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我的同事陈万书去与咱们中国相邻的一个国家去旅游，回来后给我讲了一件趣事。据万书讲，他在那个国家游览时，导游不但是个漂亮的年轻女子，而且是个“中国通”，汉语说得非常地道。万书怀疑她在中国生活过相当一段时间。

万书这家伙喜欢与年轻女子（尤其是漂亮的）搭讪，一路上，不时地向那个女导游问这问那，女导游有问必答，很有耐心地满足他的所有好奇心。当万书提出了一个问题，问题虽然简单，但在里面不经意涉及到了这个国家元首的名字。那女导游听万书如此问，表情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了，她认真地纠正万书说：“先生，您应该这样说……”紧接着，那女子一口气说了一大串修饰词，最后才虔诚地吐出三个字，这三个字，便是他们国家元首的名字。万书说，那一大串的修饰如果按汉字计算，怎么也得有二十多字。

这些修饰除了英明即是伟大，由于句子太长，万书竟然一点儿没记住。因为记不住，在以下的问题里，他再也没敢提那个元首的名字。

听了这个故事，我不禁感慨起来，心里竟对那个国家的人生出一点儿同情来，如果人们每天说话都这么罗嗦，可真是够累的了。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好笑，有时一想起来就在心里发笑。再往后，我突然醒悟了，觉得这没什么可笑的，因为我们国家的人，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在上世纪中叶，有十年的时间，我们的说话方式也曾经这么罗嗦和烦琐过，只是时过境迁，对当时的一切已经淡忘了。那时，我们在说话时，尤其是书面语言，必须要把“最高指示”放在前面，即使是谈恋爱写情书或是犯了错误写检讨书，也不能省略这一格式。人们在公众场合，张口闭口都是“毛主[xi]教导我们说”，而且在毛主[xi]三个字前必须要加上“四个伟大”，即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就是从那时起，我们说话开始变得罗嗦了。而且这种罗嗦愈演愈烈，到后来，在写任何文字时，不仅要有伟人的语录，还要伟人的诗词，谁的文字里引用的语录和诗词多寡，是一个人学识和才华的标志。在我所在的工厂里，有几个小女子，就是凭这种说话方式，语录倒背如流，言必称马列，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赏识和重用，从此飞黄腾达，乌鸦变凤凰，直到现在还在厅局级的位置上当领导。

这种说话方式在有一个时期，到了一种泛滥的状态。期间，也闹出一些笑话。

我所在的工厂，有一个大老粗出身的厂革委会副主任，在一次大会发言时，用伟人的诗词作为开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静悄悄（尽舜尧）”，这老兄的话一出口，坐有上千人的厂俱乐部真的“静悄悄”了。据说是这个大老粗出身的头头不认识“舜尧”二字，不知道怎么就念成了“静悄悄”了。好在这个人出身好，又是作为革命造反派头头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说错了也就说错了，也没有谁计较，只是当成笑谈了。

把“尽舜尧”说成是“静悄悄”，还不算离谱。我听说，最离谱的应该是前纺的车间的一个副主任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的外号叫“半拉瓜”。这个“半拉瓜”也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认不上一笸箩，让他用这种方式说话，也真是难为他了。

据说，这个“半拉瓜”在一次车间大会上讲话，当着全车间工人的面，开口便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这句话一出口，工人们马上哄堂大笑——谁都知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的一句唱词，竟被这老兄当成毛主[xi]语录了……这件事很快在全厂传开了，熟人见了“半拉瓜”都拿他开玩笑，连厂革委会的军代表都逗他，弄得“半拉瓜”极没面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半拉瓜”上下班，在路过厂区大道上总是低着头，怕有人和他开玩笑……

唉，可怜的“半拉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