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毫无疑问，当然是中华的国粹之一。唐代以诗取士，产生了诸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等一流诗人，他们也各自博得雅号如诗仙，诗圣，诗魔，诗鬼等，其作品为后人所学。宋代苏轼以诗为词，一洗花间派之绮靡艳情，境界开阔，至柳永则又一大变，不再将词作为文人雅士吟风咏月的寄兴之作，而是抒写自己真实感触，所以有“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之盛况。至于后代，宋诗虽以理趣取胜，也算言之有物，至清代中期，有黄景仁独写伤怀，袁枚郑板桥忧时伤世，龚自珍我写我诗，诗已成为一种真正写心之文体，非独前人仗以显才的手段，至近代黄遵宪更是继承杜甫忧国忧民之心，以诗写史，诗与时事终于不可分割。词相对来说，境界较窄，但也有清初纳兰性德，句句出心，一片纯情，其作品不为传世而世共传。

诗词作为韵文之二，当然有形式上的要求。就是要押韵，并符合平仄格律，然后在此其础上评定作品优劣。诗韵为《平水韵》，词韵为《词林正韵》。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写诗写词当然要遵守这些约定。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字的发音更是如此，如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诗用普通话读来并不押韵。再如杜甫《三绝句》其中一首：“门外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以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在普通话中也不押韵。也就是说，你如果再用古韵写诗，写出来的诗现代人读来并不押韵，那样的作品作为韵文还有什么意义，难道就因为老祖宗那样就应该那样，要如此说来，我们的汽车电脑似乎也需淘汰了，换上马车算盘了。也有人说，写时可以专门用与普通话相通的韵字，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确实，但那样做与用新韵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也有些人打着古韵的牌子，写些新古混用的文字，也有人用平水写词，说作品合韵。时代在进步，我们也要作适当的调整，与时俱进，就如戏曲现在的唱词全用普通话，没人用古音，就如我们要与世界接轨，是我们学英语，而不是让其他国家的人学汉语。如果非要复古的话，为何不用文言文而用白话？

再说新韵。虽然古华新韵府号称新韵，其实是简化的古韵，也保留入声，要用它还不如用古韵，不必用西装套在马褂外穿。我说的新韵是2005年5月由中华诗词学会颁发使用的《中华新韵（十四韵）》，它在“倡今知古，双轨并行；今不妨古，宽不碍严”的原则下制定，以普通话为基准，易写易读，省去记忆韵书之累，也省去读者诵读不通之累，诗词是韵文，读来得朗朗上口，如果写来只是为了让人看看，那诗词与散文杂文还有什么区别？写作时苦苦思索韵字还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最初是学古韵出身，并以古韵写作的。虽然我力求合乎韵书，但偶尔有个别字的平仄搞错，韵字就那几个，我是按韵书选用的，当然不会错，但诗词中个别字出律也是不行的。在编辑看来，一是我的格律还不过关，二就可能是创作态度的不认真了。我写就一篇诗词总得几天，枉费我一番努力，自新韵推出后，我将旧作稍加修改，使其合乎新韵，并从此开始新韵写作，坚持至今。其实用新韵也好，古韵也罢，只是个人爱好习惯，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合乎格律，也不必区分优劣，只是新韵以普通话为准，更适于读者群罢了。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韵和平仄是格律的基础，而格律也不过是诗词的形式。对于形式，我个人的看法是符合即可，不必在上面多做文章。任何一种文体，只是作者意思的载体，文章好不好也与形式无关。所以我坚持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的原则，力求有思想，有哲理，有感情，而不在形式上多作停留。如果你真懂诗的话，你会同意诗在言外的说法，诗意是你在品味诗句时了然于心的，诗句只不过是诗的皮肤而已，当然，格律就是它的衣服了。

于07年08月05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