午6时至次日凌晨。地点在延安城内一间瓦房里。时值严冬,但瓦房内很暖和。毛告诉梁,在屋外地下烧火,所以地面和墙都发热。
谈话的主题是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个人心中十分悲观,中国前途如何?中国会亡吗?梁表示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的。毛泽东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说的大体都是事实,我的看法,中国不会亡,最终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于是毛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就是不久完卷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谈至后半夜,毛请梁休息,明晚再谈。梁把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说明晚谈话就从这本书开始。
第二天谈话也是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谈了一个通宵。这次谈话内容是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梁和毛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说:“大作拜读了,看得不细,主要三点都看了。”毛分析梁的书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主张是走改良主义道路,不是革命的路。毛说,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怎样才能彻底?毛特别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而梁最反对的就是这一点。
梁当即侃侃而谈,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对立鲜明,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这是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
梁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来解决阶级矛盾。所谓“伦理本位”,就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所谓“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没有错。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动西。”
梁漱溟却不以为然,断然地说:“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的共同性,即一般性;但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我们的分歧,正在于此。”
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48年后的1986年,毛泽东已经辞世10年,年已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时而踱步,时而坐下,时而在床上躺下,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畅,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10余年后,梁、毛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他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这一事实,接连写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两篇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
二赴延安,陈述政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8年过去了,多么不寻常的8年,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如同8年前毛泽东所说,现在再去延安看看,兴许会很有意思。
梁漱溟赴延安主意已定,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
此次赴延安,梁漱明的身份不同了,虽然还是一个人,不代表任何人。1938年赴延安是社会贤达,无党无派的身份;现时却是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又是民盟总部的常务委员、秘书长。
到了延安一见到毛泽东,梁漱溟即提出请毛找10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对当前中国的政见。毛当即同意了。
会谈是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有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梁漱溟颇为激动,兴冲冲就讲开了。
他讲了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也顺利召开。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两个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不见有人提出疑问,更无人反对。包括我所在的民盟诸同仁,多数人是多年来一直盼望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思想和主张的。
他又怀疑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不利于中国长期经济建设。但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独立、富强,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他又说不上来。他的希望,他的理想,在重庆无人听,无人感兴趣,他也不想说,所以来延安,求教于中共领导人。
毛泽东等10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发言。发言中除了任弼时插了几句话外,其他领导人都没有插话。
梁漱溟没有想到,就在他离开延安返回重庆不久,全面内战爆发了。
中南海上的座上客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来到北京。其时,毛、周都在莫斯科。3月10日,毛、周飞回北京,统战部把梁安排在民主人士的头一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
12日下午5时,毛派汽车接梁进了中南海颐年堂的院门,毛已在院里迎梁了。同在的还有林伯渠。
在会客室里落坐后,毛即询问梁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得天下易,治天下难,也算是中国的古训吧。”毛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难,得天下也不易呵!梁先生这次到北京,可以参加政府工作了吧?”
毛提出工作的问题,却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梁当时的真实思想。梁认为,新中国刚成立,能不能稳定统一下去?他有怀疑。梁想到过去自己是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的人。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出来为国事奔走,一旦自己参加了新政府,便失去了为各方说话的身份。这就是梁当时的真实思想,却又不便说出。因此,梁犹疑片刻,才说:“主[xi],象我这样的人,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梁的答复,显然出乎毛的意外,脸上便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并未形成僵局。
晚饭以后,谈话继续。毛建议梁到山东、河南去看看,那两省是梁过去搞乡村建设的示范区。然后再到东北老解放区去看看,比较比较。梁接受了毛的安排。
1950年4—9月,梁先后参观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和农村。9月中旬返回北京。
9月23日晚,毛派车接梁来谈话。梁一进门,毛就让人上菜吃饭,梁说吃过了,请毛先吃。毛和江青边吃饭边说话,不避梁漱溟。毛问江青,要求去南方土改的事怎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劝阻她不要下去。毛大声说,就看你决心多大了,有志者事竟成,别人是挡不住的。
晚饭后,毛就问梁考察的情况,梁作了汇报。末了,毛又建议梁再到广东看看,收获会更大。梁面有难色,说出外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南方之行也就作罢。之后,梁才省悟,毛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去的。
1951年春,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之举,梁便主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那个团有20多人,章乃器任团长,5月上旬抵四川,8月末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梁返京后第4天,毛就约梁谈话,派车接到中南海,仍在颐年堂。饭后毛问,对土改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便说:“土改深得民心,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而一块跳河自杀。应该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都不好。”毛笑着说:“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难以控制。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执行好政策,就出不了大偏差。”梁又说:“四川是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如今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外。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局面,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如解决袍哥问题,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他们自然就慢慢散开了,这桩事办得稳妥。”毛大声插话说:“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以上是1953年9月之前毛与梁交往中较为重要的几次,大体上每一、二个月就有一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正由于梁与毛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就梁一方来说,才在1953年9月遭到毛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他完全忘了这时的毛泽东是一国的元首,是万乘之尊,还象对待老朋友争论般拍案而起,做出犯颜之举。
毛梁公案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一共10天。
9月8日,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xi](主[xi]为毛泽东)的周恩来,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日上午分小组讨论;下午,大会发言,周恩来请梁漱溟第二天大会发言,梁同意了。
梁一贯做事认真,回家便思索准备发言内容,他想,既然是领导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发言,就应该说些对领导党有贡献的话。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连夜作了发言准备。但在10日大会发言踊跃,只得在11日下午发言。他说:
“……我想着重点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城市,农民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城里工人生活提高得快,乡村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中共领导党,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这篇发言,是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导火线。
第二天,即9月12日,政协常委会参与者列席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毛泽东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chan*]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说这番话,并没有点出梁的名字。如果梁不站出来辩委屈,争是非,也许事态到此为止,不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剑拔弩张不可收拾的地步。无奈梁是个不甘蒙屈之人,他听完毛这番话,甚感意外,心里很不服气。就提笔给毛写信,信未写完,就散会了。
装满一肚子气的梁漱溟回到家中,继续写信。信中写道:“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你说得不对,我没有这个意思,请你收回这句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
9月13日上午,在会场上梁把信当面交给毛,毛约他当晚在怀仁堂看京剧晚会前20分钟的空闲时间谈话。这20分钟,连复述梁的发言内容都不够,梁匆匆忙忙说完便要求毛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则坚持说他是反对总路线,只是不承认而已。梁十分失望,但态度强硬,言语间与毛频频冲突,结果是不欢而散。
14、15日继续开会。15日梁要求发言,会议主[xi]允许他次日讲话。
16日,梁登台发言,除了复述9日、11日的发言内容外,反复强调自己不反对总路线,而是拥护总路线的。
这天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9月17日,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联系历史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一贯反动。毛泽东时不时的插上几句份量很重的话,主要有:
“你(指梁)虽不用刀杀人,却用笔杀人!”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不撤销你的政协委员,下一届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
“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然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
那位领导人发言完毕,梁要求当场发言作答,会议主[xi]嘱他作些准备,第二天再讲。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这天出席人数大增,多数是临时列席的。论到梁漱溟发言了,他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毛主[xi]的口气也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论据尚不充足,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发言才刚开了个头,便有人打断他,不许他说下去。而梁漱溟正迫不及待的要往下说清楚自己不是反对总路线的。他便离开讲稿,面向主[xi]台,争取发言权。他激动地说:“昨天各位说了我这么多,今天不给我时间说话是不公平的。我希望领导党考验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也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xi]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xi]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xi]的雅量。”
毛回敬他说:“在你看来,点头承认你正确,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你是正确的,就叫做没有‘雅量’。这样的‘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紧接着说:“主[xi]有这个雅量,我更加敬重您;若您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梁说当不当政协委员无关重要。毛生气地说,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会事了。梁毫不气馁地说,当不当政协委员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谈。我现在就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诫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说,批评有两条,一条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你,只能是批评,不适用自我批评。梁针锋相对地说,我是说,主[xi]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大会中你一句,我一句,和毛泽东顶撞,是前所未有之事,会开不下去了。不少到会者怒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梁漱溟滚下台来,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梁漱溟终于被轰下了台,一场“舌战”才宣告结束。
经过这一次的冲突,梁漱溟“闭门思过”,连国宴都不出席。统战部也没有给他什么处理。或者他在“闭门思过”中认识到“祸从口出”的严重性,在以后的“大鸣大放”中他便一言不发,没有捞到一顶“右派”帽子,总算是有了长进。
纵观公案的全过程,考虑到建国初期毛的地位与威信,梁的顶撞会产生的不良影响,我们似乎又感到毛泽东颇有雅量,因为毛明确地说梁是思想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而且还给了他10分钟的发言权。
笔者近日看到一篇评毛梁公案的文章,跳脱前人从个人的道德、个人的胸怀来研究问题的套路,很有新意,特摘其精彩论述为本文结尾。
(汪强论述)我主张从制度的层面看待这一公案。请注意,梁的身份是政协委员,而政协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对执政者进行监督。可从此段公案看,监督者能不能发言、能发言多长时间,以至于还能不能继续保留监督权(当政协委员),全在被监督者的嘴里。在这样的制度下,监督者到底能有多大作为?被监督者到底能受多少制约?因此,我们需要着重探讨的应该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才能保证监督者真正有充分的监督权,你豁达大度也好,你心胸狭窄也好,我都可以说话,即使话过格了,你很不愿意听,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
一个监督者出于真诚,在会议上公开讲了几句话,可被监督者觉得不中听,监督者因此就只好保持沉默,且一沉默就是几十年——毛梁公案确实值得反思。
2007·8·6·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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