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真事(老苞米讲的故事几乎没有不是真事),是听一个名叫刘其昌的朋友讲的。
说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我所在省的某市,有个大型国有企业,是生产农机产品的,比如联合收割机之类的机器。
这个厂有个科室,是技术部门。科长姓什么,我忘了,姑且让随老夫的姓,暂时就让他姓“苞”吧。
苞科长是个“文革”前的大学生,人非常正派,技术过硬,是厂里的栋梁。
苞科长当年“三十六”岁,瘦瘦的,戴一副眼镜,模样很像若干年后深圳一个名叫张方的青年诗人。
苞科长家在农村,老婆是农村妇女,还有两三个孩子。苞科长住在厂里的独身宿舍,节衣缩食,剩下钱和粮票都寄给在农村的老婆和孩子。这样一来,苞科长的日子过得很苦,为了省钱,到职工食堂吃饭时,人们总能看见他每顿只买两块苞米面发糕和一小碟咸菜。苞科长穿的也不好,终日总是那件蓝涤卡上衣,领子和臂弯处已经磨得发亮了。
科里有个女描图员,我们姑且叫她小赵。小赵三十出头,丈夫是厂里的电工,两个人没有房子,结婚后一直住在厂里的“母子间”里。什么是“母子间”,听老夫给大家解释解释。当年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是福利分房,房子非常紧张,有些人往往是工作了几十年,最后才能分到一处住房。僧多粥少,许多人没房子,聪明的企业领导便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一些独身宿舍一分为二,用纤维板隔开,名义上是照顾两地生活且没有住房的女职工和孩子,因此称之为“母子间”。名字叫“母子间”,但大多数住的不是母子,而是夫妻。
小赵和丈夫结婚后,几经申请,终于得到了一个“母子间”。幸好小赵还没有孩子,夫妻两个人住在半间宿舍里,倒也不算太紧巴。
据刘其昌讲,那个小赵人长得不算漂亮,按民间的说法,也就是一般人吧。小赵这女人心眼好,见自己的科长生活很俭朴,粮食不够吃,就经常偷偷地送给苞科长一些粮票。为什么偷偷地给呢,她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怕被人看见,说她打科长的溜须。就这样,隔个一段时间,苞科长就能从小赵那儿得到五六斤粮票。
当时粮食紧张,黑市有倒卖粮票的,两角钱一斤,倒是不算贵,但是没有人敢去买,因为那是违反国家政策的。自觉遵守国家政策,普通的老百姓都有这个觉悟,更不用说身为领导干部的苞科长了。
有人问了,那年代,粮食实行定量,小赵为什么有多余的粮票接济别人呢。各位有所不知,那时节,体力劳动者的粮食定量每个月要比脑力劳动者多五斤,是以工种粮票是形式往下发的。相对而言,小赵的丈夫是电工,属于体力劳动者,享受工种粮票的待遇,因此小赵家每个月要比科里的其他多几斤粮……
大概是一九七八年吧,或者是一九七九年,苞科长时来运转。从上边下来一个指标,要组织一批技术人员去加拿大考察,厂里就把这个出国的机会给了苞科长。那时出国可是一件惊天动地了不得的大事,连厂长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谁都知道,那时出国一切都是公费,等于是发了一笔大财。厂里拨款给苞科长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并准备了其他一些用品。
厂里的人听说了苞科长要出国的消息,都特别羡慕,一时间苞科长成了厂里议论焦点。
苞科长当然非常高兴,每天都处于亢奋状态。这事搁在谁的身上,谁都得兴奋。尤其像苞科长这样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人来说,到他这辈子能出国,只能说是他们苞家的祖坟冒青气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能出国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国家领导人,二是援外工人。援外工人一般都是去非洲修铁路,比如什么坦桑尼亚、赞比亚之类的小国。
在去加拿大之前,苞科长还得去北京集中培训半个月。眼看去北京的时间临近了,厂里举办了欢送宴会。在苞科长临去北京的前一天,他所在的科的科员们凑钱,在一家饭店里摆了一桌,给科长饯行。在酒桌上,科员们都说了许多祝贺的话,弄得苞科长晕晕糊糊的。由于高兴,苞科长多喝了几杯。
从饭店出来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因为苞科长住在厂里的男独身宿舍,小赵住在厂区的“母子间”,两人正好顺路,便一起乘公共汽车往厂里赶。
一路上,苞科长对小赵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这些话的内容,无非是感谢小赵给予自己的粮票。这些话平时不好意思启齿,现在喝了酒的苞科长终于说出来了。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没有“涌泉”,说几句感谢的话总是应该的。
小赵轻描淡写地说:科长你真有意思,不就是一点儿粮票吗!
就这样,两人下了公共汽车,朝厂区宿舍走去。
在路过小赵住的那栋楼时,两个人该分手了。小赵客气地对苞科长说:不上去坐坐啦?
若是平时,苞科长很可能敷衍地说一句“下次吧”,这样以后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
可这次,苞科长竟鬼使神差地迟疑了一下。
就是这一下迟疑,铸成了大错。
本来就是想客气一下的小赵,发现了苞科长的迟疑,便说:噢,我忘了,科长明天一早还得去北京呢!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其实就是让苞科长回自己的宿舍去。
如果苞科长在这时候顺坡下驴,挥挥手说声再见,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
可是喝了酒的苞科长偏偏在这时候说了句:我回去也没什么事,那就上去坐坐吧!咱们在一个科好几年了,我这个当科长的一次也没到你的家看过呢。
就这样,小赵引导苞科长上了楼。
小赵的“母子间”在四楼,原来她的“隔壁(纤维板)”住着一个军官的妻子。前些日子这个邻居去外地探亲去了。现在,所谓的“母子间”其实就住着小赵和她的丈夫。
小赵取出钥匙,打开门,苞科长进了小赵的“母子间”。
小赵坐在板床上,让苞科长坐在床头一侧唯一的一把椅子上。
其实,苞科长没有什么话要对小赵讲的,实在是因为回到宿舍没什么事可做,他来小赵这里来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或许是因为老婆孩子在乡下,一个人住在宿舍里太寂寞了,很喜欢家的感觉,因此苞科长多坐了一会儿。
据朋友刘其昌讲,这个苞科长为人口碑极好,作风正派,从来不与女同事开玩笑,即使他真的对小赵有什么非分之想,这事传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
苞科长就这么干坐着,有一搭无一搭地同小赵说着闲话。
正巧小赵的丈夫这天上夜班,得到半夜十二点以后才能回来。
尴尬人偏遇尴尬事。
这天晚上,小赵的丈夫不知是为什么,离下班还有三个多小时,他竟然鬼使神差(可能是天意)地从车间里溜了回来。这家伙长得五大三粗,有一身蛮力气。我们姑且叫他大刘。
大刘上了四楼,穿过堆满杂物的走廊,来到自家门前,用手敲了敲门——咚咚咚……
咚咚咚……敲门声突然响起,让在“母子间”里的苞科长和小赵猛然一惊,两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慌乱。
在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作为叙述者的刘其昌以及作为复述者的我来说,都先入为主地加进了若干主观色彩,这就是我们故事里的两个主人公都是正派的人,他们之间是清白的,无辜的,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纯属偶然。人所共知,任何的一种转达和复述,都会使信息丢失一些信号,与事情的本原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差距。没办法,人类在信息交流方面有许多局限性,本来一件普通平常的事,由于传播渠道的不同,加之环境因素的影响,肯定与原来大不相同的。好在我们是讲闲话,诸位就不必较真了。
到现在,我也很难说,苞科长与小赵独处,两个人的关系能否像其昌所讲的那样单纯,至于苞科长是否真的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那只有天知道了。
听到那熟悉的敲门声,小赵已经知道是丈夫回来了,情急之下,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鬼使神差地让苞科长躲到隔壁的邻居家。
说明一下,小赵和那个丈夫是军官的邻居两家的关系非常好,彼此是没有戒备的,那个邻居走时连门也没锁。只须一推,就可以进去了。那所谓的门,也是纤维板做的,没有牢固可言,它的存在只是为了遮蔽一下双方的视线,或是像两国的边境的界碑一样。
此时的苞科长完全是六神无主,一切只听小赵的摆布,顺从地躲进了小赵的邻居家。
有些事情,到了紧要关头,是很难做得完美的。小赵把苞科长推进了邻居家,按理说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但仍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让苞科长在里面躲一会儿,待大刘进来时,略施小计把他支出去,然后让苞科长趁机逃脱。
就在这时,小赵画蛇添足,办了一件蠢事。她让苞科长蜷伏在邻居家的墙角,见床上有一块塑料布,就顺手盖在了苞科长的身上。
咚咚咚……咚咚咚,敲门声越来越急促了。
安顿完了一切,小赵这才装模作样地问了一声“谁”。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的大刘在门外应了一声:是我!
小赵把门打开了。
大刘有些不满地说了妻子一句,意思是为什么不马上开门。
小赵谎称有些头疼,说睡着了没听见。
小赵心生一计,让大刘去卫生所给她开点儿止痛片。小赵算了一下,大刘去卫生所,来回再快也得十多分钟。这样苞科长就可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了。
没想到,大刘从工作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说正好我这儿还有几片。
见计划落空了,小赵开始责备丈夫,说他不该脱岗,如果让领导知道了,又得写检查了。大刘说,我和老周一个班,这家伙刚来,有点儿不好意思,就让我早回来一会儿。
两人这样说着话,其实也没有多大工夫,可是隔壁蹲在塑料布下面的苞科长的腿已经酸了,于是他换了个姿势,没想到他这一动不打紧,身上的塑料布发出了悉悉娑娑的声响。
就是这声响引起了大刘的警觉,问小赵:那屋回来人了?
小赵急忙遮掩:啥回来人了?是老鼠吧!
大刘说:不像是老鼠,好像是人,是不是小偷进来了?人家临走时让咱们帮着看家,丢了东西人家回来怎么交代啊。
小赵急忙上前阻拦:瞎说啥呀,哪有什么小偷啊!
妻子的阻拦,让大刘生了疑心,他把小赵拨拉开,推开了邻居的门,拉开灯,一下子就发现了躲在塑料布底下的苞科长。
大刘拎着苞科长的衣领,怒不可遏地问小赵是怎么回事。
苞科长面色如土,浑身瑟瑟发抖。
小赵满脸通红,慌乱不堪。
在大刘的逼问下,小赵和苞科长吞吞吐吐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不管两个人如何赌咒发誓,大刘就是不相信。
被逼无奈,小赵双膝一屈,给丈夫跪下了,含泪说她和苞科长真的没有什么。
尽管大刘被妻子的泪水打动了,但还是半信半疑。大刘问:你们没什么,那为什么躲起来啊?
到这时,小赵和苞科长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是啊,如果大刘进门时,两个人大大方方地不躲不藏,不用说是大刘,就是任何人也不会往别处想的。同志之间走动走动,实属正常,况且作为科长的老苞关怀一下下属,有什么啊?若是心里没鬼,你藏什么啊!
大刘仔细查验了一下属于自己的那半间“母子间”,并没发现什么异常,心中的火气消了许多。大刘答应这件事他可以不再追究,但是有一个条件,这是需要苞科长写份事实经过的材料。鬼知道这家伙怎么会冒出这个怪念头的,也不知道他要这材料要干什么。
苞科长一听说是写材料,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知识分子想法比较多,他联想到许多可能——
自己如果写了这份材料,就会有把柄被这家伙攥在手里,日后说不定会有什么麻烦的。大刘会不会拿这份材料讹诈自己,会不会把这份材料交给厂领导,会不会……苞科长经过认真考虑,觉得这份材料无论如何也不能写。
一个要材料,一个就是不写,两个人在隔壁的邻居家,开始了无休止的拉锯战,像两国谈判一样,一直持续到天色放明。
这时的苞科长已经是心力交瘁,焦躁不安。因为再过几小时,厂里送他上火车站的小轿车就要来了。
苞科长采取了缓兵之计,与大刘商量,说自己从加拿大回来后,一定写份材料交给大刘。这种小伎俩是糊弄不了大刘的,苞科长的商量无疑是与虎谋皮。
这时,大刘的膀胱里胀得厉害,便出去撒了泡尿。
就是在这一刻,苞科长踏上小赵邻居家的床,推开窗子纵身一跳——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幸亏二楼有扇窗子是开着的,从四楼跳下的苞科长,正巧被这扇窗子拦了一下,造成了一个缓冲,使他保住了一条性命。也正是因为这扇窗子,让苞科长成为终身残疾的人……
苞科长进了医院抢救,加拿大自然是去不成了,厂领导想另派人也来不及了,因为北京方面对新的人选要进行一系列的审查,这就得需要些时日,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能是眼睁睁地瞎掉了……
苞科长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是骨盆碎裂,下半身已经不能动了,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高位截瘫。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苞科长那个在农村的老婆把他接回去了,后半生的日子只能是在家里度过了。
这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许多人都为苞科长感到惋惜。
其实,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苞科长不是由于一念之差,跟着小赵上了楼;即使上了楼也无妨,假如苞科长在大刘回来时能泰然处之,落落大方;假如苞科长在大刘的逼迫下写了那个所谓的材料……也许后来的一切都可避免,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假如”。
古人说:每临大事有静气。这的确是至理名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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