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里，我们这个家族辈分算是较高的了。因此与父亲年龄同岁，甚至比父亲岁数年长的中老年人，我就顺理成章的称呼他们为：乔哥、王哥，他们的妻子则称呼为乔嫂、王嫂。这种称呼，有的时候我实在不好意思叫出口，毕竟他们的子女比我还要长几岁，见面有时还得叫一声小叔。有多少次了，我都想改称呼，但按照传统老人的意思去说，这是大忌。尽管如此，在私底下我还同比我年长，但称呼我叔的人闲聊过。你的小孩直接叫我叔得了，咱不管那么多，你看我还不到十八岁，就有上学的小孩叫我爷了，我怕折寿。毕竟话题是在闲聊，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开始了我生命的旅程。

辈分高低与年龄相悖的形成过程，我想至少要三代人以上。早些年，受过战争灾难的人们，最崇尚斯大林的英雄母亲、毛泽东思想的人海战术战略理论。陈旧的思想，传统的人文社会理念的人们提倡：子嗣繁衍也就是家族兴旺的过程，在某个时期内将人丁的数量变为衡量家族的兴旺的标准。打个比方吧：李三和张四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两个异姓兄弟，因意气性格相投结为金兰，以示世代友好。他们各有子嗣七八个，甚至十个之多。李三的长子要比张四的幼子长十多岁，这一代以兄弟相称。到了再下一代，李三的长孙要比张四的幼孙岁数大出二十岁还要多，鉴于世代友好的辈分排列，仍以兄弟相称呼。慢慢的，再过一代人，七八岁的孩童称呼六十岁的老朽为大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而我，在今天所处的位置也就相当于那个孩童。当然了我的几位兄长并非老朽，最长的大哥今年接近五十，他的孩子只小我一岁。最小的五哥比我大五六岁的样子，三十出头有三吧。还有排在五哥上面的两个姐姐，大姐、二哥、三哥、二姐、四哥按这样的年岁差距，次第排列长幼。

很小的时候，记得在村里孩子们对长辈的称呼都是先叫名字，紧接着加上一个亲切的叔或者伯。比如，瑞连叔，栓稳叔。我十岁左右的一天，从外面玩了一个下午，回到家就对父亲说：“长海伯伯家里的大狼狗好凶。”我还想说关于大狼狗的事时，父亲的言辞胜过以往的严肃：“以后就叫伯伯，记住没有！”面对父亲突然的紧神言语，我低头，很小声的说了一声：“恩，记住了。”自那以后，我记住了对伯伯的尊称，直到我不念书，回家种地时父亲才对我讲了关于他和长海伯伯的故事。

这些并非父亲或者爷爷的结义金兰，而是归于两个字，恩情。

父亲落户陕西的时候大概有十多岁。在那之前，父亲一直随着奶奶乞讨在渭北汗原，居无定所的先后在澄城、大荔和合阳三个县过着被中老年人可怜，让孩子们嘲笑的流浪童年。当时从河南逃难到陕西的人很多，有目不识丁的贫民，也有念过几年学堂的人，还有从家里出来时怀揣金元宝的地主老财，但后来的命运没有人知道了。有一天，奶奶碰见了一个长她几岁的老太太，听着圆润的中原语调，老太太瞅着依偎在奶奶一旁的父亲，动了恻隐之心。也说出自己也是来自河南新乡，不同的是他的丈夫算是半个读书人，逃难时也带了些盘缠。他有个儿子，念过几年书，思想也挺先进，解放县城的时候就跟着共[chan*]党打土豪劣绅，现在是生产大队的支书。自那以后，奶奶称那位老太太大姐，由于都是河南本家，父亲则称呼为姑姑，到了我这一代就称做老姑了。老姑的儿子，姓雷，叫长海，是当时大队的支书，管辖着当时的数十个自然村。年长父亲接近二十岁，父亲在老姑吩咐下叫了一声声的哥，一直到今天。有了这层关系，结了上苍馈赠的亲戚，在老姑的催促下，也经过四处打听家，为的只是寻一户好人家。奶奶改嫁了，父亲结束了苦难的童年，成了一个陕西的孩子。

一颗感恩的心由此萌生，我能知道过去的事，是因为感恩不分年岁的流远。如同武侠剧里的仇恨，冤家宜解不宜解。恩情也是如此，并非世代流传，而是存在着种种的因果关系。

有了新家，父亲的一日三餐也有了基本的保障。不再因营养不良而若不惊风，同其他的孩子一样也享受了几天的学生生活。很快，父亲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能干活了，能挣工分了，父亲离开了学校，参加到了紧锣密鼓的大生产运动中。父亲不忘恩情，奶奶更是日夜提醒：孩子，永远不要忘了你哥，你姑的恩德。

生产队时代，家家户户都有自留地。刚满十五六岁的父亲已经挑起生产劳动的大梁。伯伯在公社当支书，整日忠诚于党的事业，妈妈（自小我对伯伯妻子的称呼）要照看孩子，老姑的身体不太好，父亲兼顾两家自留地的生产耕作。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直到与母亲结合，也不曾怠慢，更不曾怨言。滴水之恩，该当涌泉相报，更何况几近重生的大恩，就算今生当牛马，来世作奴仆也难以报答当年的恩德。那时候，伯伯已经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了。大哥和父亲差不多大，在县城里念书，大姐与二哥在我们村里读书，那时也就十二三岁左右。每日放学回家总会看见父亲忙碌于他们家，不分日夜，不论冬夏，汗水如淋，操不完的事，干不完的活。伯伯因实在是公事多，很少在家，但是时刻教育儿女，记住这一切。三哥与二姐岁数太小，至于父亲的辛劳，伯伯在他们相互懂事后也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们两个字－－尊重。

岁月如梭，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村里响应政策指导，实行大包干，实行了分田到户的生产责任制。那时伯伯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了村里的好后生。我们家里呢，哥哥刚会走路，听父亲说，那时我还只是母亲肚子里的胚胎。分田到户后的生产不同于人民公社的大锅饭，父亲除了自家的地以外，还特意承包了近二十亩地，母亲怀有身孕无法参加劳动。在那一段时间，以至以后的日子，父亲很少给伯伯家干活。十多年前，父亲在伯伯家里干活的劲头，刚刚懂事的大姐二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干完自家的农活后都会来我家帮衬几天。

二哥的英雄形象在我的心里扎根的时候我已经是七八岁的孩子了，也有了自己的记忆。那时二哥已经成家立室，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那时的二哥，个子也就一米七多一点，用我今天的目测水准不足一米七五。二哥生性豁达、豪爽，可以说是义薄云天，长一副冠玉型脸庞，大眼睛双眼皮，脸的两边竖起与猴子相似的耳朵，看相的人都说那样耳朵的人有福。

三夏时节，北方最忙的时节。一年的收成，整个家庭一年的口粮，旨在三夏。那时电视在俺们那里少的极少，收音机是听天气预报的主要工具。那一年我家种了二十几亩小麦，所有的小麦不是用镰刀就是用散子（一种长刀，割小麦的工具）割倒，然后运回碾麦场。天气预报说近日有雨，根据农谚也能看出雨就在不远处，并且是五六天以上的连阴雨。假如小麦淋雨一个星期，没得说，不等出太阳就尽是芽麦。这是庄稼人的大忌。所有的人都忙碌起来，二哥家的麦子少，很快就完了，傍晚他来到我家借铁叉说是给伯伯那边帮忙。二哥问：“你大呢？”我说：“天气预报说有雨，地里的麦子没运回来，我大去麦地了，我在家里做饭。”二哥什么都说，匆匆忙忙跑回家，拉上架子车，带上车别子，去了我家的麦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知道，凌晨的时候是下了雨，并且很大。第二天，踩着泥泞的小路，我来到碾麦场，看见的是用旧的发黄的塑料纸盖住的麦垛。我知道，没有二哥肯定运不完，没有二哥，我家的小麦至少有两千斤是芽麦，对于城里人来说没什么，可对于一心扑在黄土地上的庄稼人呢？

十五岁我缀学回家，那时的我肩上搁着一百多斤的小麦庄子，也不显的非常吃力。回到家里，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二哥，他说二哥对我家的好，家忙不过来时从来都是自己过来帮忙的。我记得二哥的好，在家的时候，有活就干，不怕苦，也不说累。二哥家的小子在一旁，我出汗了，他拿出毛巾：“叔，歇会吧。”再过了一会儿，又来到我的身边：“叔，休息一下，喝点水吧。”我看得出来，当时我汗流浃背的情形已经刻在二哥的孩子的心里。就如二哥对父亲，我对二哥那样，终生感恩。

很多时候，二哥出门都会带我一起的。此时在别人跟前我已经是成人，烟酒应酬在社会上连绵不断。每一次，二哥都会在我前面挡住，他还小不会抽烟，不会饮酒。尽管当时我很想尝试，对二哥的做法有不解的地方，但今天想起，那确实是为我好。当有人问我及我，二哥会说，是我计学叔的孩子。现在的人都是双面人，甚至具有多面性，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二哥不会，我的父亲，他的计学叔，早已成了心中不可遗忘的亲情。在二哥的心里我就是他的的亲弟弟，不是出于年长那么几岁，也不是社会的阅历，只因对父亲的一种感激。

一颗感恩的心携程着一个时代迈向另一个时代，一种报恩的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一种文明奔向另一种文明。伯伯的恩情，父亲记住了；父亲的报恩精神，二哥感动了；二哥的一片赤诚，我终生不忘……再到后来呢。

到了今天，我不能继承那份感恩的心，只能将普通老百姓的感恩故事诉说给热心的人们。

记住昨天的恩情，今天的生活才会更和谐，更美好。

本文已被编辑[chen红叶]于2007-8-1 1:30:35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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