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孩提时就有两个娘，一位是怀我生我的亲娘，另一位就是视同己出从小对我呵护有加并发誓保护我健康成人的干娘。
我曾经在稍稍懂事的小学时代，就问过母亲：“我是怎么结识了这么好的保娘？”母亲笑咪咪地提起了几年前的往事。在我不懂事的时候，我们大队学校有位姓马的老师，在他以前被公社推荐到县城读师范期间，他的妻子在家不为好人，与大队干部乱来。马老师读完书回大队后，由代课教师转成为公办教师，乡里乡亲们都为他高兴。可是有一天，马老师上语文时，一个叫冉雨的同学埋头玩着小东西。马老师先警告说：“有的同学又在玩什么东西。”课继续进行，他边讲边观察冉雨的动静。冉雨觉察到了什么，他小心翼翼地将小玩物放进了用蓝棉布缝成的书包里。那小东西偏不争气，在包里闷慌了，叽叽地连声叫了起来。马老师气得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经直绷绷的。教室里只剩下小麻雀的叫声。此时，“当当当”，下课钟声响了，马老师把冉雨拉到了办公室，一阵拳脚相加后，本是与老师同队又是队长的宝贝儿子，师生关系便变得敌对起来。后来，调皮的冉雨为了发泄内心的怨恨，向同学透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他听他的爸爸妈妈说，马老师的婆娘偷人，偷的是大队书记。那些三年级同学，根本不懂“偷人”的意思，还说“那个姓王的书记不是今天还来大队办公室开会的吗？怎么说被偷呢？”
班长姚民认为很纳闷，就悄悄地告诉了马老师。马老师气愤的样子让办公室的老师们都不知道怎么说好。马老师连下节的自然课也不上了，飞快地跑回家，找到正煮饭的婆娘不问青红皂白大打出手，那女的遭到外面的飞语和家里的毒打双重压力，两天后遛回了娘家。他们刚走路的儿子也带走了。这样，我才有了我将要说的干娘。
我的干娘姓王，是当时大队的美女。高挑的个儿，传神的大眼睛，举止大方的印象，让多少男女倾倒。当时是集体生产，一个姑娘不读书就务农，如果能找一个教师就不错了。马老师没有了女的，又是刚转正的公办教师，媒婆只一点，郎才女貌的传统式的黄金搭档就成功了。
我母亲说：“马老师第二次结婚不几天，他的才17岁的新女人，到我家院坝里路过，一个才３岁的小男孩好奇地追着她不停地喊妈妈妈妈妈妈，弄得她真不好意思。在场的一个妇女开玩笑地说，‘这可能是一种缘分，干脆收为干儿子好了。’那新婚女人没有表示反对。小男孩的母亲也表示默许。这个３岁的男孩就是你。”
我真不知道一向内向沉默寡言见到生人就脸红的我幼小时怎么有那样大的胆子，见了生人还敢喊妈妈？难道在我潜意识里本身存在着大胆的因子吗？
顺理成章，马老师就成了我的干爹，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我的干爹包班，语文，数学，自然，科科都教，而我整个小学阶段，第一名是非我莫属，干爹也十分器重我，在队里常常夸奖我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是他发现的第一个好学生。当时，每学期3·3元的书学费，全是在干爹的每月12元的工资中宰扣除的。
文革期间，我们家人多劳力少，每个劳动日只有２角１分钱，家里经济十分困难，一年有３个季节是打赤脚板。那冬天保暖的都是我那心灵手巧的干娘每年一双亲自扎成的漂亮舒适的布鞋。直到我参加工作，布鞋不再时尚，干娘的眼睛老花了，不能穿针引线为止。
干爹退休后仍和干娘一起住在马伏山老家，我每年春节回老家，都少不了看望他们，既感谢师恩，又把他们当作亲爹娘。他们也以我有出息而骄傲和自豪。
祝福干娘！祝福干爹！你们是我一生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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