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中国民众的生存环境之恶劣，首要的倒不在于物质，而是精神。

就生者而言，弹丸之地，蝇头之利，些许成见，即“以已所长，相轻所短”，岂不悲乎？不过对于死者来说，这些当然不足为虑，所以今天我们不说生，单言死。

死与生相对，死是生的延伸，生是死的源头。

关于死的说法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社会付予死的价值取向；“死得其所”、“舍生取义”是“以死铭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固守信念的凛然大义；“死不足惜”、“死有余辜”是死后的批判；“生是苦”，故以哭表示无奈，死是解脱，可以魂归极乐。

然而，生死有命，法乎自然。重要的是我们该侧重于宣扬死还是关注生？

中国大抵有死重于生的传统。一个人在生前多是不会引人注目的。唯有一死才可能由此荣光一阵子。而这死最好要与众不同，死得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吻合时代的某种现象，有教化或警示作用，也就是要具有较好的新闻价值，能切中时弊，能倡扬时代发展的主旋律。

常见诸于报端、电视等媒体的死后英雄，有抗洪的，有救火的，有见义勇为的；有公安干警，也有乡村教师，他们大多于生前默默无闻，不曾有过什么报道或关注，可一死就不同了，徒然间关于他们的许多光辉事迹也就如雨后春笋般滋长了出来。我们姑且不去怀疑这些事迹是否参有水份，但我知道死人是不会与你计较的。即便你姿意修饰，尽情美化，那些死后的英雄自是不会站出来说，我没有这么伟大！至于生者又有谁会去和一个死人争荣誉呢？但倘若大家都活着，因有着“存在就是威胁”的言论，那是谁也不愿意轻易去褒扬他人，而贬低自己的。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许多死后的英雄于生前的环境都极为惨淡，那么，于他们生前，我们的关注何在呢？难道我们真是要为其营造苦难的场所，而成就其死后的英名吗？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一种精神向导？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义凛然？是“忠孝不能两全”的舍小家为大家？还是“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忍者大智？

雷锋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平民精神本当歌颂；焦裕禄于兰考县率领民众与自然抗争，与贫困抗争，其勤俭挚朴的公仆精神自当垂范。然而，我们固然要悼念死的价值，褒扬死的精神，但我们更应张扬生的价值，赞美生的意义。我们不能只重其死的结果的意义，而忽略其生的过程关注。毕竟“死”已是过去时，而“生”才是将来时，才是一个民族未来的希望。

那种“在生不孝，死后关照”，“关照”的就仅仅是一种排场，一种形式。我们不反对英雄主义，但英雄主义更多的体现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代。和平时期更需要的是那种从小家做起，进而兼济天下的鲜活的生命个体。要不然，生的世界岂不始终笼罩上了一层死的灰色的阴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