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伤痕

罗春会

我家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伤痕，曾经的饥饿与贫穷只是物质的，而精神的伤痕却要记忆一生。

我的三兄长快要退休了，因为不识字的原故，他的档案上的生年时间在好多次的户口登记或者档案整理中不知被哪一个粗心的文书写错，整整写小了三年。就因为这三年时间，三兄长将需要交纳好几千元的养老金，这无疑是对只能靠低保维持家用的他面临经济压迫。所以便让我帮他找熟人到县公安局户籍股设法更正过来，近日又找出他的档案以佐其用。

看了三哥的个人档案，我的心被刺痛了。三哥的这份档案与其说是他的，不如说是我的家庭的档案。而就档案本身而言，也许着重的只是我的已故去的父亲。因为父亲的历史，我们那个曾经还在青年的家却遭遇着不同寻常的历史待遇。

档案是从1975年12月11日开始记录的，它也记录了三哥不同寻常的人生岁月。

翻过档案的封皮和目录，我所看到的是一个那时作为一个工人的生命履历与历史同步的滑稽。封页上开首是“毛主[xi]语录”，下面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关于毛主[xi]的语录，在后来自有人提出见解。而对于这两句话的正确与否，我也不想妄加评论，我只想知道我的三哥在他的工人生涯中有什么令人难忘的记忆。页面下方是印刷体的单位、籍贯、以及姓名和时间。但就是这个封页的中间空白处，黑体字“工人登记表”下有三行字。有两行字被钢笔划掉了，但还能看出“75年12月12日招工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因他父亲是坏分子不予招收”，而地三行字则是“二次复议，同意。”

个人履历略。个人履历后组织对三哥的审查意见等栏目是我们大队革委会对三哥的鉴定意见并加盖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圆章，接着是我所在的地方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盖章，接着是我所长的区革命委员会，县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的依次盖章。这没什么，这只是那个时代的印记而已。

我的父亲是什么坏分之呢？这在以下三哥的自传以及他被招收当工人在当地以及我们大队，小队的证言材料中有详细的记录。

其中一份是我们大队革命委员会的证明如下：兹有我大队罗沟生产队xxx（我的父亲，此隐去），贫农成份，现拿61岁，家庭六口人。本人在极为放前是土匪于62年戴上坏分子帽子的。现在在生产队表现规矩，服法改造。罗改民与父能划清界限，如在生产队开对敌斗争会时，能面对面的与其父斗争，经常能给大队、生产队汇报其父所做的坏事。因儿子能与其父斗争，迫使xxx（我的父亲）表现比较好。下面是罗沟大队革命委员会，时间。圆章

另一份是我所在的区派出所于1975年12月18日对我大队和生产队部分干部座谈笔录如下：“坏分子xxx（我的父亲）是1952年土改反坝（应该是“霸”字）时，因他在解放前当伪军、当土匪、耍钱、贩卖大烟给戴上坏分子帽子的。现在表现一般。”

这两份材料前面说是1962年，后面又成了1952年，时间错了十年。可以断言，这里的材料中十份有六份是我们大队和生产队当时的一些人变态思想在做怪的事实。

我的父亲解放前确实在叫着“何村”的那个村干过事，当时叫“何曲乡公所”。据父亲后来告诉我说过他的点滴历史，家里只有他自己，国民党执政时期当时就是国家政府，父亲去地方乡公所干事其实也是政府的事情。胜为王败是寇，所以在旧政府干事也得接受新政府改造没什么话说，历史总是有趣的，公论也无法解释，对与错都交给历史去评判。但大队与生产队的关于土匪、耍钱、贩卖大烟之说确是有的说上，没的捏上的他妈的坏了心肠的鬼话！一个帽子戴上了，任他们怎么胡说捏造罪名也不怕我的父亲敢争辩，否则就是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有他好果子吃的。今天开大队会，明天开生产队会，哪一次不把你整惨不罢休！母亲曾经告诉我们，父亲被在大会上批斗的时候，我们的家人也跟着遭殃，还得逼迫三哥当家庭的叛徒与父亲划清界限。以下就是关于三哥自传里的部分节选：①父亲xxx（我的父亲名字）现年61岁，社教前因历史问题戴上坏分子帽子，现在生产队劳动；②要和我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要作坚决地斗争。我相信这是当时家庭的原因，也许并不是三哥的心愿，他只想走出去，当个工人有份工作是主要因素。

解放后，贫农当家作主，有历史问题的马上被打入地狱是那些年的政策问题。但我有时间在思考，多少贫农却因为解放了他们就反过来欺压另一些人，比如象我的父亲这样的人。其实他不过是在旧政府做事就象今天在最低一级乡政府里的小干事而已。我们应该滤去政治原因，单就吃饭一事，在哪干还不是要活命。只不过是一个人的觉悟问题。谁能证明现在入了党的人思想就纯洁就非常净化。在我看在许多人来看在中国的许许多多人来看并不是这么回事！而大多数的官员政府干部是什么样的心态，我想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谁还能不知道他们不是穿个马甲的王八！

都说解放了人的思想都变好了，那么且看看我的三哥档案里我们罗沟大队支书郭来运的证言材料是怎么说的，那时我们三个队谁不怕郭来运呢！

“在学习方面，罗改民同志努力毛主[xi]著作，并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比如大队成立了基建队，他在基建队工作，姬河水发洪水，基建队用水泥，需要去的别人都不去，可是改民同志能积极报名去”。这就是当时那些一惯认为自己是好分子的人却不愿意去最艰苦的地方劳动，而是我的三哥，一个坏分子的儿子积极去生产劳动。这简直是一个戏弄人讽刺人的滑稽剧！

实在话，三哥根本不识字，说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都脸红！说三哥是个任劳任怨的人肯吃苦不怕累却是非常正确的！三哥只上了两年识字班，但他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才使自己的档案被人糊糊涂涂地写错了而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三哥53年生，62年时他才9岁就到队上参加生产劳动一直到75年他23岁，整整在队上干了14个年头！这在我们现在的孩子心里是取法想象的，我看到这个岁数时的三哥心理是震撼的、吃惊的，同时我的心也在流泪！九岁还是孩子，有可能还在母亲的怀里撒娇，可是三哥却无奈地走到土地上开始了童年对于劳动的残酷！这种劳动我不认为是光荣的，它是对人的肉体、精神与心灵的折磨与摧残！而那时却时时在抓对人的教育！真是让人在悲伤的流泪中还得强行去笑！

三哥那个时候正好23岁，为什么他要去当工人呢？这档案里的许多笔记材料、证言材料都说的是我们家在当时因为贫穷。是的，我们家是贫穷，但是在那时，在我们的农村，和我们家一样的是十分之有九都是贫穷的。而要三哥去当工人是因为我们家的困难。我敢说，这是我们大队对于当时政府政策的歪曲，也是对我们家的戏弄。其实事情的原委是我的二哥在栲树洼煤矿突然遇难，按照国家政策遇难人的家可以给一个招工的名额。那时五哥去了河南，六哥和我都尚小，只有三哥正好符合招工条件，这条件来源于二哥的死。可是就是因为我的父亲的成份问题被我们地方一些人费近心机地阻拦、设置障碍不予执行国家政策。招工表格已经下发，时间都是定好的12月11日，但是他们却不同意三哥去。最后还是去了，是他们实在扭不过政策，不得已，所以所有的证言材料都是12月11日后的，这时间应该在11日之前就得上交。所以就有了封页上划掉“75年12月12日招工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因他父亲是坏分子不予招收”的字样，重新写上“二次复议，同意。”然后二哥才兴高采烈地去当他的工人了。他当然是非常兴高采烈的，因为那时当个工人真不容易，就象后来的考大学和我的考上一所学校一样难！当然现在不难了，工人也已经在这个世界不是什么热门的名词了。现在大学生甚至研究生都失业，就别说工人老大哥没工作，谁去听证言的新闻那就太无聊了！社会是残酷的，什么时候都不容许人有太多的思考你该何去何从！

我毕业后曾经去我县栲树洼煤矿查看我二哥的死亡原因，那时我的工作环境在我们县最高政府机关，对于找到二哥的档案非常有利，但是我到总矿并没有查到。我到现在都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没有找到。二十年后的现在，这个问题在不经意间得到了获悉，也是我一直心理存在的疑团。虽然证明材料不是十分详细，但基本说清了二哥的事故原因：

关于罗土改（我的二哥）因工死亡报告书：罗土改生前23岁，住洛南县寺坡公社罗村（应该是罗沟）生产大队，系我矿栲树洼矿井轮换工，于1974年12月11日在井下寻找工具，误入停采工作巷道，被二氧化碳中毒窒息，抢救无效，当场牺牲。事后我矿以（74）洛煤革字第208号文件报告在案。

特此证明

1975．12．12

陕西省洛南县煤矿革命委员会

这就是三哥去当工人的原因所在，而被我们地方一些人以我家贫穷才需要给予招工的原因，且不予同意。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我才六岁多，我的父亲和母亲也因为能让二哥去当工人曾经多少次走夜路步行一来回一百二十华里去煤矿找矿上。一个23岁的生命的殒落并不能为另一个人也是23岁人提供一次就业的机会，不是国家的错，也不是政策的错，是一些人的错，是那时许多人的人性畸形的扭曲！

二哥早已化着了泥土，他的死给我们的家带来了非常的解救，对于我们的家，二哥是不朽的；父亲也已经化着了泥土，他曾经告诉我说自己在解放前是无愧的，许多的罪名他承负了二十多年。但历史的无情又让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只能感到非常地难于用常人的思维去思考而已！

曾经因为一个工人身份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这个社会的三哥在二十多年后贬值了，继而他失业到只有依靠低保。这也是社会变革的必然，这比我们不能理解过去好接受些，毕竟我们的社会发展了，虽然还是有许多不公平的事实存在。

逝去的人已经成了历史，而历史却因为某些原因也在时时与活着的人发生一些偶然的巧遇，让人在渐渐遗忘中又重新回望历史所发生过的故事。这故事并不好奇，看过了，会更加难忘，就象伤痕要永远铭刻心间一样，什么时候扯一下都会痛！

2007．7．24--25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