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41年,正是1966年。是所谓文革的开始年。是中国历史性的大倒退的灾难年。或许,人们能记着抗日战争死了多少人,却没人记得住文革十年中非自然原因死了多少人,外部的侵略是必须记牢的,而历史性的自己人的内讧就可以忘个干净,过去了就过去了,可别忘了,过去的说不定还会再来。
文革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丑的一章,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最丑的一页。一个伟人的晚年错误,却是全民的人性之丑恶的大放纵,大发泄,大暴露。你简直无法形容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恶魔般的特性,只有饥俄和死亡才使人们回头。大批的军事天才,将领,大批的政治,文化,经济,学术精英化为乌有,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文革中的中国被斩了首,成了个恐怖的国家,一个无头怪物。直到今天,我们从披露出的文献里,仍难以理解这种灾难为什么就发生了,为什么它比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更具破坏力,给人们留下的伤痕更深,更难以弥合?
中国的历史是一段一段的,没有一个王朝可延续400年以上。鲁迅在诗句中曾嘲讽说:城头变换大王旗。这成了历史的惯性。中国的灾难基本上是自身的灾难,是一种自我修复自我破坏的历史循环的灾难,是低效率的劳动生产要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官僚扩张及其穷奢极欲的皇帝的需要而至某个临界崩溃点,是一种自然却必然的惯性循环,是中国人几乎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
文革之丑,说到底是封建之流氓文化、文字狱和自大狂的意识形态共演的一出现代丑剧。是一时的人间地狱,是人类一切美好事物的绞杀运动。几亿人,从上到下,为了基本的生存目标,却采取狂热和自虐的方式,古今少有的所谓意志独断论,自我愚弄,自我欺骗,简单的人海战术,一个自古就非常聪明的民族,却在那段时间达到无以复加的愚蠢的浮夸的顶点,使全世界稍有理智的人无不十分震惊,这说明什么?说明历史根本解释不了现实和未来,历史绝不会是一面静止的镜子,而是融在我们血液之中割舍不去的无穷遗留,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那些历朝历代所谓的至理名言,只有有限的作用,或者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甚至作用正好相反。
空想的理论却描绘成现实必须遵循的历史必然规律,并且相信人可以改变自然和社会的内在规律,这就是文革中那些巫师般的理论家们最出丑的“伟大理论”,而“人民群众”却毫不怀疑地坚信,只要吃苦流汗,努力改造思想就可战无不胜,可以解放全人类。碍于人类自身的渺小,哲人会说,物质决定意识,而文革,在人们心里膨胀的却是意识决定物质,是人定胜天,仿佛一夜之间,人们就可以割断以往历史,消灭掉牛鬼蛇神(我们的精英阶层),扫除一切害人虫(我们的能人、专家),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新人(无知苍白狂妄的红卫兵)。
文革,绝不仅仅是“领袖的错误”、“四人帮”的责任,而是我们民族自身历史的弊端和文化的缺陷,一种幼稚的民族性格和盲目低下的民族素质集体催眠发作造成的空前灾难,在高度控制的意识形态眩惑面前(就如同今天的群众集资诈骗,追星族等),很容易使人们头脑一片苍白,使人们集体偏激,集体疯狂,过几十后,又没有人会提起,仿佛那种耻辱是发生在别的国家和别的人民身上似的。我们现在认定的一条漏洞百出的谎言,那时的人们却认为是伟大的历史成就,我们现在认定为一个无知无耻的人,那时候会被认为革命积极分子,那时候的任何语言都象一杯酒冲了一缸水,虚浮夸张得会使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忍不住大笑,而这种语言是用了最粗的毛笔写了巨大的汉字,贴满了大街小巷,这是汉字大课堂,是国人灵魂的一次出窍亮相,一次集体的挂牌演示。
最可惨的是经战争而幸存下来的我们民族的财富,那些国之栋梁和无数能人,经文化革命的精神绞肉机而变成了行尸走肉,大部分幸存着都伤痕累累,或已至暮年,一生成空,思之令人感慨万千。在战争期间还有一些自由的空隙和个人的才能显示,为人所称道,而在文革,个人的任何成就都被剥夺,被毁灭,这几乎少有例外,一切为了政治的需要而把所有人变成政治的机器,或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
在政治上,最聪明的人也是个傻瓜,或者反过来说,傻瓜搞起政治来也会变成最聪明的人。有时候我想到写杂文的人的某种矛盾处境,忽然想到这样一句话:你说别人的时候,你是条神棍,别人说你的时候,你是只臭虫。臭虫在文革的时候是四害之一,当然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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