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人的学术研究风气颇浓，这原本是好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可笑的是，一些学者专家居然连小说中虚构的人和事也不厌其烦地大加考究。例如《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就有人考证历史上某地实有其人，只是武大郎与同胞兄弟武二郎一样身长八尺仪表堂堂，并非像小说中描写的那般短矮猥锁，潘金莲的确有花容月貌，但非小说所言风流淫荡，而是大家闺秀。每每读到这类学术文章，笔者禁不住哑然失笑，文学作品终究是文学作品，怎么能当历史研究呢？窃笑之余，笔者似乎从中悟出一点奥妙，即但凡这类研究，往往因其标新立异而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作俑者甚至能因之名利双收。正因为学术界有人深谙此道，近年我国类似轰动性的研究成果不时公之于媒体，其中最瞩目的当数关于蔡伦的两大争论了。

笔者发现，我们引以为豪的古代四大发明，未知何故，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均未载入史册，唯造纸术发明家蔡伦于正史立传——《西汉书．蔡伦传》里有专门章节记载了蔡伦的生平及造纸的伟大历史功德：“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汉书》作为在当时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的史书，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录非常明确，可见，蔡伦造纸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不料，近几年我国媒体突然出现一个不亚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蔡伦并非造纸术发明人！其证据是2002年我国一项新的重大考古发现，即敦煌出土了大批古纸，证实早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纸，我国教科书中关于四大发明之一蔡伦造纸的历史常识是错误的。此文一出，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纸是不是蔡伦发明的大争论，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老外们一下迷惑了：“你们中国人说人类第一张纤维纸不是蔡伦发明的，那谁发明的，真把我们搞糊涂了。”

其实，关于蔡伦造纸的争论在我国学术界早就有过。1957年5月，陕西省西安市灞桥砖瓦厂挖土时发现一批据说是不晚于西汉武帝的墓葬，墓里惊现一批蔡伦出生的以前最早的纸。学术界有些好事者由此断言蔡伦不是最早发明造纸术的人。好在后来经过轻工业部、中国造纸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等部门专家的联合调查，得出了“灞桥纸不是纸而是废旧麻”的结论，这件轰动一时的闹剧才草草收场。但是，关于蔡伦造纸的争论没有销声匿迹。此后的几十年里，那些持否定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学者又陆续拿出什么“居延纸”、“扶风纸”、“马圈湾纸”、“放马滩纸地图”等等佐证，认为“发明造纸术的是西汉劳动人民。东汉劳动人民在继承西汉造纸技术后，又有所改进、发展和提高。至和帝时，尚方令蔡伦组织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监制出一批精工于前世的良纸，于元兴元年奏上，经推广后，‘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就是到现在，学术界仍然倾向于这一种观点，就连中学教科书也将“蔡伦发明纸”改为“蔡伦改进纸”。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xi]周培源才曾经在蔡伦诞生1882周年纪念会上，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严历批评：“在没有确切的考古实物、科学鉴定与可靠的历史文献根据之前，决不可轻率地贬低蔡伦和修改历史。”许多科学家、学者认为，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根据造纸的一般原理，要造成一张中国式的植物纤维纸，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本世纪考古学家发现的几种“纸”，实际上都不符合这一特征。例如“灞桥纸”，经过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其纸样进行观察，不少纤维束横过整个纸状物表面，而且大多数纤维在自然端部并未断开，基本上未经过造纸过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剪切。有的研究者还从出土的灞桥纸上辨认出上面留有与正楷体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上的字体，据此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晋代的产品。另外几种西汉纸，经现代技术检测，居延纸与扶风纸属同一种类型，它们虽具备了纸的初步形态，但它们只经过部分最简单的制作环节，非常粗糙，只能算作纸的雏形。“马圈湾纸”被鉴定为“双面涂布纸”，而加填和涂布工艺是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工艺，后鉴定此纸为唐纸。至于“放马滩纸”，也有不少疑点，假设此纸地图是从西汉墓中取出，但该墓内已被积水长年浸润，而且死者衣服尸骨皆荡然无存，一张经过两千余年风化的薄脆的纸怎么能完好存世呢？

原本以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争议，此事该终结了吧。岂料最近几年，国内又出现了关于蔡伦的另一个争论——蔡伦的户口（籍贯）问题。2001年9月，蔡伦故里湖南省耒阳市成功举办了中国（耒阳）蔡伦科技发明节，以纪念这个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传承蔡伦造纸的创新精神。这本来是一件于国于民极为有利的世纪盛世，没想到在蔡伦学术研讨会上，出现了对蔡伦的户口的大争论。湖南桂阳县的朋友说蔡伦是他们那儿出生的，户口应该在桂阳而不是耒阳。他们的权威依据就是源于《后汉书．蔡伦传》中那篇280字短文的开头一句话：“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此论一出，又是举国哗然。为了核实蔡伦的户口，沉默了好一阵的学术界重新噪动起来了。那些好事者到处查资料，找证据，欲通过多方考证证实这个结论的正确。最后，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科学巨匠周光召亲临蔡伦故里耒阳为蔡伦铜像揭幕，中国两院院士、中国造纸学会专家学者齐聚耒阳研讨，肯定了蔡伦是耒阳人，总算为这场争论划上了句号。可是，桂阳县一些人还是不甘罢休，他们兴建“蔡伦庙”、编绘《蔡伦连环画》、在《桂阳志》中把蔡伦的出生地写成桂阳县，还声称蔡伦科技发明节理应由桂阳承办。他们为争取拥有蔡伦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可谓用心良苦。

对历史名人的争夺，目前在我国已成潮流。山西大学旅游学院刘改芳博士说：“中国的古籍太过丰厚，相互抵触者不少，学术界研讨中发生争执在所难免。在各地对名人故里、遗迹争夺和争论过程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是有好处的”。但是，一种不好的倾向是，某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并干预学术研究，把研究变成了“盲争”。河南南阳与湖北襄樊争三国时代蜀国丞相诸葛亮的躬耕处，石门夹山与通山官山争闯王李自成的归宿地，河南洛阳与安徽涡阳争老子的出生地，还有关于赤壁之战地点之争，浙江萧山与绍兴对西施故里之争、河南与湖北抢花木兰，都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可笑的是，小说虚构的人物也争过不休，有的地方就在抢孙悟空、梁山伯和祝英台。甚至还有人争夺反面人物，比如，针对西门庆和潘金莲，山东阳谷县和临清市就各自开发了“金瓶梅文化旅游区”；而安徽人则建起了“金瓶梅遗址公园”，并宣称“西门庆是安徽人，是徽商的杰出代表”。更为有趣的是，曾经前苏联还与我国争唐代大诗人李白，说李白的籍贯是苏联某地。此论令我国学者大为惊讶，一考证，原来是李白先人曾流离碎叶（唐时属安西都护府，即后来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于此出生，而李白的祖籍是今甘肃省秦安。说起来应该感谢苏联人争李白，倒让我等孤陋寡闻者知道了李白的出生地曾是中国领土，不知为何划到了他们的版图。可见这样的争论对还与很大的现实意义。

而桂阳县与耒阳市争蔡伦的户口，怕与李白的户口之争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后汉书．蔡伦传》里那句“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这个桂阳并非今日的湖南省桂阳县，而是东汉的桂阳郡。史料记载，桂阳郡起初郡治在郴州市，领耒阳、桂阳等11县。王莽篡汉后，桂阳郡改平南平郡，郡治由郴州迁至今耒阳县城西门城墓，后又还郴。终蔡伦去世（公元63——121年）耒阳一直是桂阳郡治所在地。北魏郦道之在《水经注》中写道：“耒水西北迳蔡洲，洲西即蔡伦故宅，旁有蔡子池。”通观《后汉书》列传，不难发现作者范晔写列传的规律：凡传主籍贯的郡县同治者，只写郡不写县。如“张让者，颖川人也。”写蔡伦的出生地，自然如此。由此可见，桂阳县错把汉代桂阳郡当成今日的桂阳县，无论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常识还是故意把相距两千年的两个地名混同起来，只能是闹了一个幼稚的笑语。

其实，无论是对蔡伦造纸的争论还是对蔡伦户口的争论，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欲借名人效应来个名利双收。众所周知，名人效应是颇具诱惑力的，因为每挖掘一个名人故里，就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变成硬邦邦的经济收入，有的地方“名人效应”已经撑起了当地经济的半壁江山，山东曲阜因有孔子而推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就是例证。蔡伦无疑算是名人，而且是大名人。在美国人麦克尔．哈特所著《影响人类进程的世界100位名人》排行榜中，蔡伦排在第七位。如此世界级文化名人谁不想拥有？笔者乃土生土养的蔡伦故里人，从小就为自己家乡耒阳出了个蔡伦而骄傲。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耒阳却不世人所知，还有不少外地人错把耒阳当成“来阳”、“莱阳”。近几年，耒阳市委市政府开始注重打造“蔡伦牌”了，不但兴建蔡伦纪念园和蔡伦科技发明广场，而且成功举办了2001年中国蔡伦科技发明节和2004年中国农耕文化节等系列举动，无疑为加快耒阳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耒阳开始和蔡伦一样出名了。可见这借名人效应的作用挺大的，但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甚至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抢名人炒名人，就非明智之举了。譬如关于造纸术是谁发明的争论，对喜好标新立异的个人非但无益，反倒只会让世人感到其无知与可笑，对国人对民族则可能是重大损失，因为我们的学者再继续非议蔡伦发明造纸术，老外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古代只有“三大发明”，纸说不定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人发明的。再譬如关于蔡伦出生之地的争论，倘若有些人仍不肯就此罢休，还想搞出新的花样来证明蔡伦是桂阳县户口，就太不应该了，毕竟还是要尊重历史讲究实事求是罢。笔者认为，与其这样徒劳无益地争名人，倒不如多花些精力做好自己的优势文章，这比争名人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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