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写写母亲,这个想法有十年之久了吧,写完就撕掉了,都觉得那些文字不足以显示母亲的真实形像。去年春节,没有回家,爸爸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回家?电话里我隐约听到了母亲的啜泣声……
读小学时,那时的北方才算真正的北方,冬天里气温低到三十几度,雪下的天地连成一团。通常早上母亲做好了饭才叫我和二弟起来。四年级时,母亲的身体就不算太好了。那天夜里便下雪了,母亲腰疼得一直没睡着。到天亮时她睡实了,而父亲要早起到市里折腾羊毛,差不多五点就要起来。我听到他一个人在外间屋掏灰,涮锅,然后生火,他好象赶时间,我感觉他做了些玉米面的稀粥,然后呼噜呼噜喝完了,接着是他把东西绑在车子上,最后是他拉开吱呀的破碎了的木门。他最后一次进屋时,满身的凉气,还有没有化的雪花。他放低了脚步,在我耳边说,
“立国?醒了没?”他小声问道。
“嗯”我迷糊地答道。
“一会起来就上学吧,你妈昨晚没睡好,让她睡吧,早饭中午回来再吃吧。啊~~”
我“嗯”了声,接着他走了,也带走了那层凉气。
在炕上又躺了一会,外边的天也亮了,便起来,喊醒弟弟,不小心把母亲吵醒了,她挣扎着要起来给我们做饭。
“妈,你睡吧,不用了,爸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
“那你们吃了上学吧。”
整个上午我听到弟弟和我的肚子都在咕咕叫着,别的孩子都用嘲笑的目光看了我们一遍又一遍。中午回家时路上弟弟舔着落到嘴边的雪花,说:
“哥,中午妈会不会做玉米饼,炖土豆,我想吃。”
“会吧。我也想。”
雪大的五步外都看不见别人,我们开始走,后来就跑上了。推开门,屋里那种冰冷和没有熟悉的玉米饼味我的心沉了下。进了里屋,母亲横横地躺在炕上,挂灯泡的钩上挂着白色的管子,那是吊瓶。母亲脸色很白,可能是冻的,一个上午没有生火了。我当时很怕那种瓶子,觉得母亲得了什么大病,可是心里还是在埋怨她没有做饭。
“回来了。立国,你去你二叔家吧。”
我没说话,带着弟弟去二叔家。吃过后也没回家便上学了。晚上放学后回来时父亲回来了,他给母亲做好平日都舍不得吃的白面汤片,母亲还在输液。碗就在她眼前,浓浓的香味引得我肚子叫个不停。母亲脸还是很苍白见我们回来,说道,
“饿了吧?你们吃吧。我吃过了。剩的。”
父亲看了眼母亲,然后说“你们俩分了吧。你妈吃过了。”
后来,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母亲没有吃,而且她心里一直都觉得对不起我们,让孩子没吃上一顿饭,饿着肚子上学,以后这样的事再也没有过。十三年来,小学,初中,高中,母亲再也没让我们饿着肚子离开过。
母亲很要强,可日子不好过,再能干的人也无法在那个时代让原本就是穷的叮当的家过好。她能做的就是自己少吃,省吃,或者不吃。多少年了,母亲那时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也改不了。我记得母亲在地里干活,水喝没了,看见别家孩子在吃一角钱的冰块,她回忆说,她多想去咬一口。后来姐姐结婚了,母亲终于肯花两角钱买了块冰块。日子一天天好后,她高兴时就买一块,就两角钱。等我和弟弟上大学后,她又是四年没有吃过了。四年后,那种冰块早就不生产了,我们回家,给她买了伊利雪糕。她边吃边说,
“好吃,真甜!比那冰坨子好吃多了。”那时我心涌过酸酸的一串火。
母亲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她说在洞房时才见过父亲真面目,在相亲时父亲找人代替的。这事也许没有多少人相信,但是他们俩为了这个话题吵了大半生。没我们时母亲想离,可是姥爷不让,还有就是父亲去她家跪着求她。等我们陆续出生了,她更离不了。
“如果没有孩子,我早就走了。等孩子长大了,我就去死,这辈子我过够了!”
这句话,我听得十多年。有时,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让她把一辈子的幸福都因为我们而葬送了。在大学里,每次写信,最后我都附上一句“谢谢你,妈妈,爸爸!”写信要钱时,不能说要,而是借,还说毕业后一定还。我这样说不是分生,也不是他们小气,而是觉得如今都成人了,他们为我们做的实在太多了,多到我用一生都无法偿还,多到我不敢再张口有求于他们了。同室的兄弟偶尔看了我的信,还奇怪的问:
“你跟家里要钱还说借吗?”
我无法回答,他实在不能了解我心中的感受。而在暑假里回家,不小心看了弟弟大学里写给家里的信。那些信母亲都要父亲保管好了,我的在一起,装在一个红红的盒子里;弟弟的放在一起,装在一个蓝色的盒子里,都按时间顺序排好。弟弟的信里结尾处也写满了感谢的话。有些信都给翻得起了毛儿,折的的地方也开裂。我想,四年里两个才人风雨相扶,就靠这些来度过一千多个念儿的长夜吧。
在平静的日子里,想起母亲时,还想到我打算高三复习前的那个暑假的一件事。这件事我一直压在心里,连自己的爱人都不知道。我不想说,怕别人的想法会伤害母亲在我心中的伟大。靠种地为生的五口人,有三个只会花钱的,母亲在那几年老的特快,皱纹多起来,头发白的也不少。那年代每家都要养一头两头猪的,没有子女过重负担的通常春节时能杀一口,卖一大半,自己剩下一些。母亲在我们读书时一直这么做的,我只刻在小学时家里杀过一口后,十几年再也没有杀过。那年暑假,我买些补习资料,家里又没多少钱,而母亲努力想买口猪,年前卖了少说也挣些钱。母亲去了几个集市,看了又看,问了又问,都没买。我快开学了,中午从同学那里回来就见家门口又吵又骂,一大堆人,有乡亲,也有不认识的。还停着一辆三轮车。走近时听了叫骂声。一会便明白,他们说母亲在集市上偷了人家的小猪仔儿,给人追到家了。我的脸一下起了火,没听下去就进屋了。又过了一会,外边打起来了,而且打到我家院里了。几个年轻力大的人追着父亲到院里还打,而母亲哭着拉着,向他们说好话,一再解释,说他们一定是记错了,钱给了。那些人不饶,母亲只好说猪仔儿你们带走。算我们倒霉。那些人二话不说从猪圈里抓了后开车离开了。
父亲进了屋,脸上青了一大块,唇上是血。而且他弯着腰,可能是给棍子打的。母亲没了哭声,脸又黄又黑的。她只说“真倒霉!还以为白捡了呢。”
母亲打小就告诉我们不能偷,小时候我偷了四叔的十块钱买了盒烟,为此母亲把我打的这辈子都不敢了,而且打完后她也哭了。但母亲这次是不是偷的我现在也不清楚,但我心里明白,母亲这么做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生活啊,残酷的生活!
我想,母亲虽不提这件事,应该和我想的一样,也是自己心里的永痛。我只希望她能知道,她的儿子明白为什么,也从没因为这样的事而觉得他们的母亲给他们丢了脸。写到这想起现在我为自己觉得惭愧的事。而这件事却让母亲下跪了。
2000年的暑假,我和弟弟双双考上了大学。我考的是本科二本,内蒙古民族大学,弟考的是全国重点大学,武汉大学。那个夏天,高兴,忧伤同在。为了学费,母亲借了一个月,有的是求,有的简直就是抢,现在我的那些亲戚都开玩笑说,那时你母亲好像疯了!父亲在外面没有办法了,把院里一周四十几颗大白杨——原打算我们结婚盖房子用的——全放倒,低价卖了。临近开学了,钱还是不够。弟弟喜欢看报纸,说国家有新政策,可以贷款,咱家里一下子出了两个本科大学生,村里,乡里,县里都应该支持。母亲不知心里怎么想的,还是去了村委会,村支书说没钱,不过可以开个证明,证明家里困难,有两个大学生。到乡里,乡长很开明,说这是好事,不能让孩子因为没钱就上不起学。写了个条,说去农行借吧。到了那里,人家根本就不理。看了乡长的字条后,冷笑道:
“大学生多的是,都来借,不把银行借黄了?!”
母亲把弟弟剪下来的那段报纸给他们看,他们还是冷笑,说,谁写的你找谁去借吧。现在国家是有这个政策,但借出去的钱如果按时还不上就由放贷人来偿还。我们不敢借给你。
整个上午,母亲来回于行长和乡长之间,像个皮球一样给人踢来踢去。后来那个农行的放贷员见母亲实在可怜,说你们到县里农行看看吧,他们有权。于是中午连饭都没吃,我和母亲坐了车去县里,赶上人家下班。饿着肚子,我和母亲在大厅里等到他们上班。结果那个胖胖的行长比下面的人还要不讲理,几句话就噎得母亲脸色铁青。一个小时,还是那句话“门都没有!”
这时,让我意外的是母亲哭了,那个胖胖行长笑笑,说,出去哭!
我的拳头紧紧攥着,怒怒地盯着他,恨不能杀了他。钱不是国家的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就在这时,更意外的事发生了,“卟嗵——”母亲给那个行长跪下了。求他们救救她的两个孩子吧。
那个行长连眼皮都没抬下,就吩咐保安把母亲抬出去。我记得当时我很孬种,什么话也没说,眼里要喷出火,跟着母亲出来了。但我记得当时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这个王八蛋有一天给母亲跪下来,一定有一天我要用钱把这个王八蛋砸死!
快八年了,大学期间我也几次向哥们说起这事,我说这个誓言一定要实现的。后来,工作后,我把这个希望转给了弟弟,因为自己实在无力的很。而静下来时自己想想后觉得心里很堵得慌。母亲再也没提过,如同许多往事一样,她很少再提及。似乎在她看来,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也许这也就是母亲吧。
本文已被编辑[chen红叶]于2007-7-25 0:59:35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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