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下镰时，舅父殁了。接到这个噩耗，我十分悲伤，连夜搭了一辆便车，往舅家赶去，心中却怅然若失，想道：舅父真是个命苦人啊！劳苦一生，去时也在三夏大忙之中。这个季节，人们都要收获，谁有工夫来忙他的丧事？然而，我的耽心多余了，一进舅家的大门，院子里早已熙熙攘攘：搭灵堂的，盘锅灶的，借碗筷的，运冰棺的，你来他往……我在灵柩前哭了一场，舅母就说：“甭难过了，你舅殁得虽然不是时候，但乡亲们都停了手中的活路，前来帮忙。”一听这话，我便止了哭声，暗自寻思：人总归要有一死，舅父生前吃苦受累，受尽煎熬；死后有这么多人为他送行，也是“功到仙成”，心中便有一些安慰。

在乡村，举办丧事，最能体现一个人生前的德行，修行不好者，连抬丧的人也凑不够，无奈时，只能花钱雇人。这么来做，亲戚六人、儿女子孙便觉脸上无光，埋怨先祖生前为什么不积德行善，叫村人这样的下贱……舅父无职无权，只是一介农夫，人们放下手中的活路，来忙他的丧事，足以说明他在村人心中的德望。舅母还告诉我：舅父患病期间，村里一千多户人家，几乎都来看望过，乡亲们你十块，他八块地给舅父济钱，叫舅父好好调养身子。舅母说她坚决不收这些钱，乡亲们也不富裕。但乡亲们说：“我们就是再穷，也得有点心意，你怎能不收？”这使我十分感动，看来，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们能秤出谁轻谁重。不管你生前为宦，不管你生前为民，只要德高望重，入土下葬，人们总要寄托一点哀思，总要来为你送行。而那些位高权重者，生前不为百姓谋利，只想着自己的位子、车子和帽子，一旦死去，能有几个人给他送行？怕还要招来一片骂声……富贵是一生，清贫也是一生，重要的是，当你离开这个人世时，能不能留下一点令人怀念的德行。

舅父是清贫一生的人，可他的人品却像冬月里的落雪，洁白晶莹。舅父出生时，正是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年月。五六岁时，便患了一场天花。那时候，医疗技术还很落后，天花自然是不治之症。舅父染上天花，先是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以拧麻维持家计的姥爷，已经萌发了放弃的念头。但姥姥惜儿如命，将舅父抱在怀里坐了七天七夜，饲汤喂水，乞求神灵能使孩子起死回生……可能是姥姥的诚心感动了上苍，七天之后，舅父高烧退了，瀛弱的性命也就没有交给东风。然而，却落下一脸麻子。舅父姓周，奶名乱喜，村里的轻佻之徒就叫他“麻乱喜”。舅父倒也滑稽，指着自己的麻脸说：“麻子有什么不好？每一个麻点就是一盏明灯，能将天地照亮。”于是，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子——“周世亮”。

不知是患过天花的缘故，还是周世亮这个名字的高深，舅父从此便有过目不忘的记性。那时侯，乡村里识文断字的人不多，舅父念过三年私塾，怕就是很有学问的人了。可舅父绝不做知识私有者，他常给乡亲们说《三国》，讲《水浒》……村头那棵歪脖子树下，就是舅父说书的场所。

舅家的村落叫罗局镇，是关中道岐山、眉县、扶风三县的交汇处，单日逢集。每到集日，人流络绎不绝。赶集的人购买了家常用品后，就到歪脖子树下听舅父讲书。当舅父讲到诸葛亮陨落五丈原时，听者便都纷纷落泪。舅父话头一转，吟出一首诗来：“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象牙宝座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这是唐朝诗人温庭筠途经五丈原时留下的千古绝唱，这诗一吟，听者对诸葛武侯就更加怀念。

舅父除了讲书，还常常给红男靓女“喝礼”。那时侯的喝礼者就是现在的司仪，可现在的司仪有点浅薄，少了一些文化。舅父喝礼，总能即兴发辉，将传统的文化渗透进去。比如说，他上周公庙给人喝礼，即兴吟出这么一段：“周公庙，在岐山，山青水秀好景观。两个新人来相配，都是周公做的媒。庙内有眼润德泉，清澈亮底水味甜。新娘喝了甜味水，养龙育凤终生贵。”当然，舅父有时候也搞点笑料，那是对伴娘，我们那里把伴娘叫送女客。舅父有一段词这么喝：“众位的，都来看，这个送女客不见蛋（简单）。拿了一把手帕子，藏在她的裤腰里。送女客，甭作做，快将手帕往出掏。”送女客见舅父数落她，就掏出一只手帕送舅父。但舅父还想给其他人搞一些，接着唱：“送女客，样儿好，这个手帕太糟糕。这么多人在观看，给我一只咋个办……”舅父这么一唱，观者便捂着肚子大笑，送女客也就不再匿藏手帕了，很开通地散发每人一条。婚典本来就是个热闹的场所，舅父总能使这个热闹的场所凭添更多的欢乐！

舅父不仅出口成章，还作得一手好画。小时候，我在姥姥身边长大。总见舅父在墙壁上作画：有林冲雪夜上梁山，周瑜赤壁破曹操，穆桂英打破天门阵……我曾问过舅父：“舅，你为什么不在纸上画？”舅父说：“咱没钱，买不起纸！”恐怕就是家庭的贫寒，才埋没了舅父的艺术才能。若是稍微殷实一点，或者能有一点什么关系，舅父怕早就吃了公家饭，怕早就成了作家、画家。但福薄命浅，艰苦的环境，最终使舅父滞留在黄土地上，做了一个的的道道的农民。做了农民，便意味着受苦，可舅父从来也没为做了农民而懊悔，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在快乐中度过！他曾对我说过：“吃苦是一种福分，当你真正理喻了这个道理，就是半个圣人！”

由于舅父的文才出众，村里有什么不平事，他都能编出一些段子，进行讽刺，抑或警示。周家门里有个虐待孩子的后娘，舅父编了一段《石榴花》：“石榴花儿开得红，后娘打娃心不疼，白日打，晚上拧，不是鞭杆就是绳，还说把娃没打成。”段子叫小孩当童谣唱了，羞得那个后娘无地自容，后来，终于醒悟，改了虐待孩子的毛病。

南街贾家，有好吃懒做不孝顺父母的小伙子，舅父又编了一段：“有个小伙缺德性，对待老人太绝情。三伏六月父出工，他怕天热躺屋中。数九寒天父劳动，他睡热炕还嫌冷。老父常年忙不停，他领媳妇逛县城。提起吃穿赶时兴，提起下苦发火性，这样下去成习惯，儿孙看样会报应。”

舅父的诙谐、疾俗，博得全村人的尊敬。可他生不逢时，艰辛的生活总使他捉襟见肘。一九六零年以后，他的四个孩子先后出世，为了生计，不得不做起乡下最苦的活路——打胡基。打胡基这种大苦大累的活儿，“文革”时是“四类分子”的专利，不属“四类分子”的人操作，也是两人搭档。可舅父为多挣工分，总是单练——四五十斤重的石夯提在手中，每天要跳几千次，打出一摞胡基（500块），可挣10分工。就是这样的强体力劳动，使他过早地弯了腰。但腰弯之后的舅父，一直没有停止在黄土地上耕耘。

一九八三年，年过花甲的舅父劲头似乎更足。他承包了村上一座荒壕，清理出十几亩好地，在里面种上桃树、杏树、梨树、蔬菜、花草，还养了鸡，喂了羊，圈了猪。白日里，他在地里给植物松土、施肥、浇水；一到晚上，点一盏油灯，戴一副花镜，读《史记》，念《大学》……有时候，就给前来拉闲的人讲书。舅父一生读了多少书，无从而知，但他临终时留下的书籍，足够祖孙受用数代。

那时侯，我去看舅父，劝他不要太劳累，年纪大了，该歇一歇。舅父却始终是个乐天派，说：“人是动物，不动，怎么能叫物？劳累不会使人死亡，疾病才能剥夺人的性命。”这就是舅父的境界。舅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知识渊博，一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从来没有失落过；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劳动在他的心目中，是一种崇高的追求；吃苦在他的意念里，是修身养性的良药。我想：一个人若能修炼到这种地步，恐怕就是神仙了吧！

舅父虽属一介农人，但对书籍的珍爱，比那些学院派的知识分子还要痴迷。舅父少年时就开始藏书。那时侯，他是一个卖干糖的小贩，有了几个利钱，便瞒着姥姥，全都买了书。为此，姥姥吵过他好多回，但他的成性就是不改，一有点钱，便换成书背回来。他将自己的书打成一包一包的，挂在屋梁上，说是怕虫螋鼠毁，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怕像我这样的“贼外甥”偷拿。舅父这样的举做总使人忍俊不禁，我们便都叫他“老顽童”。

舅父藏书，爱书，书籍也时常给舅父排解一些困难。一九六二年那阵子，人们的生活都很难，舅父的日子更是举步为艰。为了生计，他在罗局镇摆了个书摊，一本连环画收取2分钱的租金，一天下来，能收入一两块钱，靠这些微薄的租金，他和全家人度过了饥荒。这件事后来成了舅父炫耀的资本。其实，这只是泰山一石，书籍真正的潜移默化功能，是体现在他的后代身上——舅父培养了一个本科生，一个研究生，他的几个孙子，从目前的情况看，都能进入大学的学堂。常言道：读书之人荫泽九代，这样的话看来没错。

舅父爱惜他的书，对别人的书，同样爱惜。所借之书，有借有还，绝不失信。有一年，他来家中看望我母亲，凑巧我们都不在，他想看那套《红楼梦》，拿走时便留下一张借条，上面还写了一段话：“红楼一书，舅父去观，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们回家后见到这张借条，都觉得可笑，但也敬服舅舅的诚信。一个不讲诚信的人，虽然能风光一时，但却难能风光一世！

舅父在土壕的那些年，是他的最后时日，他将那座土壕绿化得如同水乡江南。然而，树木、花草生长期间，需要大量的养料，舅父坚持不用化肥，承包了中学的厕所。每天早晨，他要起个大早，将茅厕中的粪尿，一担一担担到土壕里去，浇灌他的花草树木。在中学当老师的表妹面子上挂不住，说这样做太让她丢人，不叫舅父担，说每月给舅父三百元，叫他别干这种事了。舅父笑着说：“孩子，你虽然是个教师，却如此的肤浅？担大粪有什么丢人？看来，你还没有修练到家！”

这是舅父留给儿女最珍贵的语言，也是儿女受用终生的语言，每当提起这句话，表妹定要痛哭流涕。在舅父的灵柩前，她哭得最伤心，她似乎在为自己不能理解舅父而懊悔，也可能是读懂了舅父的人生轨迹，才这样的动情……

安葬舅父那天，罗局镇的人都来送行。我给舅父致了悼词，人们的痛哭之声经久不绝。舅父虽是一介农夫，逝去之后却有这么多人自发地前来悼念，那种场面，那种悲情，使我久久难以忘怀。舅父去了，他没有留下金银财富，但却留下一个农夫乃至一个读书之人以清苦为乐，以清苦为荣，勤劳正直，与邻里和睦相处，从无算计，光明磊落的一生，这恐怕是一些做官为宦者难能比拟的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