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们的精神生活极其匮乏，匮乏得只剩下几部老掉牙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除此以外就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就这些老电影，我们已经看了不知多少遍了，甚至连台词都背熟了。前两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非常台词》，发表后，反响还不错，不但被选载了，还收入两个年度选本里。我的这个小说所反映的故事就是与电影有关的。

大概是1975年吧，我们都听说了，有一部罗马尼亚的电影，叫《多瑙河之波》，现在已经开始上映了。据说这部电影不允许在电影院里上映，而是经过有关领导批条子，从电影发行公司把片子调出来，这样人们才能看到。

有的人已经先睹为快了，他们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这些没看过的人描述这部电影的看点。他他们说那个电影里有个女的老漂亮了，那个船长抱住她就“啃”，真是过瘾极了。

我们知道他们所说的“啃”就是亲嘴，用书面语言说就是亲吻。

我们的心都被撩拨起来了，特别想看一看罗马尼亚人怎么“啃”。

这样吧，我把小说《非常台词》中有关这部电影的内容摘录下来，因为这一部分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几乎没有虚构。

临近年底，厂里要召开一个总结表彰大会。开会本身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一年到头这种大会那种大会多去了，不管是谁，只要一听说开会都头疼。可这次会不同往常，谁都听说了，会后有电影，而且还是特批出库的片子。这个电影我们也曾听说过，是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据有幸看过的人讲，这个电影有亲吻的镜头，就凭这一点，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我们听说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顺子（小说主人公）更是喜形于色，说无论如何也要看《多瑙河之波》。他说罗马尼亚的电影仅次于苏联电影，比什么阿尔巴尼亚、朝鲜的电影，更像电影。

兴奋之余，我们马上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全厂有八千多人，可厂俱乐部里只能容纳一千多人，这就是说，还有七千多人看不到电影。据可靠消息说，这个电影只在我们这儿放映一场，厂俱乐部只能发出一千多张电影票。

我们不知道，这一千多张电影票按什么条件分配，怎么分配，发到哪一层，每个工段能得到几张。我们处心积虑的考虑的只有一点——如何才能弄到电影票。距开会的日子越来越近，关于电影票的说法也变得具体了——党员和转业兵每人都可得到一张票。这消息令我们大失所望，或者可以说是绝望。

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电影票发下来了。看见那几个当过兵的人拿到了电影票，我们特别眼馋，觉得那不是一张粉红色小纸片，而是无价之宝。这样说丝毫不过分，卡拉（小说里的人物）曾以两块钱的高价，试图从家庭生活困难的转业兵老岳的手里，把电影票买下来，可老岳说什么也不同意。卡拉对老岳说：你都四十来岁了，看不看也没什么意思了，你就把电影票卖给我得了。卡拉一狠心，把价格提高到四元，老岳还是不答应。卡拉还是不死心，咬了咬牙：六元，六元怎么样？老岳一把推开没完没了纠缠自己的卡拉：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你就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大马勺看不下去了，给了老岳一句：多少钱都不卖，你那是无价之宝啊？卡拉，给他一百，看他卖不卖！卡拉再傻，家里再有钱，也不会掏一百元买张电影票的。他也会算，一百元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工资，买张电影票太划不来！

万万没想到，既不是党员又不是转业兵的我，竟然得到了一张粉红色的电影票。这简直是绝处逢生，天上掉馅饼。厂广播站的那个漂亮的广播员小赵特意跑到车间，悄悄地塞给我一张电影票！小赵对我说：你是我们的通讯员，给广播站写过不少稿子，为了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张电影票就算是一点儿心意吧。临走时，她还特意叮嘱我，一定得去看电影，因为她为了给通讯员弄电影票，费了不少劲，是找领导特批的。

…………

开表彰总结大会的那一天。那天特别的冷。八点开会，我估计电影开演时怎么也得十点多，便晚去了一会儿，到厂俱乐部时已经差十分八点了。

一下电车，我老远就看见俱乐部附近围着黑压压的人。我马上意识地感到自己来晚了。

走近俱乐部时，我大吃一惊，天哪，哪儿来的这么多人，把俱乐部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我把票取出来，想进去，但是根本不可能。

“一二，一二……”几十个小伙子密密匝匝地拥在门口，喊着口号，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还有许多人聚在俱乐部附近，看样子是等待时机冲进去。

我怕被挤伤了，急忙退到离大门远些的地方。这时我听旁边几个看热闹的人说，有票的人差不多都进去了，这外面的人都是没票的。我这才知道，这几百个候在外面的人，基本都是没票的。

看这架势，有票的也甭想进去了。一个年纪大些的人说。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俱乐部的入口处，情况依旧，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此时，我懊悔万分，早知如此，还不如把票给了顺子。

就在这时，一队穿黑色棉大衣，带红胳膊箍，手持木棍的工人民兵跑步赶来维持秩序。

紧接着，一个穿军装的人也快步朝俱乐部走来。我认得这个穿军装的人，他是厂里的军代表，姓王，看年纪有五十多岁，是厂里的党委书记。我们估计，这人在部队准是个不小的官，我们是从他那将校呢军大衣和同样是将校呢军帽上判断出的。部队的人都叫他“一号首长”或者“一号”。看样子，“一号”来得很匆忙，头上戴一顶单军帽，也没有披军大衣。后来听人说，“一号”原本是准备出席这个大会的，因有急事，回部队去了一趟，当他赶回来时，听说了俱乐部门前出了事，就把工人民兵调来了。

见到工人民兵和“一号”来了，我心中一喜，觉得看电影有希望了，便急忙向俱乐部的大门走去。

工人民兵向前冲了几次，试图把挤在门前的人驱散，但是都失败了。“一号”见状大发雷霆，他奋不顾身地冲过去，动作迅速地把那些人的帽子摘下抛掉。被摘掉帽子的人不知是怎么回事，顾不上挤了，急忙往后退，想找回自己的帽子。当“一号”又摘掉一个人的帽子时，那个人恼怒地回过头来，同样把将“一号”的呢子军帽也摘掉了，并往空中一扔。这时只听“一号”愤怒地喊了几句什么，几个工人民兵立刻上前将那个人擒住了。见有人被抓起来了，挤在门前的那些人胆怯了，纷纷地往后退，看门的人趁势关上了大门……

真实的情况与我在小说里的叙述有些区别。

实际上我没有得到电影票，因为工段的头头安排我出一期黑板报。出黑板报对于我来说，是件很出风头的事。每次，在我写黑板报时，身后总会有些围观的挡车工，这里面不乏漂亮的小姑娘。

关于外面发生的事情，是我在写完黑板报后，跑到俱乐部门前看了一会儿热闹。

我一是没有电影票（既不是党员也不是转业兵），二是有票也挤不进去。因此也没有非分之想。

后来我听说，那些已经入场的人，电影也没看好，俱乐部里的秩序特别混乱，因为有许多没有票的人也趁乱挤进来了，整个过道全站满了人。电影时断时续，因为负责串片的人进不来，即使进来了也出不去。那天的气温非常低，俱乐部里的供暖又不好，很多人都想上厕所，可是过道都被堵上了，出不去，最后憋不住尿了裤子。电影开演时，黑暗中，有些人去不了厕所，只好就地“放水”，待散场后，俱乐部的地上已经尿流成河了……

我还听说，有些女的，从电影院出来时，后屁股都是湿的，显然是尿裤子了。

在俱乐部外面的那场骚乱中，有不少人被挤成轻伤，有的手被碰破了皮，有的人腰扭了，幸好没有挤死人，不然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我不但没看上电影，反而还牵进了一个案子，并因此进了车间的专案组。

事情是这样的，厂俱乐部上映《多瑙河之波》的前一天，车间里那些没有弄到电影票的小伙子们都急疯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团团转。这时有个小董从更衣箱里翻出了一叠空白电影票（鬼知道他是从哪儿弄到的）。这些电影票与党员和转业兵手里的招待票大体一样，就差票面上用红印泥印的“招待”二字。工人阶级就是聪明，他们想到了用肥皂刻章的办法。因为我会写美术字，小董笑嘻嘻地到车间里找到正在写黑板报的我，把我拉回保全室，从转业兵老姚的手里借来那印有“招待”二字的真票。其实，刻“招待”两个黑体字到是不难，难就难在字要反着刻。那天，我为了显示自己写美术字的才华，竟然一次就刻成功了。小董他们跑到车间办公室找工资员借来印泥，然后就开始了做假招待票。因为我的黑板报没写完，刻完字就回车间了。据小董说，他们做了二十几张假票，冷眼一看与真票几乎一模一样。

《多瑙河之波》在厂俱乐部放映那天，出现了骚乱，厂里的军代表，就是那个“一号首长”非常恼火，指示各车间领导要查处这件事，对那些没有票擅自去看电影的人要严肃处理。

谁也没想到，小董他们做假票私自去看电影的事被人告密了。领导一问，这几个家伙就立刻就招了，承认说一共发出去二十几张假票。作为伪造图章的我，早就被告密者捅到领导那里了，成为假票事件的罪魁祸首。因此，我被带进了专案组，在里面被关了一天，一遍又一遍地写检察。

车间里的这个“专案组”非同寻常，进到这里面的人都是问题很严重的。因为有一段时间，车间里发生了几次设备事故，厂革委会的头头认为是有人蓄意破坏，属于“反革命事件”，厂里派人与车间抽调的干部成立了专案组。我有幸被“请”到专案组，足可见事情的严重性。幸运的是，一天之后，我被放出来了。紧接着，车间领导根据厂领导的指示，在厂俱乐部召开了全车间职工大会。我与几十个车间级先进和厂级先进都被取消了先进资格。另外几个车间也开了类似内容的会，估计因为没票看电影的事受到处理的有几百人。

厂里的工人对这次处理很不满，都说这是小题大做。有个姓盛的转业兵，外号叫“盛大胡子”，气愤地说了一句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话——我×，这不是坐飞机扔避孕套——大帽子满天飞吗！

据说，“一号首长”也听说了我们车间做假票的事，指示车间领导，要对其中的首犯要从严处理。车间领导在研究对我做如何处理时，车间党总支的一个女成员，为了不同意对我处理过重，竟然与党总支书记吵了起来。她激动地说：不能那么处理，他还是个孩子啊！就是在她极力反对下，我只受到了被拿掉了厂级先进的处分，然后在全工段进行一次深刻检查就算完事了。

我不知道，当时车间领导是怎么研究的，是要开除我的团籍，还是开除厂籍，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受到处理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领悟了世道险恶，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就是从那件事开始，我变得沉默寡言了，人也变得消极了，在公开场合几乎是不说一句话，就像是得了失语症。直至今天，在一般情况下，我还是比较沉默的。

为我据理力争的那个女干部叫李英，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名字。几年后，我进了厂办公室当秘书，办公室有个新来的女孩，我听说她就是李英的女儿。

后来，我还听说了一件事，当年把我和小董他们“出卖”的人是谁。当时我听了之后非常惊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竟是我的一个朋友。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了，我与这个人在前几年仍有往来，只是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2004年，我在写《非常台词》时，忽然产生想看一看《多瑙河之波》这部电影的强烈欲望。我遍寻音像商店和卖场，始终没有买到，后来我网上看到了有卖这部电影的地方，于是通过网络，购买了两本vcd版的《多瑙河之波》。

望着电视屏幕上的黑白画面，奇怪的是，此时我心如止水，竟然没有一点儿兴奋和激动……

写于2007-02-12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