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十七年的诗歌，与同时期小说的繁荣局面相比，诚然稍逊一筹，但总的来看，其成就也是显著的。

新中国的诗人面对着的是一个新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当诗人们把自己的歌唱献给这个新时代的时候，他们在诗意的武装上并不是白手起家——不仅继承了五四以来新诗的优良传统，而且从丰富的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收了宝贵的营养，同时也从外国诗歌中取得了有意的借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勤奋地、创造性地耕耘着社会主义的诗歌园地。他们不断探索着社会主义时期诗歌发展的道路，为开创一代新诗风而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他们或为时代的鼓手，或为人民的教师，努力伴和着祖国前进的旋律，唱出中华民族的心声，写下了一些能够长久留在人民心中的优秀诗篇。

诗歌是文学感应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最敏感的神经，因此，新中国的脉搏，总是首先在诗歌中反映出来。十七年诗歌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但他是和年轻的共和国取得同一步伐前进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反右派”斗争之前这八年中，诗歌创作稳步发展，逐步走向繁荣。不论是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卓有贡献的老诗人，还是建国后登上诗坛的新歌手，都以强烈的自由感和幸福感，迎来崭新的时代在祖国大地上迈开第一步，热情洋溢地歌颂充满活力、充满希望、日新月异的生活，唱出新时代人民的心声。从此，“五四”开始的新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诗歌的第一批鲜花，是和庆祝共和国诞生的礼花一起开放的。我国新诗的奠基人郭沫若，热烈欢呼他为之奔走、呼号几十年的中华民族的新生，欢呼“光芒万丈，辐射寰空”的人民的新中国屹立在亚洲的东方。何其芳以《最伟大的节日》为题，歌唱“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这是他唱“夜歌”时代的结束、唱“白天的歌”的开始。新中国诗人的创作大都发生了这样的历史性的转折。艾青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向未来的共和国欢呼”，当共和国成立时，他高唱“礼炮震动着整个地壳，全世界都庆贺新中国的诞生！”

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诗情总是把对新生活的追求和对过去的苦难与斗争的回忆，交融在一起。阮章竞的《漳河水》是一篇动人的叙事长诗，它采用漳河两岸民谣形式，以刚健、清新的风格，唱出了三个农村妇女的遭遇及其求解放的心声。冯至的《韩波砍柴》以深沉的感情、凝练的语言，描写了一个贫苦农民在吃人的旧社会的悲惨遭遇，但已不象诗人二十年前所写的《帷幔》那样低沉了。乔林的《白兰花》和李冰的《刘胡兰》两篇叙事长诗，把读者带到革命战争年代那严峻的日子里，带到为革命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境界里。其中《白兰花》写得更出色一些，它以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为背景，抒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革命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塑造了在严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妇女形象——白兰花。这首叙事长诗将抒情、叙事溶为一体，民歌、新诗灵活化用，比之《漳河水》又近了一步。

诗人对新生活的热爱还倾注在他们对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斗争的歌颂中。石方禹的政治抒情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运用丰富的政治、历史知识，展开诗思的翅膀，以囊括几个世纪和整个世界的气势，强烈地抒发了反侵略、保和平的感情，突现了全世界反侵略、保和平的正义斗争的巨大规模和强大声势。来自反侵略、保和平前线的诗人未央，从正义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掘出来的诗情是“强烈的、有力的，好象含有一种火一样能够灼伤人的东西，他的《枪给我吧》、《驰过燃烧的村庄》曾深深震撼过无数读者的心灵。老诗人柯仲平在长诗《献给志愿军》中，深情的歌颂志愿军是“栽种”和平与自由的英雄。诗人严辰、田间等都到过朝鲜前线，以诗歌颂伟大的抗美援找斗争。志愿军战士中也产生过反映战地生活、表现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篇章。

新中国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从一九五三年起迈出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生活每前进一步都会激起诗情。从经历着生产方式变革的农村，从热火朝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城镇、工矿、海港直至遥远的边疆，从祖国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每一个地方，不断传来诗人们的歌唱。建国后诗歌的第一个丰收季节来到了。这个诗歌创作蓬勃发展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七年的下半年。在这几年当中，老诗人不断迸发出新的激情，新诗人一个一个地展露头脚。公刘描写边防战士和少数民族生活的诗，在诗意的独创性的追求上也是引人注目的，如：“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

综上所述，诗歌在建国后的头八年中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尤其到了一九五六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适应着新形式提出以后，整个文学艺术包括诗歌创作，有了更大的生机。政治上艺术上民主空气的加浓和诗人们心情的舒畅，诗歌评论和创作更趋活跃。当时，萧三以老诗人的“赤子之心”与朋友相约：

这时代说什么“老当益壮”？

来来来，我和你大声歌唱！

这就是新形式下诗人们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建国后最初几年，由于诗人们惊喜地站在新现实面前，匆忙地配合着各项政治任务而赶写和诗句，还来不及对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对艺术进行精细的探求，那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诗歌创作就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不仅形式多样了，题材更加丰富了，而且思想更深，诗味更浓。诗人们进行着更大胆的创作和追求。《诗刊》上不仅发表了毛泽东旧体诗词，而且发表了搁笔多年的老诗人如汪静之、饶孟侃、陈梦家、穆旦等的作品。一向少见的“干预生活”的讽刺诗以及爱情诗、山水诗、赠答诗等也出现了。诗的形式，从旧体诗词到各种格式的自由体新诗，都被诗人所采用。《星星》诗刊提出的宗旨是：“我们希望发射着各种不同光彩的星星，都聚到这里来，交织成灿烂的奇景。”它表示“欢迎各种不同题材的诗歌”，“只有一个原则的要求：诗歌，为了人民！”诗坛的发展趋势正是这样的，仅就风格而言，已呈现出春兰秋菊竞相开放的势态。这种景象，正如严阵描述的那样：“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诗歌在活跃中走向繁荣。但这种繁荣趋向很快就遭到了挫折。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给诗歌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是相当大的。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批卓有才华、颇有建树或初露头角的新老诗人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从而被迫停止了歌唱，如艾青、白桦、公刘、公木、邵燕祥等。诗坛的损失远非失去了几个能歌善唱的诗人，而是使更多的诗人不怎么能歌善唱了：过火的“政治运动”的压力，简单化、教条主义的思想批判，束缚了诗人的头脑，而被束缚的头脑是不能生产好诗的。从此左倾思潮在诗歌界泛滥。

当泛滥开始的左倾思潮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口号结合起来的时候，诗坛上便出现了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强调“解放思潮”，宣布文学艺术在已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可以“纵横驰骋”了；一方面整个诗坛独尊民歌一体，创作从题材到风格越走越狭窄。一方面诗刊上热烈地讨论着诗歌发展道路问题；一方面学术上的争鸣和流派上的齐放却实际上被取消。一方面大声疾呼诗歌要走向人民；一方面却容忍甚至张扬诗歌内容上的虚假和浮夸。于是，诗歌被迫同刚刚萌发的风格样式多样化告别，而向统一的政治口号靠拢；它战战兢兢地躲避着人的真情实感，小心翼翼的与严峻的现实保持着距离。

与诗坛上这些矛盾现象相伴随，这年四月，《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关于搜集民歌的意见，发表了《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随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产物，是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以及各省各地选编出版的新民歌集。民歌是劳动群众抒情言志的口头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某些优秀诗章，运用想象、夸张、比兴等艺术手法、艺术形式，真实的表达了劳动群众赞美新生活的思想感情和渴望改天换地的美好愿望，且散发出一股质朴、清新之气，因而其思想与审美价值是不可抹杀的。然而，这场新民歌运动从总体上说是左倾思潮的产物，它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有害的影响：首先，在领导思想上，极端夸大了艺术生产的社会功能，不少地方出现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文艺创作的作法，提出“全党办文艺”、“人人是诗人”、“诗歌县”、“诗歌乡”的口号，把写诗作为政治任务强加到工农群众头上，导致新民歌的粗制滥造；其次，“大跃进”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渗透进了新民歌之中，大量的民歌没有真性真情，而把大话、空话和口号误作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导致民歌割断了自己与现实生活及人们心灵的联系，成为一种畸形时代生活及其生活状态的简单记录。由于当时左倾思潮对学习民歌的大力强调，一些诗人也盲目地追求和模仿新民歌的样式，去讴歌“浮夸风”、“共产风”，高唱“有了千斤思想，就能打下千斤粮”。于是，一时间，这些诗人失去了灵性而把自己的声音溶入了大话、空话和口号之中。

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左倾思潮毕竟不能完全扼杀诗坛的生机。有些有见解的诗人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探索，他们在广泛地学习和借鉴古典诗歌、“五四”后的新诗、民歌、外国诗歌的基础上，刻意求新，进行创造。一些因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而与新民歌运动中的虚浮之风认同了的诗人，也很快从狂热到冷静，迅速恢复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到建国十周年时，诗人们纷纷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这些诗集的出版构成建国以来诗歌创作成就的一次检阅。

总观十七年诗歌发展，道路曲折，成绩虽应充分肯定，但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确实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首先，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违背艺术规律的简单、片面认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破坏艺术民主的行政干涉和粗暴批评，构成了对诗人头脑的极大束缚。这种束缚甚至有时会扼杀诗人的诗才。有的诗人在诗中歌颂祖国山水，歌颂美好的爱情，就会因没有配合政治运动和宣传现行政策而被扣上“追求资产阶级美学理想”的帽子。于是诗人遂自觉或不自觉地去附会“标语口号”，制作“紧跟形势”的应景应制诗，语言乏味、构思平庸、千部一腔。这种不正的诗风，十七年中时起时伏，延续不断。

其次，由于上述原因，诗歌的真实性经常受到损害。来自生活现实、来自真情实感是诗歌的生命，而我们的诗歌有时却以浮夸的狂热和虚假的“浪漫主义”代替了真实情感的抒发。毫无疑问，诗歌离不开想象与夸张，但真正的浪漫主义是开在生活土壤上并得到理想的阳光照耀的花朵，决非轻飘迷离的过眼烟云；而有些诗歌恰恰由于缺乏真实性，很快就像过眼烟云一般从读者的心目中消失了。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感情真挚的颂歌，歌颂丰功伟业，歌颂社会主义，但诗人在歌唱美好事物的时候，却不应在严峻的现实和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而有些诗歌恰恰是回避矛盾，粉饰现实，缺乏干预生活、“为人民鼓与呼”的勇气。

再次，十七年诗歌在风格和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上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没有个性就没有风格，而我们诗人的个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展现。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应当允许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去汲取他的诗情，表现他的风格。但是诗歌界的风气往往不是提倡而是压制这样做。抒情诗当然要抒人民之情、时代之情，然而这一切不应该离开诗人个人的独到感受；可是十七年诗中一写到“我”的心灵，就往往被指责为不健康的自我表现。在诗艺上，本来应当允许和提倡诗人从各自的风格出发而各有个的继承和借鉴，各有各的探索和创新；但多次关于诗歌问题的讨论，特别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的讨论，都相当忽视诗歌形式多样性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诗歌就是民歌”，对西方世界的诗艺技法更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这些观念无疑给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当然，有些诗人较少受这些框架的限制，他们不拘一格，转益多师，因而成就较大，形成自己的风格。

后记：暑期在家闲来无事，翻厢倒柜的找到了一本《诗歌的前期艺术》，阅完夜不能寐，于是就写了这篇《诗歌的十七年》。为了能写好这篇文章，又专门跑到新华书店看了一下午的关于我国建国前后的诗词篇章，算是对诗歌又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读者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无处不充斥着一股沧桑久远的艺术气息，相信看完之后之会有两个结果：才疏学浅的会看得迷迷糊糊、晕头转向；才华横溢的则会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本文已被编辑[鲁速]于2007-7-30 7:46:2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